安吉拉·卡特短篇小说中的戏仿与变形——以《狼人》与《老虎新娘》为例

安吉拉卡特短篇小说中的戏仿与变形——以《狼人》与《老
虎新娘》为例
邓韵
【摘要】安吉拉·卡特是英国20世纪最具独创性的作家之一,书写极具个人特色,风格强烈,混杂了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哥特式传奇和女性主义.小说《狼人》与《老虎新娘》被视为对经典童话《小红帽》以及《美女与野兽》的改写,作品新颖又大胆,她钟爱的“变形”主题得到了充分施展.本文从互文性、变形母题和女性主义3个方面切入,分析这两篇小说中最显著的戏仿手法和变形现象.
【期刊名称】《重庆与世界(学术版)》
【年(卷),期】2015(000)007
【总页数】3页(P87-89)
【关键词】安吉拉·卡特;戏仿;变形;女性主义
【作者】邓韵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学院,贵阳55001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106
一、安吉拉·卡特的小说创作
安吉拉·卡特（1940－1992）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其作品糅合魔幻现实主义、后现
代主义、女性主义、哥特传奇、寓言色彩为一体，想象力极为丰富，个人风格强烈，语言夸张瑰丽，为此收获了包括切特南文学节奖、莱斯纪念奖、毛姆奖、切尔顿汉姆文学奖等在内的文学奖项，长篇小说《马戏团之夜》曾于1984年获得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英国最古老的文学奖），又在2012年获布莱克的最佳冠
军奖。

2008年，美国《时代》周刊将其列为自1945年以来第10位最伟大的英
国作家，在文学界产生巨大影响。

获得布克奖的日本作家石黑一雄曾受教于她。

卡特尤其喜欢对经典童话、传说和戏剧进行戏仿和改写，“她成功地将古老的民间传说或神话改写成现代童话，达到了传统形式和现代意识的完美交织和统一”[1]。

同行作家和评论家Salman Rushdie（萨尔曼·拉什迪）在为卡特作品集《焚舟记》作序时，这样评价卡特的创作风格:“她既形式主义又夸张离谱，既异国奇艳又庶
民通俗，既精致又粗鲁，既典雅又粗鄙，既是预言家又是社会主义者，既紫又黑。

”[2]4美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Elaine Showalter（伊莱恩·肖瓦尔特）对卡
特进行了高度评价，在专著中专门撰写了一章《卡特之乡》，称她对正在开放和转化中的英国女性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3]300。

她的作品繁杂，题材多样，
最精彩的还要数短篇小说。

Burning Your Boat是1995年出版的卡特的短篇小说合集，中文简体译版《焚舟记》，于2011年引进大陆。

在5本合集中，《染血之室》是卡特“重述经典”的巅峰代表作，里面收录了10个短篇故事，简介里介绍这些故事“纯粹以民间传说和童话为素材，是蓝胡子、美女与野兽、小红帽、白雪公主等故事主题的多重变奏与盛大交响曲”[2]。

这里选取《狼人》与《老虎新娘》两篇小说为例，探讨作者在短篇小说创作中采用的技巧。

《狼人》是对经典童话《小红帽》的改写，从不同的角度对原来的故事进行了解构。

故事开头就营造了一种阴冷的氛围:“这里是北地，天气冷，人心冷。

”[2]197在
一个生活贫穷艰苦，居民愚昧无知的山区，依然流传着女巫、吸血鬼的传说。

故事的主人公就在这样阴森可怖的背景下长大。

和原著不同，故事里的小红帽对森林熟
悉无比，时时保持警戒心，在遇到巨狼时英勇地挥刀砍下了它的前掌，用布包好，来到外婆家时却骇然发现狼掌变成了齐腕砍断的一只人手:“因操劳而粗糙，长有老人斑，中指戴着婚戒，食指上有个疣。

看到那疣，她便认出是外婆的
手。

”[2]199最后，外婆被居民们认定为邪恶的女巫，用乱石砸死。

《老虎新娘》是对《美女与野兽》的逆向式改写，也可以说是镜像式的戏仿，卡特所钟爱的“变形”主题在这篇故事里也同样大加施展。

父亲是个没落贵族世家的“浪荡子”，他在赌桌上将全部家产和女儿输给了野兽，主人公少女纯洁而柔弱，能够清晰地认知自己悲哀的处境，从开始的拒绝到向野兽展示裸体，到最后因野兽之吻而变成了动物:“他每舔一下便扯去一片皮肤，舔了又舔，人世生活的所有皮肤随之而去，剩下一层新生柔润的光亮兽毛。

