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冀南三个中心城市的兴衰

论冀南三个中心城市的兴衰
赵九洲
【摘要】邯郸、邺城与大名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依次充当了冀南地区乃至整个河北地区中心城市的角色.三者都曾凭借自身特有的地缘优势和特殊的时代机遇而走向历史的前台,又都不可避免地随着社会与生态的变化而走向没落.三者的先后强盛与彼此之间的竞争,是由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区域状况、文化异同、环境变迁等多种因素所造成的,特殊的地缘位置为三城相继兴起提供了舞台,中央政府的以城制城战略使得三城此兴彼衰,水运条件的变化也在三城兴衰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期刊名称】《东方论坛》
【年(卷),期】2018(000)006
【总页数】11页(P67-77)
【关键词】冀南;中心城市;兴衰;政经格局;水运
【作者】赵九洲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山东青岛 26607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07
自先秦以迄宋辽，河北为全国最发达地区之一。

而冀南地区则尤为繁荣，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河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一直稳定在这里。

邯郸、邺城和大名依次扮演了该区域中心城市的角色，三者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曾极度兴旺，在河北乃至全国
历史演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战国至西汉时期，邯郸是河北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

东汉至魏晋北朝，邺城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都市而邯郸则急剧衰落。

到北朝后期，邺城被人为摧毁，而魏州迅速崛起。

到京汉铁路建成以后，古城邯郸重又成为地区之盟主。

这种同一区域内几个城市轮流坐庄且均能成为辽阔区域之中心的情形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本文拟对这三个城市独特兴衰现象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前人已经对邯郸、邺城与大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多对其中某一城市的个案研究。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立足较大区域并用较长时段的视角来对这三个城市的兴衰做一整体的把握，窥视政治决策、区域位置和交通变化对三个城市的影响，找出三者兴衰的内在动因。

这一研究对理清冀南地区千余年的发展脉络将不无裨益，对更加全面地认识今天冀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行政区划问题也将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兴衰背景：政经格局、区域位置与文化差异
（一）政经格局与三城的兴衰
三个城市所处位置虽稍有不同，但却拥有同样的经济腹地，都依托冀南区域以安身立命。

三者均能成长为全国性的大都市，与冀南区域的重要性分不开。

而冀南之所以重要，除了自身多年开发打下的扎实经济基础以外，又与特定的全国政治经济格局紧密联系在一起。

自先秦以迄唐宋，河南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冀南地区与河南隔河相望，既能作为屏蔽中原腹里的坚固壁垒，又可成为进图天下的霸权策源地。

冀南实则为中原之外院，冀南安则中原安，冀南乱则中原危。

由于政治经济格局绵亘千年而未变，冀南的重要性也就始终牢不可破，所以这里出现大都市也就不可避免了。

于是三座城市才能走马灯似的轮流走向历史前台，各领风骚数百年。

金元以后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不再高度重合，政治中心由此前的关中与中原地区北移到今北京地区，而经济中心则由黄河中下游地区转
至江南。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原地区的战略意义较宋以前大大降低，相应地，作为“北门锁钥”的冀南地区也不再具有屏蔽政治腹里的作用，政治地位一落千丈。

安史之乱拉开了经济重心南移的大幕，而金元战乱又加剧了北方经济的相对没落进程，冀南的繁荣也难以为继。

冀南地区政治地位、军事价值、经济状况全面下滑，大都市自然也就难以存在了。

与邯郸和邺城的一城一地的衰落模式截然不同，大名的没落与区域大萧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邯郸的破败波澜不惊，邺城的败亡悲壮惨烈，而大名的衰落则显得格外苍凉凝重。

传统时代的城市主要作为地区乃至国家的政治、军事中心，其发展历程与走向自然不可避免地要深深打上政治、军事的烙印。

有学者指出，“中国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等级系统的形成有较深厚的历史根源，由于中国曾长期处于单一小农经济基础之中，政治军事因素对城市等级的制约力非常强”① 李孝聪：《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城市的形成》，《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59页。

，所论甚是。

就这三个城市的兴衰来看，政治军事因素的作用无疑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总之，特殊的政经格局造就了三城的相继崛起和极度繁华，而政治格局的演变又使得三城的繁华终成明日黄花。

（二）区域位置与三城的角逐
三者拥有相同的战略态势，为彼此钳制创造了条件。

特殊的地域位置决定了三者构成的三角形区域地位极其重要，也决定了金元以前河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往往出现于这一区域。

