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贺铸及其词（一）

论贺铸及其词（一）
论贺铸及其词
钟振振
（一）
贺铸（1052—1125年），字方回，号庆湖遗老。

祖籍山阴（今浙江绍兴），生在卫州（今河南汲县）。

他是宋太祖贺皇后的五代族孙，宗室济国公赵克彰的女婿。

以国戚之后而又与皇族结亲，政治前途按说应当笼罩着玫瑰色的光环。

其实不然。

太祖传位于长弟光义，是即太宗。

而太宗却逼死了幼弟廷美和太祖、贺后之子德昭，将应由他们依次继承的皇位留给了自己的儿孙。

自此亘及北宋末的一百三十年中，君临天下者皆太宗一脉，贺家与赵宋王朝的亲戚关系因而大大疏远，何况至贺铸时又已六世。

至于赵克彰，恰恰是廷美的重孙，这一系的徒具宗室虚名而无政治实力，可想而知。

父亲贺安世，只作过内殿崇班、门祗候等低级侍卫武官，且早在词人童年时就过世了，追赠右监门卫大将军，也不过是个廉价的荣誉头衔。

这样没落的贵族门第，能够享受的特权并不太多。

词人的家世“以才武显”。

其长相与性情亦颇威武豪放。

他“仪观甚伟，如羽人剑客”，“貌奇丑，色青黑而有英气，俗谓之‘贺鬼头’”。

他“豪爽精悍”，“少时，侠气盖一座，驰马走狗，饮酒如长鲸”。

其仕宦生涯也从武职开始。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词人十七岁，离乡赴京，以门荫例授右班殿直。

其后二十三年一直在低级侍卫武官的阶梯上磨勘迁升，止作到西头供奉，任过的差遣计有：监军器库门、临临城酒税、摄临城县令、监磁州都作院、监宝丰监、将作监属官、和州管界巡检。

然而，词人并不纯粹是一赳赳武夫。

“始七龄”，他即学诗，“日以章句自课”。

后来更“书无所不读”，“遇空无有时，俯首北窗下，作牛毛小楷，雌黄不去手，反如寒苦一书生”，终至“老于文学，泛观古今，词章议论，迥出流辈”。

北宋王朝重文轻武，词人有此文才，当然不满意那“冗从”武官的流品。

哲宗元祐六年（1091
年），因李清臣、苏轼、范百禄的推荐，词人改入文阶，为承直郎。

但其官运并未因此而亨通。

此后十八年中，历宣义郎、宣德郎而至承议郎，品级总不过正七从八。

差遣先后任有：监宝泉监、通到泗州、太平州，也都很卑微。

贺铸的出仕，固不免杂有希望“金印锦衣耀闾里”的个人动机，但主导方面还是“忠义夙自许”。

元祐四年在和州任，当他从历阳县谱上读到本邑于汉明帝时一夕沦为历湖，百姓皆化为鱼的记载，即曾发出“拯溺不无意，吾生后千年”的浩叹。

其品德无疑符合儒家正统。

说到才具，论武，他曾以能“赤手搏豺虎”自诩。

观其《六州歌头》，也确有弓刀武侠气概。

论文，他“喜剧谈天下事”，“言理财治剧之方，璺璺有绪”。

因此，朋友把他比作后汉邓禹、东晋谢安那样的将相之具。

他本人仕宦期间的表现也充分证明其不愧为封建社会的循吏和干才：“在管库，常手自会计，其于窒罅漏、逆奸欺无遗察；治戎器，坚利为诸路第一；为巡检，日夜行所部，岁裁一再过家，盗不得发；摄临城令，三日决滞狱数百，邑人骇叹；监两郡，狡吏不得措其私。

