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城革命先驱黎灌英

甜城革命先驱——黎灌英
黎灌英是甜城——四川内江从事革命斗争的先驱。

中共内江县党组织第一任负责人。

他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33岁。

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不畏强暴，不为利诱，为党的事业英勇斗争，奋不顾身的崇高品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其英雄业绩人们将永远怀念！
黎灌英，又名黎静中、黎冠英。

1895年8月2日，出生于内江县蟠龙冲（现东兴区胜利镇）一个商人家庭。

其父黎世昕经营商业，家庭经济较为富裕。

黎灌英出生不久，其父经营的商业破产，一些田产也用于抵债，家业衰落。

祖父生病卧床不起，母亲神经错乱。

黎灌英为家庭经济所迫，只读了几年私塾，十多岁的黎灌英便挑起了部分家庭生活的担子。

此后，家庭经济有所好转，于191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内江县立中学。

1913年，黎灌英考入成都储才中学，入校初他对学校开设的英语、数学等课程陌生，学习很吃力，但他上进心强，不甘于落后，刻苦顽强学习，英语、数学成绩逐步上升。

特别是他的国文基础好，作文又极为认真，文章有新意，经常受到老师和同学的称赞。

他心胸开阔，思想活跃，关心时局。

曾写《申屠蟠论》，借批判东汉保守派申屠蟠，而实是针对学校当局主张学生不应过问现实，明哲保身等思想，主张青年人应关心社会进步。

1915年储才中学爆发了反对学校当局的罢课斗争，学校采取高压手段，不准参加了罢课的学生入学，同学们纷纷抗议，学校为了缓和矛盾，收拾残局，于是提出，写悔过书者可以准其复学。

黎灌英面对这种无理高压，坚定地说：“我无过可悔。

”愤然离开了学校，回到了内江。

为了寻找出路，黎灌英于1917年到川军荣衢部当兵，1920年又考入但懋辛部教练所受训。

在川军的几年生活中，目睹了旧军队相互倾轧、鱼肉人民的情景，愤然于1923年离开部队回到内江。

1923年初，黎灌英在内江认识廖划平、廖恩波、廖释惑等进步青年。

他们经常一起阅读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以及进步刊物，讨论时局，抨击时弊。

黎灌英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渐明白了人生的真理。

经廖划平、廖恩波等介绍于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随后，黎灌英和廖恩波、廖释惑（维华）、谢独开等，在内江太平巷杨家祠堂内组织读书会，吸收知识青年和进步学生参加，开始人数不多，后逐渐发展。

他们一面定期阅读革命刊物、进步书报，研讨时局形势，同时又组织读书会成员，参加社会实践，上街张贴标语，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这既提高了读书会成员的政治觉悟，又宣传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培养了革命骨干。

读书会成员中以后有7人成为共产党员。

1923年2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内江地方团组织成立。

不久，黎灌英成为内江团组织负责人，常和团中央邓中夏联系工作。

为了进一步推动内江革命发展，1924年秋，黎灌英和廖释惑、谢独开等人不失时机地发动群众对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贪污搜刮民财，为非作歹的“三九”（即内江商会会长林基九、团练局长马祥九、浮桥经费收支所所长范承九）等地头蛇的罪恶把柄，巧妙地通过谢独开同讨贼军第一军驻渝办事处处长高一白（内江人）的关系，开展了伸张正义，为民请命的反“三九”的合法斗争。

组织召开了内江民众大会，要求内江政府严惩“三九”。

国民党内江县政府迫于人民的压力，只好将“三九”关押起来。

这次斗争，振奋人心，鼓舞了群众的斗志，黎灌英名声大振，被推荐为内江县中区民团副团总。

不久，内江县政府一些官僚，与“三九”沆瀣一气，接受“三九”贿赂，又将“三九”释放。

从这一事件，，也进一步暴露了军阀、官僚、豪绅、地主、恶霸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坑害人民的罪
行，从反面教育了群众。

