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读后感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由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贾克?谢和耐(Jacques Gernet)辑写，中译本由刘东翻译，１９９８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出版。

本文不打算对此书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评价，只想就全书读后所产生的一些感想谈谈自身的理解或者体会。

本书创作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其写作背景是二战以后，西方汉学界开始对自十九世纪以来就己经出现的那种“中国社会停滞论”进行的反思，并普遍认为由中因数千年以来到前近代时期在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其中宋代则是一个有着重大转折的时代。本书即以１２７５年前后的南宋都城临安为考察场景，描绘了中华文明在蒙古入侵前夜所能达到的高度，是西方汉学学术史上的代表性述著。此外中译本还在书末附有译者刘东先生的“译后絮语”，文笔精深，对于理解原文不无裨益，与正文相得益彰。

本书的写作有一个重要的学术前提，那就是承认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过巨大的历史变革，而中华文明则在此变革过程中造极于赵宋之世。实际上，自从东洋学术巨擎内藤湖南提出了“唐宋变革论”以来，影响甚大，西方汉学界久寸此尤为推崇。故谢氏之书，未尝不是对内藤氏的一种呼应。然则，內藤的学说是否确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未必无再商榷的余地。因此，谢氏在书中的立论基础就必须予以重新审视，至少，那种将宋代文明发展的成就过分拔高的学术倾向，笔者个人是不甚认同的。

如是说，这个缺陷是由于学术见解的分岐所造成的话，则书中

对于企图复完传统中国社会场景的努力尝试，也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而造成如此局面的最根本原因，则是中国传统史料的缺失。如果借用梁任公那种略带偏激的言语来评价的话，那就是“二十四史，二十四姓之家谱也！”其结果自然是让历史在很多时候仅仅成为一件表面华丽而实则空洞的外衣。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从传闻、笔记、笑话、民间故事、私家史乘、方志谱牒等非官方史料入手，就成为历史学家们无奈的选择。但即使如此，恐怕也还是不够的。观谢氏此书，其史源也仅仅限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和《癸辛杂识》等少数几种，而这些史料主要也是由当时的士大夫们来撰写的，书中所记录的也多半是与他们的生活相关的场景。因此，难怪有学人认为谢氏应该替他的书取名为《蒙元入侵前夜杭州人的部分生活》更为妥当。

谢氏此书着力描述宋代杭州(临安)人的日常生活，使读者得以概览当时杭州城的市井场景和生活百态，并对宋代的潜文化小传统进行了初步的梳理，自然有助于学者在思想层面编织出中华文明鼎盛时期的总体构想，而这也符合西方历史学界对“总体史”的追求。一个外国人能对中国的历史有如此的把握，着实令我辈感到汗颜。而且，应当承认谢氏此书的文笔的确很好，颇有中国传统士人那种“文质彬彬”的君子风度，这比起目前中国史学界广泛存在的那种冗长沉闷的学究式文风，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这不仅仅是做学问的不同，也是学术境界的差别。

与此同时，笔者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

感觉。该书对具体的生活场景的重视与描述，以及力图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个侧面作出近乎全景式的绘划来折射出彼时社会的时代特征的做法，就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极为相像。在众多读者的评价中，这两本书都是“很好读”的历史书。不过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和《万历十五年》在类型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前者算得上是严谨的学术著作；而后者则更像是一部历史散文（个人见解）。但是，就它们都希望或者已经摆脱了传统史学著作那种传统的“史料＋结论”的写作模式而言，两者则颇为相似的。它们所共同关注和试图再现的，乃是由那些早已消逝了的人、物、事交织起来的社会生活。两书都并不刻意地以书末结论的方式告诉读者所谓的历史规律，而是试图让他们再现出来的社会生活之“原生形态”自身去述说。在实现这个写作目标的过程中，两书的作者分别向读者展示了各自不同的技艺，这也可能使得读者在阅读这两本书之后体验到了不同的兴味。

试举例而言之，在谢氏之书中，生动地勾描了一二二七至一二七九年间南宋首都临安汩汩漾动着的“生活流”。譬如该书“城市”一章，谢氏从蒙元北犯导致宋人南迁的大背景起笔，继而写到由此造成的统治者偏安东南和大量人口拥聚杭城，接下去依次便是住房紧张、在下来就是多层建筑的出现、再而是房租交纳情况、再而是火灾频繁、再而是各项防火措施，以及为防火而对夜生活的管制等等。不难看出，著者在写作过程中所遵循的是社会生活固有的内在先后逻辑。也正因为这一点，著者才能够不着痕迹地再现彼时彼地较为接近真实的生活

场景。

与谢氏之书不同，《万历十五年》采取的是颇富文学色彩的“传记体的铺叙方式”（这也是笔者为什么认为《万历十五年》更像是一部历史散文的重要原因之一）。全书以人物为中心，通过追述他们在一系列与他人、与社会制度发生矛盾冲突的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来凸现其迥异与时的性格特征。书中的万历皇帝、权臣张居正、首辅申时行、猛将戚继光、“叛逆者”李贽等人，他们在诸事件中为何会有如此的作为？他们各自迥异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他们的性格和作为反过来又会给社会给个人带来什么后果？……黄氏正是沿着诸类事件自然发展的逻辑，向我们叙说了一桩桩历史的悲剧。古老帝国社会制度的顽症和前进过程中的困顿，也就从这些个人悲剧中折射出来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以西方人的立场看中国，则无论他们的眼界如何深邃，视角如何独到，在笔者看来，总还免不了带有“隔窗观火”的味道。又或者说，由“第三只眼看中国”，则这第三只眼似乎总是带上了有色眼镜，因而往往让人感到双方在看问题时总是存在着一层难以消除的隔膜。

谢氏是法国人，而法国人在历史上很早就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民族之一，也是一个贵族气质相当浓厚的国度。风流之所及，也使得法国的学术也或多或少感染了这种“贵族气质”。通读全书，今笔者印缘深刻的感觉是，这很像一位饱学的法国贵族在以一种冷静而又不失优雅的风度来讲述一个发生在遥远、古老而又神秘的东方文明早已逝去的故事(这个文明一点都不比他自身的文明差，甚至可能还要

好)，娓娓道来，怀着一种既欣赏又略带遗憾的心情——有人毫不客气地称呼这种气质为“独特的西式八卦”。在这种气质的支配下，西方汉学家们往往不能全身心地，较彻底地融入到中国特有的文化状态中去，因而许多在我们看来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人或事，在汉学家眼里却是那么的大为可怪，甚至有些百思不得其解。通观全书，这样的例子并不为少。当然，由于视觉的不同，个别结论也不无进一步商讨之处。以下仅挑出笔者感兴趣的几个小问题，来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书中认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主要是由于北方受到游牧民族的持续不断的压力〔Ｐ３〕。换言之，谢氏认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相对而言)主要是由于外力作用所致，然则这未必符合史实。中国历史上多次受到北方民族的压力故然不假，但即使在较少受到这种压力的时候，南移的进程依然进行着，此间不见得与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有什么必然联系。就笔者愚见，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动因，归根到底应是由于北方经济的发展而导致了人口的膨胀，使得北方的耕地及粮食产量面临巨大的压力，以至于北方民众在生活上面临极大挑战，故不得不离乡别井，另谋出路。恰好当时的南方因为开发较迟，尚有较大的开拓空间，故吸引了不少北方民众南下求发展。以此观之，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压力，与其说是导致经济重心南移的动力，倒不如说是这一南移过程的催化剂显得更为恰当。换言之，终究是内因而非外因导致了经济重心的南移。

(二)谢氏认为因内蒙古的入侵导致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中断〔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