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闻一多对汪静之《蕙的风》的批评及其他

论闻一多对汪静之《蕙的风》的批评及其他
1922年12月26日。

远在大洋彼岸芝加哥留学的闻一多收到尚在清华求学的梁实秋所寄国内新出版的各种诗集和杂志后，在讨论他之《红烛》出版和国内诗坛状况等诸多内容的复信中，认为汪静之的“《蕙的风》只可以挂在‘一师校第二厕所’底墙上给没带草纸的人救急”。

闻一多果断地说，“实秋！便是我也要骂他诲淫”。

闻一多接着说，“与其作有情感的这样的诗，不如作没情感的《未来之花园》”（按：《未来之花园》是徐玉诺诗集《将来之花园》之误）。

闻一多还解释说，“但我并不是骂他诲淫，我骂他只诲淫而元诗。

淫不是不可诲的，淫不是必待诲而后有的。

作诗是作诗，没有诗而只有淫，自然是批评家所不许的”。

在汪静之165首的《蕙的风》中，闻一多只肯定其中2首诗作。

他说：“全集中除你已加圈的《谢绝》外，我还要加一个圈在《尽是》上。

”大概闻一多因其飘零海外感同身受的原因，他在信中还抄录该诗两行，即“尽是失路的鸦儿，/彷徨于灰色的黄昏”。

虽然如此，但他好像并不特别欣赏该诗，因为接着的评价仅是“颇有意致，薄有意致”。

《蕙的风》大多是汪静之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写给四位恋人即符竹因、曹诚英、傅慧贞和丁德贞的诗集。

其中最多者，是写给最后成为他妻子符竹因的情诗。

该诗集虽然由当时文化名人胡适写序，并由周作人题写书名，但闻一多并不认同其价值。

就在复信梁实秋三个月之后的1923年3月25日，他给其弟闻家驷信中又说，汪静之“《蕙的风》实秋曾寄我一本。

这本诗不是诗。

描写恋爱是合法的，只看艺术手腕如何”，“有了实秋的艺术，才有《创造》第四期中载的那样令人沉醉的情诗。

汪静之本不配作诗，他偏要妄动手，所以弄出那样粗劣的玩艺儿来”。

我们承认闻一多对汪静之《蕙的风》内容和诗艺定位有刻薄或极端之嫌，但他这种理念，在当时国内文坛就有同调。

梁实秋自不必说，
因为无论艺术观抑或行为准则，当时的他们都极为一致。

和闻一多相同理念者，还有当时在东南大学求学的胡梦华。

就在闻一多给梁实秋写信前的10月24日。

胡梦华的批评文章《读了汪静之君（蕙的风）以后》，已经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上，该文认为《蕙的风》可分为“轻薄的，纤巧的，性灵的”三类。

他说“大概言两性之爱的都流为堕落轻薄，言自然之美的皆失于纤巧”。

当然，胡梦华并未否认“二者之中亦有隆灵之作”。

根据汪静之诗怍的实际隋况，胡梦华“看出《蕙的风》是作者一部情场痛史，是作者情恋哀痛的呼声”，但“哀痛过甚，言情之处，遂不免过于偏激，而流为轻薄”。

胡梦华首先声明，他“不是戴着理学家的眼镜，提倡‘文以载道’的训诲文学”。

他认为“文人多情，诗人尤称善恋，是不能阻抑他做情恋的诗的。

但《国风》好色而不淫，《古诗十九首》与《玉台新咏》中言情之诗，大都辞悲语厚，情深词秀”等等，但“可惜《蕙的风》歌咏爱情之处，却流于轻薄”，而其“使命，遂不免令人有向恶的倾向”。

因此，胡梦华综合柏拉图“诗应当诅咒的，诗人应当歌颂高雅的思想和事迹”；亚里斯多德“诗应当供应一种高雅的愉乐”；锡德尼“诗之目的乃快乐之传播，故所谓诗实甜蜜之语言”；伊莱陀逊司“诗之目的非训诲，非颂扬，乃愉快，乃悦乐”等内容，认为《蕙的风》“满纸的‘爱’呀，‘恋’呀，‘伊’呀，‘接吻’呀，‘我俩’呀，‘意中人’呀，总算不得歌咏‘爱情’的诗”，不仅“是作者自己献丑”，而且更“使读者也丑死”。

胡梦华还根据“从前有人评曼殊大师的《焚剑记》是肉欲的冲动，兽性的表现”内容，认为“《蕙的风》更不消说”，暗示其是“不道德”的文学。

其实，闻一多认为《蕙的风》“诲淫”和胡梦华认为其“不道德”，并不仅限胡梦华所列举的以上诗句，如《潮》之“潮，腾，翻腾，腾起，/爬，爬，爬上，上进，/滚滚，涌涌，喷，/跳，跳，跳，跳舞，/起劲，起，起劲”等，就不能不让读者，特别是成年读者从其表象的象征中，联想到做爱的肆虐疯狂。

正因如此，胡梦华认为《蕙的风》有不道德的嫌疑。

是有一定根据的。

既然如此，那么朱自清、胡适和刘延陵为何要为《蕙的风》写序，
就连周作人也为之题写书名呢？这原因当然非常复杂。

朱自清和刘延陵为其写序，因为他们当时都在汪静之求学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是汪静之的老师。

学生求他们写序，当然不好推脱。

其实，只要认真研究他们的序言内容，就可看出无论朱自清抑或刘延陵，并未肯定《蕙的风》的艺术价值。

从朱自清序中可以知道，汪静之早在1921年10月，就将他已经编成准备出版的《蕙的风》寄给暂住在上海的朱自清请求写序。

虽然朱自清“很钦羡他创作的敏捷和成就的丰富”。

但还是拖了4个月才写出。

就在这篇序中，朱自清虽承认汪静之“有诗歌底天才”，然而“艺术”却“有工拙”，只是自己“性灵的流露”而已。

虽然“显示作者底本色”，但表现方法却“简单。

明了，少宏深，幽渺之致”。

朱自清似乎预料《蕙的风》出版后会有读者诟病，所以他强调“不可单凭成见，论定是非”。

当然，序中更多内容，是为汪静之辩解因年龄经历等缘故，没有写作当时社会需要的“血与泪”文学，却写抒发个人感情的“美与爱”文学。

朱自清如此避重就轻评价《蕙的风》，从当时的师生背景来说，确实情有可原。

但时隔10多年后，当再次论及“湖畔诗社”诗作时，朱自清就只有“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气”@这么一句而无其他。

至于朱自清关于“他的新诗集《蕙的风》中，发表了几乎首首都是青年人感于性的苦闷，要想发抒而不敢发抒的呼声，向旧社会道德投下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的评价，则完全是后来论者错添的内容。

因为论者所引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