从而使黎灌英进一步认识到，要通过当时的政府来变革社会弊病，是不可能的。

黎灌英利用其身为城中区民团副团总的合法身份，以高一白和内江现民团团总的名义，于是年冬天在内江县白鹤场组织了内江东乡联合团，开办民团干部传习所，共招收学员100多人，为组建革命武装培养干部，以便保证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

黎灌英名为民团传习所教务长，实为负责人。

“民团传习所”开设政治、军事等课程，教员大多为“读书会”成员担任。

黎灌英主讲政治课，其讲稿采用的恽代英编写的《政治大刚》。

因“民团传习所”办得政治空气太浓，只三个月，军阀王缵绪派该军政治部主任钟汝为前去强行解散。

“传习所”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在内江、特别在东乡一带播下了革命火种。

此后，这一带的农运骨干大多是“传习所”培养出来的。

如唐爵廷后来由黎灌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石子乡支部书记，农协会的组织者、领导者，并于1929年具体领导了白鹤场的秋收抗捐抗租暴动。

黎灌英并不因为东乡“民团传习所”被军阀解散儿灰心。

1925年夏，他又在内江凌家场附近的“三多寨”（现属自贡市）开办“团练干部讲习所”，顶住了军阀、土豪的各种刁难压力，坚持办了三个月，使这批学员顺利毕业。

1925年秋，黎灌英受组织委派，到重庆参加“五卅惨案国民外交后援会”活动。

他在杨闇公等领导下，勇敢站在斗争的前列，工作积极，成为“五卅惨案国民外交后援会”的得力骨干，并于当年冬季在重庆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左派)。

年底，奉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派遣回内江负责改组国民党内江县党部。

在此期间，黎灌英积极筹建内江县的中共党组织。

1926年2月，在黎灌英的努力下，内江地区最早的中共地方组织——中共内江县特别支部建立，黎灌英成为特支负责人，隶属中共重庆地委领导。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问题的决议和中共重庆地委的指示，黎灌英在筹组国民党（左派）内江县党部后，以国民党（左派）内江县党部的名义在内江水巷子办起了“内江公学”（后迁入
东坝街万寿宫）。

黎灌英担任校长，并主讲政治课。

公学以普及民众教育，改善工农生活为公开目的，以“实施党化教育，提高科学常识，端正蒙养基础，救济失学群众”为公开教学方针。

实际上学校课程设臵侧重于社会科学，宣讲革命真理，并指导阅读革命书刊。

为培养革命骨干，推动革命的发展创造条件。

学生人数开初只有七、八十人，不久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设小学班、初中班、政治班。

学校革命空气浓厚，学生们在教师组织下，利用节假日，走出学校，奔向街头开展宣传。

公学成为当时内江革命活动的一个中心。

同时组织工会、农会和妇女联合会，掀起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内江群众运动的高潮。

1926年，年近30岁的黎灌英与内江公学教师叶庄伯结婚，他们的婚礼冲破传统世俗，新娘不坐轿。

新郎新娘手持鲜花并肩在内江城区走了一圈，回到家中接待客人，接受亲友的祝贺，婚礼朴素庄重。

叶庄伯在黎灌英的帮助和支持下，积极投身革命，成为黎灌英的有力助手。

他们是革命伴侣，常常奔走于内江广大农村，叶庄伯还深入妇女之中，发动妇女，组建妇女联合会。

通过妇联在内江药王庙内办起了妇女识字夜校，叶庄伯在革命实践斗争中，逐步成为内江妇女运动的骨干。

在中共内江县党组织领导下，内江革命形势发展较快，黎灌英等根据内江的情况，认识到要进一步推动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必须依靠和发动广大农民。

于是他亲自深入农村，经常到观音滩（现内江市东兴区顺河镇），白鹤场（现内江市东兴区白合镇）一带，利用节日、逢场，在场上宣讲革命道理，揭露土豪劣绅、军阀、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号召农民组织起来闹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

