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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王安⽯
2019-07-15
我们对历史⼈物的评价最⼤的问题就是重视私德⽽昧于公理
王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争议最⼤的⼈物。

因为⾰命导师列宁在1906年《修改⼯⼈政党的⼟地纲领》的⼀个注释⾥提到过他，称“王安⽯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家”，从此“改⾰家”的头衔牢牢锁定在王安⽯头上，凡是改⾰派⽆不奉王安⽯为偶像，如梁启超专门写了《王安⽯传》为其辩诬，称其为“三代以下唯⼀完⼈”。

改⾰开放以后，我们的教科书上的王安⽯⾃然也是⼀个光荣的伟⼤形象，既配得上⾰命导师的考语，⼜符合现实的需要。

但放眼历史，在数百年的正统史观⾥，王安⽯的形象不那么光辉。

虽然在北宋时王安⽯待遇还不错，⾝后封舒王（宋徽宗时），配享太庙吃冷猪⾁，但靖康之难、宋廷南渡之后，⾯对亡国危机，朝野上下开始反思谁为国破家亡负责。

靖康以来⼠⼤夫们议论纷纷，宋⾼宗为给⽗兄开脱也因势利导，最终形成了宋朝版的“关于若⼲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王安⽯及其新法，顺便罢去了王安⽯配享神宗太庙的资格。

到了理宗时，赵⽒⼦孙更是恨王安⽯恨得咬⽛切齿，⼲脆宣布王安⽯为“万世罪⼈”。

可以说，有宋⼀代，关于王安⽯已盖棺定论，民间百姓也普遍接受，例如初编于南宋后定于明代的话本⼩说《拗相公》就是以王安⽯为主⾓，称“我宋元⽓皆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

对于王安⽯变法，后世⽆不引以为戒，明太祖朱元璋对王安⽯及其变法深恶痛绝，“昔汉武帝⽤东郭咸阳、孔仅之徒为聚敛之⾂，剥民取利，海内苦之。

宋神宗⽤王安⽯理财，⼩⼈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

”清朝圣祖康熙也认定王安⽯为亡国之⾂、千古罪⼈。

王安⽯的变法事业已有定论，关于个⼈私德，很多⽂⼈为其辩护，如陆九渊称王安⽯“洁⽩之操，寒于冰霜”，把变法失败归因于⽤⼈不当、执⾏不⼒，属于典型的“好⼼办坏事”；但也不尽然，明代第⼀才⼦杨慎对王安⽯私德的评价是“古今第⼀⼩⼈”；⼤诗⼈苏东坡的⽗亲苏洵专门为王安⽯写了⼀篇《辨奸论》提出警告，“今有⼈⼝诵孔、⽼之⾔，⾝履夷、齐之⾏，收召好名之⼠、不得志之⼈，相与造作⾔语，私⽴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

⽽阴贼险狠，与⼈异趣，是王衍、卢杞合为⼀⼈也，其祸岂可胜⾔哉！”
其实，我们对历史⼈物的评价最⼤的问题就是重视私德⽽昧于公理，为尊者讳的理由往往是“好⼈”、“清官”、“动机是好的”、“被坏⼈利⽤”等等。

问题是，作为政治家，评价的标准不应当是个⼈品⾏、⾏为动机，⽽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效果。

这是现代社会责任伦理的必然要求。

只不过在古代社会，⼈们囿于认识的局限，只能展开泛道德化的辩论，变法的公共政策问题演化成君⼦⼩⼈的义利之争。

王安⽯的青苗法、均输法、⽅⽥均税法等措施，本质上就是政府⼲预经济，以⼈为的⼿段兴利除弊，把不理想的社会重新规划为理想的状态。

说⽩了，就是⼀个理想主义⾃⼤狂幻想在古代社会全盘实施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均输法、市易法就是国家垄断全国贸易和零售，青苗法就是建⽴国有农业银⾏。

后果也可想⽽知，政府⼲预变成了横征暴敛，宏观调控变成了国进民退，造福百姓变成了与民争利……
王安⽯变法与改⾰开放都是求变，但两者形似⽽神不似，命运也截然相反。

宋朝的变法与守旧之争就是古代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争。

为什么王安⽯变法注定失败？因为⼀⽅⾯，管制者信息的必然优势⽆从证明。

经济学家哈耶克（Hayek）提倡的⾃发秩序就是建⽴在⼈类掌握信息的有限性之上的。

⽆论怎样的政府，都⽆法对市场上的各种决定具备充分的知识，其决策不能保证准确。

另⼀⽅⾯，管制者利益上的中⽴性⽆从证明，即不能保证管制者是仁慈和⽆私的，权⼒的介⼊必然导致寻租和腐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王安⽯变法招来⼩⼈云集。

归根到底，天下没有⽩吃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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