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郭沫若文学创作中自我意识的张扬与退隐(一)

试论郭沫若文学创作中自我意识的张扬与退隐(一)
论文摘要：作为主情主义代表的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鲜明的自我意识，其浪漫主义诗歌理论主要集中在对自我表现的强调和抒情特性的侧重上，这一主张在其诗歌和小说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并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自我凸隐的过程。

显示其自我意识的建构与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论文关键词：自我意识；文学创作；张扬；退隐
文学活动是主体的特殊精神领域的活动，当我们试图对创作主体做出某种界定时，需要认识创作主体本质的自我，黑格尔曾说：“艺术对于人的目的在使他在对象里寻回自我。

”作为主情主义代表的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鲜明的自我意识，值得注意的是，其创作呈现了一个明显的自我凸隐的过程，本文拟从诗歌和小说创作两方面，就郭沫若文学创作中自我意识的张扬作一粗略的论述。

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浪漫主义诗歌理论主要集中在自我表现的强调和抒情特性的侧重上，诗的主要成分是自我表现，他说，“诗底主要成分总要算自我表现了，所以读一人的诗，非知其人不可，海涅的诗要算是他一生的实录，是他的泪的结晶。

”翻诗以“自然流露为上乘”，在火山爆发式的情感下，《女神》诞生了，可以说，郭沫若在《女神》的创造过程中完全是被本能性的自觉情感所激发，由一种创作的灵感所控制，进入迷狂的，无目的的，极端自由的表现状态，《女神》魅力及其不可重复性，就在于它所达到的民族精神及作家写作的自由状态。

以《女神》为例，我们发现，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中的那个抒情主体，具有一种强烈的自我爆破和毁灭的渴望，可以说是五四个人主义自我意识膨胀的极端表现，在诗歌中，则反复出现“我赞美我自己!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主体!”(《梅花树下的醉歌——游日本太府宰》)“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到”(《立在地球边上放歌》)，诗歌所包含的抒情主体和意象都带有澎湃的热情和能量，“抒情自我”在诗歌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最鲜明体现的则是《女神》中的“天狗自我”了，这样一个鲜明而巨大的自我形象：“我是一只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了，我便是我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郭沫若所塑造的这个自我，是无所不能的，显示出一种属于诗人的胆识和气魄，他借助尼采式的表现自我至极的夸张和超人自我，表现出狂放恣肆的叛逆精神，奏出了五四时期思想解放交响乐中个性自由的最高潮，体现了五四时代的大破坏，大创造的的时代精神。

在没有缘由的吞掉一切之后，“我就是我了“，这种通过夸张使事物外部变化，借以表现出当时作者内心世界充满了破坏一切又创造一切的巨大力量的内在实质，《天狗》中的“我”，正是超人的形象，一种顽强的自我表现。

李泽厚描述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诗”。

指出它的“时代音调”在于“对生命活力的倾慕赞美，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情思，带着那种对宇宙，人生，生命的自我觉醒式的探索追求。

”问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自尊和自信，正是郭沫若诗歌中对自我的想象与建构的过程。

郭沫若认为，诗的使命是表现自我，诗人的主观情感是诗歌生命所在，正基于此，他建立了自由的，不束缚内容的形式，主张绝端的自由，觉端的自主。

实际上，如果我们进一步理解《女神》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解放个性，就会发现，这正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一种理性追求，一任自然，让小我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而大我便得到了发现，用顺应自然的理性精神去对抗封建的理性。

所以郭沫若认为个性解放最彻底的文艺是最为普遍的文艺，它和浅薄的功力主义通俗文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他所主张的这一种“无用之中有大用”的自然功利观，在后期的是个创作中隐退，由偏重文艺性转向功利价值，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我们发现，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从来都与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沫若是一
位识时务的人，在他创作的旧体诗中，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贯穿其中的红线，在《归国杂吟》一诗中，“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慷慨悲壮，气势高昂，用郭沫若自己的话说，是把他全部的赤诚倾泻出来，流着眼泪把涛吐出来的，而解放后，“人民中国，屹立亚东。

光芒万道，辐射寰空。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诸如此类，洋洋洒洒，蔚为大观。

比起五四时期自我意识的膨胀，郭沫若诗歌完成了必然的自我转化。

作为一个对传统有所承担，目的性明确的知识分子，与其作为一个现代新诗人在精神气质上的冲突，造就了郭沫若精神世界自我矛盾的实质，他的诗歌总是在不厌其烦的抒写自我，又在马不停蹄的否定自我，时代有了新使命，诗人的自我就有了新回应。

正如有研究者所注意到：“自我意识的收缩，自由精神的空疏，这也决定了郭沫若对客观世界的态度。

”园在“五四”前后，才是郭沫若真正的文学觉醒期，一任性情，放任高歌。

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作家个人的天才创造。

“五四”就是这样一个催生了许多天才和杰作的伟大时代：旧思想和旧文学的束缚被挣脱了，新思想和新文学的权威范式还没有建立起来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青年郭沫若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狂躁的世界在他面前展开的无数可能。

于是“个人的郁积和时代的郁积”在新诗这里找到了发泄的火山口，所以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

《女神》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郭沫若文学创作中的自我意识不仅仅表现在诗歌创作上，也表现在小说创作上，他以大胆赤裸裸的暴露自我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独树一帜。

理想的爱情，一直是郭沫若抒情小说表现的核心内容，《骷髅》中描写的怪异变态爱情故事，透露了郭沫若对那种不顾世俗规范和个人利害的爱情的关注。

《残春》浪漫的爱情故事置于梦中，更形象的说明了这种理想化的爱情与郭沫若本人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

作者后来在解释这篇作品时提出主人公爱牟对于S姑娘是隐隐生了一种爱恋，但他是有妻子的人，他的爱情当然不能实现，所以他在无形无影之间把它按在潜意识下去了。

这篇小说中郭沫若是用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去写梦的，而作者在写作《残春》一个多月前写的散文《今津纪游》中曾记录自己对某一位女性产生过隐约的慕恋之情，这种体验未必真的在梦中得到延续，却在小说中得到延续。

作者对理想化爱情的渴求的代表作应属《喀尔美萝的姑娘》，是作者强烈内心欲望和美的幻灭的的痛苦的双重写照。

在这篇小说中，那位中国留学生对卖糖食的Et本姑娘的追求和留恋，成了他全部的生活内容。

郭沫若曾经说过创造社成员的取材，多关于两性问题，注意两性问题是创造社作家的一个共同倾向。

在“五四”时期，争取爱情自由是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的觉醒的体现。

郭沫若在这个时期，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寄托在爱情上，实际上时寄托于一种完全的纯粹的美之上，所以小说中的人物总有一种朦胧感，他也清楚的意识到这种脱尽了人间烟火气的美在现实中式不存在的，所以，其爱情小说的结局总是悲剧性的，这实际上是郭沫若内心幻灭感的曲折反映。

此外，这也与郭沫若的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有关，对于爱情，就如同他在事业上的不断追求一样，是很难在一个地方停步的，他主张纯洁的爱，主张爱的自由，是一个爱情崇拜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