为了更生动、通俗和富有成效地向农民宣传教育，他将当时农民很少见过的留声机带到农村，在宣传前先放留声机唱片，吸引群众。

他还把一些通俗易懂的革命道理，编成山歌教唱。

如《庄稼佬》歌词：
“红日东升天未晓，庄稼佬出门了，……
每天累得不得了，找些钱儿得不到，……
……
庄稼佬穿的是破衫，吃的是包谷与红苕，可连这些也难吃饱。

大人挨饿倒还可，儿女饿得天天叫，看你心焦不心焦。

团结起来最可靠，把敌人来打倒，庄稼佬才能撑起腰。

”
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内江石子镇、杨家场、东兴镇、凌家场等乡的农民协会相继建立，为开展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

1926年秋，黎灌英奉命调往重庆，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左派）工作。

这期间，参加了四川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派遣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裴紫珺到荣昌县指导组建国民党荣昌县（左派）临时党部，并指导了荣昌县党部组织的发展及整顿。

1926年8月22日，黎灌英给国民党荣昌县党部负责人裴紫珺的信中指出:“所有新旧党员重新登记，要实现信仰主义，能识文字（除青年学生、农、工以外）之绅士派，往往不甚遵守纪律，了解及实行政策，此次登记须当面声明遵守纪律等始能登记。

……望兄（指裴紫珺）督率做，韩守斋同志任罗视（驻当地川军第四师，师长罗炜）参谋长，系党员。

荣昌可防守做照策略，注重学生、工农”。

这年11月，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黎灌英夫妇均为国民党内江县（左派）代表，出席了大会。

1927年1月，黎灌英回到内江，当即主持召开国民党内江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出席代表60多人，代表着内江城乡各区分部一百多名国民党员。

为了保证大会胜利召开，黎灌英坚持原则，正确地开展了对国民党右派和军阀的阴谋捣乱斗争。

当时国民党右派白马的潘身愚，妄图混进代表大会捣乱，遭到黎灌英坚决抵制，潘身愚阴谋未能得逞。

川军王缵绪准备派该师政治部主任钟汝为作为驻军代表前来参加大会，黎灌英认为钟汝为是反对国共合作（曾强行解散“内江民团传习所”）的右派，不能作为代表参加大会，致电王缵绪，据理力争，要王改派他人。

王缵绪只好改派驻军旅长作为代表出席大会。

由于黎灌英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保证了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

黎灌
英在会上传达了国民党省党代会的精神；大会讨论了发展国民党、工会、农会、妇女、青年等组织问题；大会正式提出了宣传新三民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口号。

黎灌英当选为县党部负责人，谢独开、廖释惑等共产党员当选为执行委员。

会后，中共内江县党组织通过国民党（左派）进一步加强了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在城区成了了内江码头、人力车、理发、粪帮等工会，共有会员二百多人；农协会迅速壮大，仅石子、东兴两乡就有会员四百多人。

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斗争中涌现了许多先进分子，内江的党团组织随之壮大起来，革命力量空前发展。

1927年上半年，共产党员由建立党组织时的四人，发展到二十五人。

正当革命胜利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加紧与帝国主义勾结，指使四川军阀于1927年3月31日制造了重庆“三.三一”惨案，血腥屠杀革命群众，逮捕杀害共产党人。

刘伯承在泸州指挥“顺泸起义”，并联合有关将领通电刘湘，提出抗议。

黎灌英在内江组织了两百多武装民团，做好援泸准备。

由于消息走漏，反动军阀调动大批军队包围了内江城，妄图血腥镇压，敌我力量悬殊过大，上级指示停止援泸，队伍解散。

敌人进城，到处搜捕黎灌英，他只好暂时隐蔽起来。

处此险境，一些同志劝他出走，离开内江。

黎灌英坚决地说：“目前，内江的革命工作我们不做，哪个来做，我决不擅离职守。

”在这危急时刻，他转移到城郊农村，坚持斗争。

一面安排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转移，一面静观时态的发展。

直到上级调动他时，才离开内江。

内江迅即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黎灌英奉命转移，在邝继勋部任中校团副，从事兵运工作。

