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分层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家庭主妇及从未就 业的女性人数在上升,并且这一群体的年龄在年轻 化。过去不工作的女性一般是年龄比较大的妇女,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些二三十 岁的女性不工作(李 春玲,2002)。
从男女两性拥有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政治资 源的比较看,也有较大差异。若以个人月收入来衡 量经济资源的拥有量,以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文化资 源,以党员和团员比例来衡量政治资源的统计分析, 结果显 示男女获得不同类型资源的机会平等程度 是不同的。在城市社会,两性在文化资源的获取方 面日益平等化,但是,男性获取经济资源或政治资 源的机会明显大于女性。
三是意识形态组织现象。
3、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分化中,存在一定程度的 女性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问题。
首先,那些居于女性群体内部较高地位者(无论是 以进入体制内政治经济核心领域者,还是在市场经 济中奋斗的“成功者”),无一不是以进入社会政 治经济核心领域及其被权力者承认为自我价值的 惟一实现目标;而那些被排斥到社会底层或下层的 女性,若要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及较好的社会生存 状态,也是以现实的社会经济地位价值评价为指归。 其次,女性“成功”者,无一不是以双重付出—— 身心健康与个性幸福为代价而博得今日的“社会
第十一讲 性别分层
性别分层反映的是社会中性别不平等现象。
一、两性群体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的扩大
当前中国，伴随着社会阶层化的是性别的分层。 在这样一个等级性的社会阶层结构当中,性别分布是:三个
最具优势地位的阶层(控制着组织资源的国家与社会管理 者、控制着经济资源的私营企业主、以及拥有较多文化资 源、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的经理人员) 都是以男性为主(约 占3/4)。在社会的中间层中,现代中产阶层(专业技术人员 和办事人员)男女分布较平均,但现代中产阶层的上层(较高 等级的专业技术人员)中男性比例较高,而中下层(较低等级 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女性比例较高;传统中产阶层 (个体工 商户)中则男性比例高于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较 低的阶层,商业服务业人员中男女分布较平均,产业工人中 男性比例高(占3/5);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深圳,男性平均月收入5098 元,女性平均月收入2947元,男性比女性高17倍; 在合肥,男性平均月收入847元,女性平均月收入 616元,男性比女性高14倍。
文化资源的拥有:男女两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非 常接近。在深圳,男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比女性 多0.4年,不到半年;在合肥,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 比女性多0.6年。
2、从现代中国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历史实 践看,确有其不同于西方工业化社会结构转 型中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社会实践的一些 社会文化特点, 将其暂时归结为三点:
一是客体现象,即现代中国妇女是在争取中 华民族平等生存权利的民族解放及社会革 命中,被“唤醒”争取社会地位平等的主体 意识。
二是功能分化现象。
政治资源方面:男女两性差异明显。在深圳,男性 中的党员比例比女性高18个百分点,男性当中大约 1/ 4是党员,而女性中只有1/10是党员;在合肥,男 性中党员比例比女性高25个百分点,男性中大约 1/3是党员,而女性也只有1/10是党员。男性中的 团员的比例也比女性高(李春玲,2002)。
二、女性整体地位的边缘化、弱势化
女性整体地位的边缘 化、弱势化,可从现阶 段存在的就业机会中 的性别歧视窥得一斑。 据一项对中国就业机 会中的性别歧视的研 究发现,当代中国社会 存在着较严重的性别 歧视,主要有3种表现:
⒈在招聘广告中明确注明 性别、年龄,或者在聘用中 明确规定某一性别,使性别 不作为必要条件的职业按 照性别进行选择,导致某一 性别的区别对待。
成就”以至重蹈“身体”、“性命”被政治化、 工具化之男权文化之覆辙。再次,女性社会地位的 获得机制是一种性别交易的市场交换机制,而不是 一种平等的、有利于人性全面和谐发展的性别协 作的合作关系机制。
4、“男胜女汰”是“女性地位分布的边 缘化”及其地位排斥的一种结构性模式。
四、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层
（一）微观分配领域 1、体制内劳动力与体制外劳动力的分层 2、体制内外男性劳动力与体制内外女性劳
动力的分层
（二）宏观分配领域 1、体制内劳动力与体制外劳动力的分层
2、体制内外男性劳动力与体制内外女性劳 动力的分层
宏观分配领域中，针对女性劳动力采取的 制度支持方式因为有悖市场机制的基本规 律，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保障作用，反而 在客观上促进了男性劳动力与女性劳动力 在劳动力市场的差异。
⒉尽管就业招聘标准未对 某一性别进行限制,但在考 试和录取中优先选择男性。
⒊女性的二次就业相当困 难,常常因为婚姻和家庭被 雇主拒之门外。生育怀孕 往往使女性就业过程出现 中断,导致失业。这种情况 不仅在民营企业中存在,在 国营企业中也难以避免。 近年来国营企业下岗职工
三、相关讨论
1、性别因素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存在着影 响,但与其它一些因素(社会结构、制度和能力等 获致性因素)相比较而言,性别因素的影响是比较 小的,它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解释力度在 1～2%之间。在目前的城市社会经济分化中,个 人能力对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是最大的,其次 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因素,性别可以归为第三组的影 响因素,也就是说,它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分层机 制,但它确实在发挥着作用(李春玲,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