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与《管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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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与《管锥编》
钱钟书虽然学贯中西,但在治学上他所钟情的还是中国传统的路径,《管锥编》最能体现这⼀点。
中国古代治学重随时⼼得,故各种形式的治学札记盛;但随近、现代⽂化的转型,写读书札记的这⼀传统治学模式淡出了,渐代之以格式化著述。
《管锥编》是钱钟书读书⼼得之结集,仍以札记体成书,显然没有迎合时代性著述风⽓,⽽是选择了传统的治学模式。
钱钟书之所以没有随风⽓转移,在于其治学上⼼有所定、意有所守。
在研究者为呆板的格式化著述所苦的今天,《管锥编》所体现的治学⽅法治学精神不乏匡正时弊之价值。
中国古代谈治学最为透脱深⼊者要属章学诚,钱基博曾推崇备⾄,著《⽂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以发扬章⽒之学。
钱钟书⾃幼受家学熏陶,故在治学上有与其⽗相仿之处,对章⽒之学亦多有认同和遵循。
钱基博曾在⽇记中⾔:“⼉⼦钟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集,以章⽒⽂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
发凡起例,得未曾有。
每叹世有知⾔”。
其实,钱钟书“以章⽒⽂史之义”所研究的远不⽌明清两朝的集⼦,《管锥编》之研究,也多遵循了章⽒之义,细⼊体察,不难发现这⼀点。
所以,据章⽒之学,研读《管锥编》,更能深得其中三昧。
张尔⽥在章⽒遗书序中,曾以“拙”、“难”概评章⽒之学(见《⽂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世论》),《管锥编》也可以⽤这两点来概评。
张⽒⽈:“为章⽒之学,则每⽴⼀例,必穿⽳群籍,总百⽒之所撢,⽽我乃从⽽管之。
故为章⽒之学也拙”。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履其“拙”,每⼀论例,⼴征博引,不惮其烦,然后“从⽽管之”。
⾔钱钟书卖弄者,显然不知治学巧拙之辨。
研究者对《管锥编》之书名多有臆解,尽管能⾃圆其说,但不若据张⽒之⾔,解书名中“管”字之⽤意。
张⽒⼜评⽈:“为章⽒之学,则其⽴义也探颐甄微;徬徨四顾,有参考数年⽽始得者;亦有参考数⼗年⽽始得者;及其得也,适如⼈所欲⾔,则⼈之视之也亦与常等矣!故为章⽒之学也难”。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亦践其“难”,这⼀凝聚其三⼗年⼼⾎的⼀百⼆⼗万字巨著(计“增订”部分),“积久贯通”,数年、数⼗年始得者有之,这种穷追不舍的苦苦探究精神,正可解书名中“锥”字之⽤意。
因“锥指管窥”,故所论放之四海⽽皆准,“公之四达之衢⽽⼈不能窃”。
孔⼦曾问⼦贡:“汝以予为多学⽽识之者与?”⼦贡对⽈:“然!⾮与?”孔⼦⽈:“⾮也!予⼀以贯之。
”钱基博曾以“⼀以贯之”评章⽒之学。
“多学⽽识之者”未必能“⼀以贯之”,“⼀以贯之”者必是“多学⽽识之者”,钱钟书即属于多学识之⽽⼜能“⼀以贯之”者。
其实,“⼀以贯之”即学问博约之辩证,章学诚对此有深论。
他强调博:“博学强识,儒之所有事也”;亦强调约:“多闻⽽有所择,博学⽽要于约”;故主张博约辩证统⼀:“学贵博⽽能约,未有不博⽽能约者也”,“然亦未有不约⽽能博者也。
”“学之要于博也,所以为知类也。
张罗求鸟,得鸟者不过⼀⽬;以⼀⽬为罗,则鸟不可得也。
然则罗之多⽬,所以为⼀⽬的也。
”在博约之辩证中,⽬的⼜在约,⽽约即类。
“事得⽐⽽有其类”,所以要博于事;博于事,⽽“⾮类不⾜以通之”,所以“学者之要,贵乎知类。
”章⽒所论堪谓周备深致矣。
《管锥编》即博⽽能约、约⽽能博、主述其类之著作,每⼀论例“⼀以贯之”,取之约⽽证之博,约⽽知类,博⽽⽐事;⼀千五百多论例(按细则计),⼜聚⽽为博。
治“钱学”者多以“打通”概括钱钟书治学上的突出特点,其实,不如以“⼀以贯之”概括为当。
章学诚将古代典籍概括为记注、撰述两类,并取《易传·系辞》中“神以知来,智以藏往”之义论之:“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撰述知来”。
《管锥编》是钱钟书评点《周易正义》、《⽑诗正义》、《左专正义》等⼗部典籍⽽成,重在记注,故为“藏往”之学。
章学诚⾔:“藏往之学欲其博”。
《管锥编》思想内容之宏博,已不需赘论。
《管锥编》在记注中⼜嵌以撰述,即在“藏往”之学中⼜阐述“知来”之学。
所谓“知来”之学,即经纶纲纪社会之思见。
《管锥编》有“中国⽂化的百科式全书”之誉,因其涉及领域⼴,所以钱钟书“知来”之思考也是多学科多领域的。
章学诚⾔:“知来之学欲其精”。
所以作为“知来”的经纶纲纪之⾔,在《管锥编》中是精简的,往往三两句点明即是,如论述《左传正义》中的“愚民说”,钱钟书在最后申其意:“‘⽂章’以及‘明理载道’之事固⽆不⾜以⾃愚愚⼈。
愚民之术亦可使愚民者并⾃愚⽿。
”《管锥编》,“藏往”⽽博,近乎百科;“知来”⽽精,近乎经典,可谓“智”、“神”兼备者也。
章学诚曾⾔:“读书札记,贵在积久贯通。
”《管锥编》,真乃“积久贯通”之作。
其⽆论是在治学⽅法上,还是在治学精神上,均是传统的,该书永不退减的魅⼒,⼀定程度上亦昭⽰了传统治学模式的价值。
“反者,道之动”。
当代的学术研究为格式化的怪圈所困扰,欲打破这⼀怪圈,向传统学习,亦未尝不是最好的路⼦。
周远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