但当他得知郫县急需干部时，主动向上级要求去郫县工作。

1927年7月到了郫县，在郫县以“青塔团练学校”政治教官的身份开始了革命活动。

他利用政治教官的有利条件，用革命思想教育学员，发现积极分子，进行培养教育。

经过辛勤工作，在第一期学员毕业时，发展了一批党、团员。

经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批准，1927年10月中共郫县（临时）县委成立，黎灌英任县委书记。

中共郫县县委考虑
到当时尽管郫县反动统治盘根错节，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但反动政府、军阀、地主恶霸的相互勾结，对广大人民，特别是贫困农民的敲骨吸髓的盘剥欺压，已使广大贫苦农民忍无可忍，早在这年的农历三月初九，就发生过武装暴动这一情况。

认为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壮大革命力量，并把其他革命力量汇集起来，党就能在郫县发展壮大，摧毁反动统治也就有了可靠的群众基础。

统一认识后，黎灌英率领县委成员，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运上。

经过一番调查了解，发现郫县虽然有一些农会组织，但实际上为地主、富农、袍哥所把持，利用农会为其私利服务。

因此，中共郫县县委决定改造这些农会，除派人深入农村宣传教育，揭露敌人的罪行外，同时，在组织上采取了将原青塔团练学校毕业的党、团员，积极分子派到农会担任负责人，掌握领导权。

县委又指定黎灌英亲自负责起草农会章程。

新章程规定了贫苦农民的主导地位，限制了“有一百亩田地的人不准参加农会”。

经过改组后，农会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贫苦农民十分拥护，农会的活动也经常化了。

在团结、教育、提高农民觉悟，使之成为党的可靠同盟军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县委也不放松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先后成立了独轮车、理发、蔑工等工会组织。

其中独轮车工会影响最大，后来发展到大邑、邛崃、崇庆、温江、彭县、雅安等县，在郫县新场还召开过两次代表大会，1927年底并联合成立了“川西南独轮车工会”。

经过一番艰苦斗争，革命力量迅速壮大，为了进一步扩大革命影响，推动革命发展，中共郫县县委决定于1927年10月，在新场召开抗捐抗税暴动死难农友追悼大会。

经过充分准备，除组织本地广大农军、农会群众外，还邀请了川西坝各县代表和郫县工人、学生代表共一万多人参加大会。

届时农军大刀、长矛闪闪发光，荷枪实弹，威武雄壮，整个会场挂满了挽联，祭幛，庄严肃穆。

黎灌英亲笔书写了自作的挽联：
“三月杜鹃声，唤醒农民春梦。

九秋黄花祭，招来烈士忠魂。

战士坟前血尚腥，荐以薄酒香花勉作挽联来祭吊。

我辈口中有乳臭，难吐清词翰墨无佳句赋招魂。

”
黎灌英在会上发表了演讲，揭露了敌人的罪行，号召群众团结起来争取胜利。

他说：“军阀是不可怕的，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可以打倒它!”会上印发了黎灌英起草的宣传提纲，并演出了文艺节目。

会后，与会群众在黎灌英的率领下，在新场口竖起了一座高大的“本邑军农冲突死难农众纪念碑”。

这次大会显示了农民的强大革命威力，大大的鼓舞了群众斗志。

此后，黎灌英又办了第二期干部训练队，有学员四百多人，为革命武装培养骨干。

又办了农民政治夜校，培养农运骨干。

有了革命骨干力量，工作又深入到团防武装，逐步使团防武装的基层干部由倾向革命的“请塔团练学兵”担任黎灌英率领县委一班人，领导广大农民开展了反封建剥削的反夺佃、减租、清算贪污，提高雇工待遇等斗争。