邯郸形势极为险要，西枕太行为天然屏障，沁河、渚河、滏阳河等河水环绕城池周围，向东则是开阔但密布沼泽的低地平原，古人称“拥据河山，控带雄胜，邯郸之地实为河北之心膂而河南之肩脊哉”②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十七《北直六·广平府》，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74页。

，自然成为赵国都
城的理想所在③ 关于邯郸地理位置与城址，侯仁之先生有详细研究，见《邯郸城
址的演变和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08-335页。

邺城周围虽然旷野千里，地势并非十
分险要，以至北魏崔光劝孝文帝都邺时有“在德不在险，请帝都之”④ 《太平御览》卷一六一《州郡部七·河北道上》相州条引《后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782页。

之语，但邺城北临漳河，南控黄河，所处区域位置同样重要，军事意义也非同凡响，“据河北之襟喉，为天下之腰膂”⑤ 《读史方舆
纪要》卷四十九《河南四·彰德府》，第2315页。

，遂成十六国北朝之繁华名都。

大名的地缘优势也毫不逊色，“大名府近则地回沙麓，河抱卫漳；远则东连齐鲁，西接太行”⑥ 正德《大名府志》卷一《疆域志·形势》，《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影印本，第19页。

，“形势强固，所以根
本河北而襟带河南者也”⑦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十六《北直七·大名府》，第696页。

，终成晚唐五代北宋之雄镇。

整体来看，三者的区域位置是相同的，均
可雄峙河北屏蔽河南。

总之，拥有共同经济腹地且彼此距离极近，为三者互相竞争并轮流坐庄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

古邺城遗址距今邯郸市约40公里，而大名距邯郸市也不过80公里左右，从现代城市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三者拥有高度重合的经济腹地，在如此窄仄的区域里显然不可能同时有个中心城市并存。

故而从先秦以迄唐宋，三者只能轮流占据河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构成了历史上独特的区域城市竞争现象。

图1 三城态势①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东汉时期冀州刺史部图改绘，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47-48页。

汉之元城县治即在后之魏州治所附近。

（三）文化差异的影响
三者前后在河北地区的政经地位虽大致相同，但在文化上并不完全一致，从而使得三个城市之间缺少了凝聚力。

某种程度上说，三者的激烈竞争亦凭藉文化的隔膜来实现。

政区的分割使得文化产生差异，邯郸繁荣时赵文化独盛，邺地则因归属魏国而游离于赵文化之外，秦代两地曾归为一郡，但两汉四百年间又分属赵国、魏郡，汉末短暂合并之后再次分离，则两地文化迥然不同自不待言。

文化层面上看，邺城钳制邯郸并最终取而代之的过程更多的是直接攘夺的色彩。

大名取代邺城，衣钵相传的色彩似乎要浓厚得多，均直承战国魏、曹魏、北魏之余绪，但大名与邺城自来比较疏远，整个战国时代，已然分属二郡，至汉代始同属魏郡，但数百年间也必形成了一定的文化隔阂，则两地之文化名同实异自不待言。

文化之隔膜，实为三个城市互相竞争并轮流坐庄的内在驱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河流的切割作用也对文化的差异有一定影响，邯郸与邺分居漳水之南北，大名与邺又分居古黄河之东西，虽均仅为一水所隔，但文化歧异正由此而造成，限于篇幅，此处就不过多展开了。

三者的文化之分裂，也对汉以后政区划分产生了深刻影响。

两汉时期邺城与大名同属一郡的局面自曹魏以后再未出现，三地分属三个二级政区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清末。

今日冀豫鲁三省交界地带的城市分布格局依旧不是十分合理，城市发展也深受文化与经济、地理的不一致状况的影响，有学者曾对此进行过深入分析，笔者在此就不作过多展开了① 参阅李孝聪：《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城市的形成》的余论部分。

二、兴衰之际：以城制城的决定性影响
冀南地区经过长时期开发，有形成都市的条件。

而国家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量，也有在这里建设都市的需要。

但是，过于强大的都市又容易产生离心力，对政治经济核心区域构成致命威胁。

于是中央政府又不得不采取措施对冀南区域的中心城市进行钳制，于是浓墨重彩地推出了城制城的战略。

正是通过利用与控制的双重政治手腕的操控，三个城市经历了独特的兴衰轨迹。

（一）以邺制邯的大致经过
自春秋晚期以迄西汉，邯郸在河北地区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步入东汉后逐渐式微，以邺制邯战略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试加以分析。