”
尽管如此，词人仍不免淹蹇于仕途，“用不极其才以老”。

症结何在？即在于他秉性刚直，“遇贵执不肯为从谀”，“虽贵要权倾一时，小不中意，极口诋无遗词”。

他曾借咏竹诗自道“直节”：“不愿裁乐管，伶伦非古官。

浪遭野王辈，三弄为人欢。

愿制杀青简，灿然漆与丹。

褒贬约鲁史，终古垂不刊。

”他不肯作以好音媚人的桓伊笛，却不辞为痛笞墨吏的竹鞭。

元祐二年任将作属时监太庙工作，同僚中有贵人子监守自盗，他暗地里侦察清楚，亲自“袒其肤，杖数十下”，至“贵人子叩头祈哀”方罢。

不多久，贺铸即被外放，当与此事开罪了贵人有关。

在腐败的封建社会，像他这样不阿权贵并嫉恶如仇的正人，怎能逃脱“官局冷如冰”的厄运？
对于吏治的昏黯，贺铸曾奋笔大加抨击。

元祐六年《和钱德循古意》其二：“维汉南有箕，垂象列三辰。

长司簸扬职，糠秕居前尘。

”形象地揭露了宰辅们升汰官吏时摒弃精华而掬取糟粕。

绍圣二年（1095年）《题任氏传德集》：“鼠目獐头登要地，鸡鸣狗盗策奇
功。

”更是变辛辣的讽刺为淋漓的痛骂。

若非身受其害，认识难得如此清楚。

“自少有奇才，其器业足以自表于世，意功名可必”的主观条件，与“终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的客观结果，何啻霄壤。

这使贺铸长期陷入用世与出世的思想矛盾和斗争中。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流露出对污浊官场的厌恶：
元丰三年（1080年）三月在滏阳任作《对酒》：“岂无濯缨水？奈尔长路尘！”
元祐五年八月在和州任作《罢官有期怀寄历阳朋好》：“所悲紫兰缨，复染京洛尘。

”
绍圣四年十月在宝泉监任作《玉钩环歌》：“镜湖老狂厌袍笏。

”
又三番五次地表示要效法陶渊明的躬耕，归隐田园：
元丰四年在京师作《除夜叹》：“安得一扁舟，浮家乘兴东？江山此深隐，终老为田翁。

春秧二顷苗，秋获期百钟。

稚子课樵汲，壮妻兼织春。

行歌‘沧浪清’，卧快柴桑风。

”
元丰八年在宝丰监任作《三月二十日游南台》：“黄绶彼何物？豕苓安足珍！山园有芳兰，幽佩手自纫。

……去矣南昌尉，庶几乎若人。

”
元祐六年二月和州任满回京途中作《留别田昼》：“云逵谢攀跻。

长铗与人还故栖。

异时结驷来南亩，耕者老夫锄者妻。

”
可是他终究恋栈未去。

绍圣三年在宝泉监任《题陶靖节集后》：“惭无辟粒术，圭勺耗官仓。

”有嘴要吃饭，只好来作官。

此话虽有部分实情，但大半是自我解嘲。

事实是他并不甘心无声无臭地生活下去，总幻想有朝一日风云际会，鲲化为鹏。

直到出仕四十年，历宦三朝而一蹶不振的无情现实粉碎了他的痴梦，词人才下决心于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请老退休，时五十八岁。

按当时惯例，仕宦年龄的极限为七十，词人前此十二年致仕，当有某种政治上的考虑。

那时正值徽宗信用蔡京等一班佞臣，统治集团登上腐化的峰顶，劳动人民堕入苦难的深渊，是北宋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词人晚年一直隐居在苏、常二州，潜心于读书校勘，杜门遂老。