耳环变成水珠，流下我肩膀，我抖抖这身美丽毛皮，将水滴甩落。

”[2]114
二、卡特作品中的戏仿手法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译作“文本间性”，通常用来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

20世纪60年代，法国当代文艺理论家、符号学家克里斯蒂瓦首先提出了“互文性”一词，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

“互文性”对于理解后现代文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作为一种文本策略，“互文性”渗透在多种后现代文类中:元小说、诗歌，反叙事、戏仿、挪用、拼贴等[4]80。

安吉拉·卡特极具个人风格的文体实际上表现出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消解”“颠覆”与“重构”故事是她写作的主题，体现在写作技巧上就是将互文性充分运用，对文本的“吸收”和“改编”通过戏仿、引用、暗指、拼贴、元叙事等手法来确立。

在《染血之室》一书中，最为显著的要数“戏仿”手法的运用，戏仿（parody）又译为滑稽模仿、戏拟，字面意思是对原作的模仿，以制造出一种诙谐或是反讽的目的。

“如今，在后现代语境的观照下，‘戏仿’已经走出了单纯
“滑稽模仿”的藩隅，孕生出新的内涵。

”[5]100建立在“互文性”基础上，“戏仿”不再仅仅是一种写作手法和文类的分属，更多地体现了作者深层的意图和写作意义。

“从文本策略来说，‘戏仿’就是狂欢化和世俗化。

”[5]102为了完成她“童话
重述系统”的宏大工程，卡特为我们提供了一场盛大的“文学狂欢”。

卡特自幼热爱民间故事，翻译过两本童话集《查尔斯.佩罗童话集》和《睡美人及其他钟爱的
童话》，对于童话和传说的叙述手法可谓轻车熟路。

《染血之室》这本故事集以家喻户晓的童话、民间传说作题材，将完整的人物、事件、情节、意象通通消解，再把不同的片段细节精心拼装在一起，重新筑成和源文本完全不同的新面貌。

《狼人》和《老虎新娘》是卡特童话重述工程中的短篇“戏仿”作品，被视为对经典童话《小红帽》以及《美女与野兽》的改写。

对于这两个家喻户晓的童话，卡特重新书写的版本赋予了作品新的生机和意义。

例如，原作《小红帽》在《格林童话》中是具有教化作用的，小红帽天真浪漫，不谙世事。

狼阴险狡诈，谎话连篇。

所以轻信了狼的小红帽，最后落得和外婆一起被狼吃掉的下场，多亏了碰巧经过的猎人才幸运得救。

而在卡特的《狼人》中，小红帽的形象有了很大转变，作为一个山区女孩，她经验丰富、勇敢镇定，能够在狼出现时毫不犹豫地挥刀砍断狼掌。

但结局部分却有了哥特式的恐怖奇幻色彩:小红帽发现外婆就是之前袭击她的那只狼，闻
讯赶来的村民们认为是邪恶的女巫作祟，用石块砸死了外婆。

在《美女与野兽中》，受诅咒的孤独野兽在少女的陪伴下学会了真正的爱，也因此解除了诅咒，变化成原本的模样。

但在《老虎新娘》中，现实却很残忍:少女被赌鬼父亲连同家产一起输
给了野兽，被野兽当作玩物囚禁在华丽的宫殿中。

结局也不浪漫美丽:野兽并没有
变成英俊的王子，反而是美丽的少女异化为野兽的形象。

三、卡特作品中的变形现象
卡特文体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变形”现象。

“童话尤其是民间童话中存在着大量
人兽变形童话”[6]42，变形赋予了童话迷人的奇幻色彩。

人兽互变作为文学上的“变形”母题，最早可以追溯到神话学中的变形神话。

“在神话学理论中，变形的设想也被视为构建神话思想的一个基因”[6]42。

罗马诗人奥维德在他的代表作长诗《变形记》中，运用“变形”这一线索将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串联起来，是早期对变形母题进行的一次文学阐释。

随着神话时代的结束，“变形”母题依然在文学和艺术创作中不断重复出现，人们有意识地继承了它的表现方式。

“变形”母题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定因素:“特定的人物即发生变形的主人公，特定的情境即导致异化发生变形的具体情节语境，在这种情境中，常通过各种手段渲染气氛，越是淋漓尽致表现变形，就越体现了一种主旨。