首先，割据历史为中央政府抑制邯郸提供了历史依据。

战国时期赵国定都于此，前后158年的经营（前386—前228年），邯郸成为雄踞河北的大都市，在秦汉时期仍然有着较大的割据潜力。

战国谋士纵论天下军事态势时，无不以邯郸为重要的节点，邯郸不仅是赵国兴亡之关键，亦为天下大势之肯綮② 《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中记载颇多，此处不一一列举。

所以长平战后秦赵于邯郸决死一战，也牵动了其余所有国家的神经，最后围攻邯郸的秦军因魏赵夹攻而崩溃。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邯郸之战使得秦统一进程被迟了近四十年。

秦末，武臣甫下邯郸即可脱离陈胜自立为王而陈胜亦无可奈何③ 参见《史记》卷八十九《张耳陈余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76页。

，陈豨叛乱而汉高祖有“豨不南
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④ 参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88页。

之语。

汉景帝时，赵国又为叛乱的七国之一。

两汉之际，王郎立足邯郸抗拒刘秀，“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⑤ 《后汉书》卷一十二《王昌传》，
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92页。

统治者对历史上的变故印象极为深刻，故而秦汉两代中央政府均不断对邯郸加以控抑，最为有效的当然就是上面提到的以城制城战略。

其次，邺城是钳制邯郸的最佳选项。

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冀南地区只有邺城能够与邯郸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一较高下⑥ 关于邺城的兴起过程，邹逸麟也有较详细探讨，极有见地。

可参看《试论邺都兴起的历史背景及其在古都史上的地位》，载《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77-387页。

不过邹
先生只就邺城本身而论，未从邯郸与邺城的相互关系着手分析，笔者尝试在这一方面稍作拓展。

以邺制邯有其经济基础，西门豹、史起都曾在邺城主政，也都曾在邺城周边发展农
业、大兴水利，西门豹“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⑦ 《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第3213页。

，史起也引漳水溉邺，从而使得邺地“终古舄卤兮生稻梁”⑧ 《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7页。

，邺城经济之富庶，在战国时期即非常引人注目，至两汉时期又有进一步发展。

图2 赵国南长城与邯郸、邺城态势①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战国时期韩、
魏图改绘，第35-36页。

以邺制邯也有其历史渊源，邺城很早就是邯郸的竞争者形象出现的。

正如前文所述，邺城所控遏的腹地与邯郸高度重合，故而邺城也和邯郸一样具有极高的军事意义，不仅关涉河北地区的得失，亦可影响中原乃至全国的政治走向。

战国时期邺为魏国领土，邯郸常遭受魏国的威胁，魏军甚至曾攻破邯郸并占据两年② 《史记》卷四
十三《赵世家》，第1801页。

邯郸发展常面临邺城之掣肘，赵国最后只好在古漳水北岸构筑长城以抵御邺城带来的军事压力③ 关于赵国长城，可参看张维华：《赵长城考》，《禹贡》第7卷，1937年；沈长云等：《赵国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60-361页；杨英法等：《赵长城古今考辨》，《河北建
筑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1期。

战国后期，秦攻赵必先占据漳、邺，然后北击邯郸，如秦始皇十一年（公元前236年），“王翦、桓齮、杨端和
攻邺，取九城”；十五年，“大兴兵，一军至邺，一军至太原，取狼孟”④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1-232页。

；十八年发动灭赵之战，“王翦将数
十万之众距漳邺”⑤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2531页。

邺之得失
直接影响赵之安危，以邺制邯的情势在战国末年已然形成。

汉王朝建立后，以邺制邯策略一步步展开，特别是在高祖、景帝、光武帝三人的推动下，邯郸与邺城的地位最终发生了逆转。

汉高祖亲眼目睹了秦末群雄在赵地纵横捭阖，立国后复有赵相贯高谋刺及陈豨叛乱之事，对邯郸始终放心不下，故而先有废异姓赵王张敖而改立己子如意之事⑥ 参
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汉书》卷1《高祖本纪》。

，复有自秦之邯郸郡分置魏郡之举⑦ 《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第1573页。

，防范与猜忌
之心昭然若揭。

邺城政治地位的上升拉开了以邺制邯的序幕，邯郸逐步走上下坡路。

汉景帝又将以邺制邯策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汉高祖虽有削弱邯郸之举，但废除异姓王而又封爱子刘如意为赵王，赵国之辖地仍颇为可观。