宣和七年二月卒于常州僧舍，享年七十四。

“我曹百石吏，藜菽每不充”。

词人一世屈居下僚，俸禄当然有限。

无官可作时，仅靠领宫观祠禄过活。

而其家口众多，中年时“母老妻病子弱，身复多疾”。

赡养老小、买药求医外，又酷好购藏秘籍。

收入难敷支出，词人生活的窘迫，不难想见了。

元丰三年在滏阳任，他“贫无绡葛”，夏天为蚊虫所苦，只好“拙计燃萧艾”，以至于“举家更嚏咳”；“裘”已破到“百结”，赵夫人犹“弄针缕”以“弥补”。

元丰四年闲居京师，“日俸才百钱，盐齑犹不供”，词人在除夕哀叹：“出门欲贷乞，羞汗难为容。

”元祐六七年间困寓京师，全家“一月之间，饱食甘饮者不过数日”，常常“晏饭糠烦脾磨”，居处“荒园老墙百堵破”，屋里竟连“坐客毡”也没有。

直到绍圣三年赴宝泉监任途中，他还在作诗与靖节先生比穷：“渊明三迳荒松菊，我携一瓢寓僧屋；渊明乞食踵人门，我卖神丸办蔬粥”。

固然，诗人难免夸大其辞，未可全信。

但同时代人程俱、叶梦得也说他早年“贫迫于养”，晚年“家贫甚”，应有所据。

非常可贵的是，无论如何穷愁潦倒，贺铸总不肯奴颜婢膝。

翰林学士李清臣等曾收到过以贺铸第一人称叹贫嗟卑的乞援信，而鼎力相助后又收到了贺的谢文。

殊不知两件均出其友人李昭的手笔。

这当是李越俎代庖，否则以贺的文才，决不至于连一封信也要请人起草。

而他的不愿屈已于人，亦充分显露在这件事上。

“丙寅元祐初年冬，贺老困寓京尘中。

无心炙手权门热，曝背晴阳坐屋东。

”中年所作的这首《卯醉口号》，正是他那身傲骨最好的写照。

政治、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思想感情。

词人既属于地主阶级中较为贫寒的阶层，故较能接近劳动人民。

熙宁十年五月在临城任作《雨晴西郊寓目》：“老圃念人留伫久，挽衣沽酒愿相过。

”元祐三年九月在和州任《题诸葛田家壁》：“晚度孔明，林门访老农。

”惟其如此，他才能正视劳动人民的疾苦。

元丰三年在滏阳，当富贵人家于上巳节郊游行乐之际，他叹惋：“田亩久枯渴，麦芒栖暗尘。

焦心戴白叟，日望南郭云。

”夏季酷暑，他“病肺苦焦渴，吐舌生喉疮”，自己疾疴缠身，却仍念念不忘“田夫信无罪，触
热正驱蝗”。

元丰七年在徐州，“望田亩秋成，农有喜色”，他也为之高兴，赋诗《田园乐》。

元祐四年秋，他曾在和州乌江山区村舍寄宿一夜。

作《宿黄叶岭田家》诗，感慨地记录下贫苦农家“聚落荒山里，畲田岁不登。

牛衣障隙雪，鼠穴见邻灯”的凄凉景况。

对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贺铸的笔锋也有所触及。

元丰二年滏阳旱灾，二麦槁死，他在《喜雨诗》中“采老农之言”沉痛地呼吁：“少缓麦租期，庶将秋稼补。

输入太仓中，蕃肥任黄鼠。

”元祐六年《和钱德循古意》其一更一针见血地指出：“驾犁岂知耕？布谷不入田。

大农坐官府，百吏饱穷年！”如此这般，广大农民安得不贫！
贺铸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赵宋是历史上最孱弱的一个封建王朝，开国伊始就不断遭到北方少数民族的侵略和军事威胁。