”[6]48童话故事的固有模式常常是善与恶，男性与女性之间简洁的二元对立，运用超越现实的各种奇幻事件和神奇意象解读现实世界。

神秘和奇幻色彩的渲染是童话必不可少的元素，神话性甚至凌驾于道德规劝和教化的特征，在不可思议的童话世界中，神奇色彩一直都占据着统治地位。

作为最能体现童话“神奇”特质之一的“变形”主题，卡特在重写童话的过程中进行了充分运用。

例如，在《狼人》一文中，本该卧病在床的外婆竟可以化身为狼，意图在森林里捕食小红帽。

《老虎新娘》中，被父亲输给野兽的美女在老虎的舔舐下渐渐异化为兽。

两个故事中的人物变形都具备了“变形母题”的特定因素，即特定的人物以及特定的情境。

《狼人》中特定对象是主人公卧病在床的外婆，特定情境是在北地山区偏僻的森林中。

《老虎新娘》中特定对象是纯洁无辜的少女，特定情境是野兽用于囚禁她自由的华丽宫殿里。

在《格林童话》中，通常都是具有野兽外形或是披着野兽外皮的主人公褪去兽形，重新变为人。

民间童话的接受者主要是儿童，“可以说童话中的人兽变形故事是对‘兽性’的遮蔽”[7]43。

在文明世界，人类原始的欲望和本能被认为是野蛮和粗鄙的，一部分童话的写作目的就是教化还未接受文明影响和社会知识的儿童，规范
他们的品行，引领他们成长。

从这个角度看，童话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与此同时，由于童话发源于男权桎梏下的社会背景，为适应男性统治的需要，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的男性社会价值观烙印。

“童话把男权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很好地植根于女人的头脑，从而达到规范女人行为的目的”[8]。

“卡特是最早公开从事女性主义批评和妇女运动的英国女作家之一。

”[3]302卡特本人多以女性主义作家自居，写作旨在协调两性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消解两性对立的堡垒，以实现和谐的共处。

为了消解与颠覆童话中女性被动、柔弱，等待男性施舍和营救的传统模式，揭露童话伪善欺骗的真面目，卡特大刀阔斧地对经典童话文本进行了改写，以还原被扭曲被压抑的女性形象。

于是我们在《狼人》和《老虎新娘》中看到，在人性和兽性之争中，女性发生了异化现象。

《狼人》一文中，住在偏僻森林里，年老卧病的妇人化身为狼，挣脱了衰老身躯和亲情道德观念的束缚，意图捕食自己的亲孙女，以填饱肚子恢复活力。

《老虎新娘》一文中，在野兽舔舐下少女主动放弃了人形，也意味着放弃了人类躯壳的一切世俗的束缚与伪装，遵从自己内心自由的愿望，“可以说是在男性话语权的压抑之下，造成的女性变态在形体上的体现”[9]。

卡特的故事成功解构了传统童话故事中女性应该温顺附庸于男性的理念，通过变形现象的阐释，让读者通过女性主义视角代入故事中，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知进行深刻的思考，从而行动起来推翻男权社会的禁锢，释放压抑的自我，追求两性的平等共处。

在卡特的童话故事中，女性不再对兽性虚伪遮蔽，反而坦然地彰显兽性，也象征着被束缚已久的女性对男性压迫再无畏惧，通过变形式的无声反抗，获得了精神的解放和灵魂的自由。

四、结束语
在安吉拉·卡特“童话重述”系列短篇作品中，“戏仿”和“变形”创作手法的运用实际上是通过一个“解构”过程，对源文本模式进行消解、颠覆，甚至改造。

卡
特的创作打破了童话和寓言中善恶和两性二元对立的格局，挑战现实和惯例思维，将披着“教化”与“仁爱”的童话外衣剥露，揭示了社会结构乃至权力关系的真实面目。

卡特式的“改写”实际上为读者开启了崭新的思考空间，在“重构”的文本中，原创作者要传达的意义已被作家所改变，读者需要自己在作品里体会或领悟出自己的意义。

在安吉拉·卡特的短篇小说中，她所创造的语言游戏的欢场正是建立在“互文性”的基础上的，后现代文本的不确定性和多元性特点通过“戏仿”和“变形”手法得以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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