据贾丽英考证，汉初赵国辖曾统辖邯郸郡、钜鹿郡、恒山郡、河间郡、清河郡、云中郡、雁门郡、代郡八郡之地，后自赵分立代国，云中、雁门、代划归代国。

吕后时割恒山郡立恒山王，文帝时常山郡复归赵国① 参见贾丽英：《秦汉简反映汉初赵国属郡及南部边界问题二则》，《石家庄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11-15页。

至景帝，“晁错以过削赵常山郡”② 《汉书》卷三十八《高五王传》，第1990页。

，赵王刘遂心
生不满而参与七国之乱，后兵败自杀，景帝先废赵国改立邯郸郡，两年后又改封刘彭祖为赵王，而国境大幅缩小。

汉景帝削弱赵国的另一举措，便是分邯郸郡南部属地置魏郡③ 周振鹤：《汉郡再考》，载氏著：《学腊一十九》，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7页。

武帝时复有自赵国析置平干国之举，到汉代中后
期赵国仅辖邯郸、易阳、柏人、襄国四县④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
第1630-1631页。

同时，邺城则在继续扩张并侵吞赵之领地，最后成为辖县十八的大郡，辖地远超赵国⑤ 《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第1573-1574页。

，渐已形成对邯郸的包围之势。

城市一旦失去了广袤的腹地，其繁盛便难以为继了。

至两汉之际，光武帝一手促成了邯郸与邺城地位的逆转。

王莽末年，干戈扰攘，王郎占据邯郸而盛极一时，光武又靠邯郸一役而底定河北。

邯郸地位似仍为河北之冠，故而学者多认为邯郸衰落始于东汉末年⑥ 此似已成学术界的共识，如侯仁之：《邯郸城址的演变和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郝良真、姜春：《论古城邯郸的重要历史文化地位》，
《文物春秋》1992年第1期；孙继民、郝良真：《西汉邯郸经济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杨震、齐军：《邯郸城市的变迁》，《城建档案》2007年第2期。

笔者所见持此观点的文章还有多篇，不再一一列举。

，其实不然。

细究邯郸之衰落进程，便会发现邯郸之没落并非始于汉末的兵燹与灾荒，两汉之际才是邯郸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转捩点。

光武平王郎后，更始将谢躬即曾据邺城以钳制光武帝⑦ 《后汉书》卷一十八《吴汉传》，第677页。

，光武取邺后可能将以邺制邯的政策推向了极致，他一方面对邯郸削弱不遗余力，史载“因攻城邑，遂屠邯郸”⑧ 《后汉书》卷二十一《任光传》，第752页。

，清代方志记载：“王郎城在邯郸县西，县志：‘光武斩王郎，平其城。

’在城西三里许，故址犹存。

”⑨ 雍正《畿辅通志》卷五十四《古迹·广平府》，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05册，第250页。

一方面当有进
一步提升邺城地位之举动，不然其后明帝、章帝都曾行幸邺，甚或征召赵王来会，却不行幸邯郸，这是很难想象的⑩ 《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卷3《肃
宗孝章帝纪》，分别见于第108、143页。

则东汉初邺城已然凌驾于邯郸之上了，不待东汉之末而邯郸大势已去。

这样很多事情就好解释了，如自明、章之后再不闻邯郸有重大事迹，又如黄巾之乱与群雄讨董卓等战乱中邯郸均非战略要地。

张角等人在发动起义时，本来的预案是“先收荆、杨数万人，期会发于邺”⑪《后
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第2299页。

，此后冀州黄巾军挥师与政府军决战于广宗、下曲阳等地，而邯郸方面却没有什么重要战事，则可见其时邯郸早已衰落。

以邺制邯的最终完结者是曹操，他在击败袁绍后即以邺为根据地，渐次削平北方。

建安十七年，他对自己的直属辖地做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充，史载：“割河内之荡阴、朝歌、林虑，东郡之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钜鹿之廮陶、曲周、南和，广平之任城，赵之襄国、邯郸、易阳以益魏郡。