费铸那个时代，边患主要来自西夏党项族奴隶制政权。

它连年入寇，而宋军则屡战屡北。

朝廷只好向其岁纳大量银绢，换取苟安。

王安石变法时期，整军抗战，曾取得熙河战役的大捷，边防形势一度改观。

然而神宗一死，旧党上台，却又推行投降路线。

司马光于元祐元年春上《论西夏札子》，公然主张将米脂、浮图、葭芦、安疆等边防要地拱手相让。

刘挚、苏辙、范纯仁、文彦博等连声附和。

就在这股妖风甚嚣尘上之际，元祐三年秋，贺铸怀着满腔忠愤，在和州任上写下了悲壮激越的《六州歌头》（见下文）。

那掷地有金石声的词句，无异是对投降派的控诉。

反之，对于主战派他则热情歌颂。

例如王岩叟曾经力排苏辙诸人欲将质孤、胜如等地让与西夏的谬议，并坚决主张筑定远城等西北要塞以抗御西夏侵略军。

因此，当王于元祐七年五月自签书枢密院事出知郑州时，词人即赋诗送行，赞扬备至：“帷幄参神算，边尘万里清。

西藩聊偃息，犹是一长城。

”据《庆湖遗老集自序》，词人的高曾祖平州府君曾“受命北征”，出师前即誓为国殇，战斗中“竟死事朔野”。

根据平州府君的年辈和封号推测，当是死于真宗朝抵御辽族的战争中。

词人爱国主战，可谓不坠家风。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

关于这场斗争，总的来说，新党进步，旧党反动。

但牵涉到某些具体的历史人物，又不可一概而论。

从现有资料来看，很难说贺铸属哪一党。

据《王直方诗
话》，他曾因诗见赏于王安石，“缘此知名”。

新党掌权时，许多人以出王安石之门为荣，一旦旧党得势，却“人人讳道是门生”，甚有诋安石者。

而元祐三年，正当旧党复辟。

熙宁新法遭到全盘否定时，词人却勇敢地作《寓泊金陵寻王荆公陈迹》诗悼念王安石：“可须尊酒平生约，长望西州泪满巾。

”两相对比，愈见贺铸政治品质之磊落。

然并不能以此认定他是新派。

元丰年间，新党李定、舒在等人制造“乌台诗案”，迫害旧党的苏轼时，他亦为之不平。

元祐六年同时荐举他的三位学土中，既有新党头面人物李清臣，又有旧党骨干分子苏轼、范百禄。

在两党交替执政的任何时期他均未受到重用，且都曾写过攻击朝政的诗篇。

据此看来他并没有陷入任何一党，而系站在中间是是非非。

贺铸还是一个著名的藏书家和校勘学家。

他以中人的财力，藏书竟达万卷之多，“手自校雠，无一字脱误”，并“字字穷根源”，“老且病”，犹“不置”。

清吴衡照《莲子居词话》感叹道：“古之武臣工待文者有矣，其丹黄好典籍，惟方回耳！”靖康之变，中原沦陷于金人铁蹄，北宋王朝的大批珍贵图书损失殆尽。

高宗南渡，重兴国家图书馆，词人之子贺廪即献书五千卷。

据时人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这些书籍都经过词人手校，非如一般藏书家“贪多务得，舛谬讹错”。

由此观之，他对古籍的保存和整理，功莫大焉。

”
贺铸之闻名当时、流誉后世，主要在于他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

词人的写作态度极其严肃。

绍圣三年末编定自己的诗集，序中披露：“前此率三数年一阅故稿，为妄作也，即投诸炀灶灰灭后巳者屡矣。

”颇有点对自己并对后来读者负责的气魄。

南宋王灼《碧鸡漫志》盛赞他“不肯浪下笔”，并言曾见其《石州引》原稿，二十一句一百零二字中，大改见五句，更换达十八字之多。

他的名篇佳句实自砥砺中出，于此可见一斑。

贺铸的文学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诗文皆高，不独工长短句。

”其文除个别序跋外，今已不复见。

诗则有《庆湖遗老集》前集传世。

程俱为序称“其五字八句诗，锻炼出入古今”，“其余大抵名家作也”。

杨时《跋贺方回鉴湖集》则曰其诗“辞义清远，不见雕绘之迹，浑然天成”，“诗益工，名日益高，其传不朽矣。

”是知
贺铸北宋时就负诗名。

又南宋胡澄追忆道；“贺公诗词妙天下，幼年每窃闻诸老称其名章俊语。

”刘克庄《题徐总管汝乙诗卷》亦记载说：“元祐间最为本朝文章盛时，荐之于郊庙，刻之于金石，被之以弦歌者何其众也。

惟贺方回……不缘师友，颉颃其间，虽坡、谷亦深嘉屡叹。

……警联快句，余少传诵，老犹记忆。

”据此，则南渡近百年来贺诗仍在蜚声。

然而他在文学上的最高成就还是词。

下面我们即专论其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