通过这些斗争，保护了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的权益，大张了农民的志气，调动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也提高了农民的声威。

农运如火如荼的发展，震撼着郫县大地。

反动统治当局十分恐惧，密谋扑灭革命烈火，他们经过策划，采取文武并用，软硬兼施的卑劣伎俩。

开始，指派郫县驻军（28军）的机炮司令王岫生人原系黎灌英在川军时的上级）前来诱降，许黎灌英以旅长的高官厚禄，进行收买，遭到黎灌英严厉谴责。

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当即在成都发起通缉黎灌英的命令，扬言要逮捕惩处等等。

此时黎灌英积劳成疾，身体十分虚弱。

中共四川省委有鉴于此，1928年2月将黎灌英调离郫县。

同月，黎灌英在在中共四川省委扩大会议上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

1928年春，中共四川省委为了贯彻中央的“八七会议”精神，准备在绵竹县举行武装暴动。

黎灌英获得这一消息后，不顾自己身体有病急需治疗，迫不及待地要求到绵竹工作。

中共四川省委批准了他的请求，派他到绵竹建立县委并担任县委书记，积极组织农民暴动。

黎灌英接受任务赴绵竹后，全力投入准备武装暴动的工作，领导群众开展反苛捐杂税，反封建剥削的斗争。

在斗争中培养干部，发展党、团员。

不久，党、团员人数发展近百人。

在艰苦的斗争和繁忙的工作中，黎灌英废寝忘食，不久病发卧床不起。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是考虑自己的身体，而是以党的事业为重，有时找人用凉椅把他抬到会场，听取汇报，布臵工作。

他对党忠心耿耿的崇高精神，使周围的同志很受感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中共绵竹中心县委为了加强对暴动的领导，决定成立武装暴动行动委员会，由黎灌英任主任委员，中共四川省委派来由十多人组成的手枪队，协助起义。

行动委员会还办特别训练班，培养起义的军事骨干。

1928年7月4日，开始实施武装暴动计划。

参加起义的部队，以绵竹本地的武装近五百人为基本力量，并有什邡、彭县、罗江、安岳等县前来支援的同志，以及绵竹工会，群众团体的群众共计一千多人。

当晚，各路起义部队一千多人在城外按计划集中，黎灌英以武装暴动委员会名义宣布起义，起义部队乘着星夜迅速占领县城附近的乡、镇公所，便兵分东北西南两路向绵竹县进发，黎灌英亲自率领东北路的部队。

7月5日凌晨，起义部队达到绵竹县城时，不料被内奸出卖了起义的机密，敌人事前有了准备，设下了重重包围。

正当起义军准备攻城时，早已埋伏在四周的敌人，向起义军包围过来，迅速发起强攻。

这时起义部队又面临一片开阔地，地形十分不利。

尽管起义军英勇抵抗，敌我力量悬殊过大，起义受到极大挫折。

部队伤亡很大。

在这危机时刻，黎灌英当机立断，放弃攻城，命令部队突围。

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下，几经苦战，起义军被冲散，起义终于失败了。

黎灌英突出重围后，只有张仲生、李晏蟠和他在一起。

他们只好去家住附近的谭尊五（此人曾倾向革命、担任过民团大队长）的家隐蔽，希望能得到掩护，再图起事。

哪知，谭尊五正是出卖了这次起义机密，已被反动当局委任为山防支队的大
队长了。

谭尊五见黎灌英等前来，假意安慰，后又佯装派人护送。

当他们走到汉旺乡至马尾场途中一棵大酸枣树下时，谭尊五撕下伪装，暴露了反革命的狰狞面目，以死相威胁，要黎灌英等叛变投敌。

黎灌英断然拒绝，并痛骂谭尊五。

处此险境，只有拼搏，黎灌英当即与谭尊五一伙匪徒展开搏斗，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是年3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