”⑫《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6页。

引人注目的是邯郸为邺城所在之魏郡吞并，
从此日渐没落，仅为普通一县。

到明清时期县城“南不过斜街口，北不出观音阁，长不及二里，宽仅半里”，成化时曾拓展城池规模，但也只是“于城南北两端拓半里有余”⑬民国《邯郸县志·卷首》，《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88号，第1册，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78页。

，不复当年都市气象。

以邺制邯战略圆满完成，但令统治者意想不到的是，邺城迅速发展成为大都市，不仅为河北之霸主，亦且渐有问鼎中原之能力。

于是，后世之政治家不得不故伎重演，再次以城制城，钳制邺城。

（二）邺衰魏兴与简短总结
邺城衰落的直接诱因与邯郸相同，因其太过强盛而招致了中央政府的猜忌。

邺城之声势更在邯郸之上，也为后来的大名所不及，它是冀南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有能力控御整个黄河流域的大都市。

汉后多个帝王凭藉邺城独特的区域位置奠定了创业的根基，袁绍、曹操、石虎、高欢等人均是如此，但是区域位置也恰是邺城最大的软肋。

邺城困于两河之间，可以有效控制河北，但驾驭整个中原却往往力不从心。

故而邺城是创业之理想根据地，是乱世之雄镇，却绝不是守业之理想都城①相关论述还可参看周一良：《读〈邺中记〉》及文后所附《田余庆同志讨论函》，载周
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73-489页。

曹操因邺城而成就霸业，曹丕却舍邺城而都洛阳。

北魏邺城一战而成统一北方之业，踌躇再三再次舍邺而都洛阳。

每逢北中国统一之后，邺城的强大割据潜力与离心力每每使得统治者放心不下。

前秦灭前燕而以王猛镇邺城，北周平北齐而以尉迟迥守相州，时代虽异，而提防猜忌之心理则一。

至尉迟迥振臂一呼而河北州郡纷纷响应，隋文帝遂采取极端措施以解决心头大患，邺都终化为一片废墟。

邺城与邯郸的衰落方式迥然不同，邯郸的没落是和风细雨式的渐变过程，经数百年的点滴积累而完成从大都市到小县城的转变。

而邺城的衰亡则是暴风骤雨式的急剧变化过程，一夜之间从百年名都彻底变成仅供后人凭吊的残垣断壁。

钳制邺城与钳
制邯郸的表现也很不一样，邺城早在邯郸鼎盛之时即已初露峥嵘，逐步进逼，最终取代邯郸地位。

而钳制邺城则还需洛阳、安阳与魏州群策群力，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魏州则在邺城称霸时默默无闻，它对邺城的影响更多的是在邺城已遭摧残之后才表现出来，其崛起彻底断绝了邺城复兴的可能性。

魏州本身即是抑制邺城的产物，隋文帝平尉迟迥后则彻底焚毁邺城，南迁相州于安阳，又自相州析置毛、魏二州② 《资治通鉴》卷一七四太建十二年八月条：“韦孝宽分兵讨关东叛者，悉平之。

坚徙相州于安阳，毁邺城及邑居。

分相州，置毛州、魏州。

”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426页。

，此后魏州又不断蚕食相州辖地，到大业年间，成为州治所才20多年，魏州（时为武阳郡）已辖14县，户数20余万，超过了相州之③ 《隋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44、847页。

分置魏州并不断扩大其辖地的做法，使得相州元气大伤，邺城遂无回天之力。

正如上文所述，钳制邺城的过程中，洛阳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曹魏以迄北朝，邺城与洛阳对都城宝座展开了激烈的角逐，邺洛之争对邺城政治地位的急剧窜升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④ 邺洛之争也是一个颇为独特的现象，两个城市的竞争极为激烈，由于偏离本文主题，此处不作过多展开，当另撰一文予以详细分析。

但洛阳只能剥夺邺城的政治中心地位，却无力彻底改变邺城雄峙河北的态势，邺城的真正掘墓人只能在冀南区域内寻找，安阳剥夺了邺城的州郡治所地位，而魏州的飞速崛起则彻底埋葬了邺城。

大名的最后衰落更多的还是政经格局的变化的结果，与以城制城战略无直接关系，前文已有论述，此处不赘。

总之，政治决策对三个城市的兴衰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光武疑心而邯郸遂衰，隋文猜忌则邺城遽亡。

但决策却又无力改变整个区域的经济状况，也绝不能仅凭一纸命令或一把大火就永久宣判一座城市的死刑。

所以为了钳制原有的大都市，中央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