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论文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论文
简单地说，经济就是人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一切物质精神资料的总称。

这一概念微观指一个家庭的财产管理，宏观指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论文【四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篇1】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论文近代史社会实践报告
——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
缅怀过去的历史，才能找到未来奋斗的方向;铭记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方能倍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这是我这次社会实践的主题。

在北京西南卢沟桥畔的宛平城内，坐落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这里是七七事变的爆发地，是日本侵略者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的地方。

纪念馆庄严，肃穆，充满历史的沉重感。

周日，我与几位同学来到这里，怀着对先烈们的无限敬意和缅怀，接受历史的洗礼。

抗日战争纪念馆全面而详实的记录了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历程。

展览以历史图片和实物为主，辅以文字解说、景观、油画、雕塑、幻影成像、影视片等，突出表现了中华民族面对外来侵略者时，全国各民族人民不畏牺牲，共御外侮的伟大民族精神，也表现了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付出的巨大的民族牺牲和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也深刻的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

展览不仅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也客观的肯定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这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中华民族共御外侮的团结精神。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国共合作，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得四万万同胞联合起来，组成可以淹没所有侵略者的抗战洪流。

20xx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华战争，在
两个月内占领了东北三省，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日本关东军侵占东三省过程中除在黑龙江遭遇马占山部激烈抵抗外，并未遭受损失，在短短两个月内就占领了东北三省。

20xx年日本又进攻上海，第一次淞沪会战爆
发。

由于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武装逼迫蒋介石抗日。

20xx年，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制造“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同时也是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

中国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与侵略军作战，先后发动：第二次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中国共产党则在敌后战场展开攻势，以游击战为主，发动人民群众，让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深渊而不能自拔;同时港澳台以及海外侨胞为抗战捐款捐物，认购国债回国参战，不同党派不同团体捐弃前嫌，共赴国难。

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整个中华民族聚合了中国近代史进程中空前的团结局面，正是这种团结，形成了即使是在国家羸弱不堪的情况下，也必然战胜侵略者的不竭的动力源泉。

抗日战争中，中华儿女慨然赴死，共御外侮。

从高级将领杨靖宇、佟麟阁、左权、张自忠，到平民英雄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王二小等，国难当头，英雄辈出。

八路军将领左权牺牲时，年仅37岁;东北抗联将领杨靖宇牺牲后，日军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棉絮、树皮，没有一粒粮食;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扔完最后一个手榴弹，狼牙山五壮士毅然决然跳崖，慨然赴死;誓死不屈八位女战士挽臂沉江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用鲜血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使得日本侵略者即使有坚船利炮，即使有飞机坦克，有精锐的军队和武器，也无法战胜征服中华民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军民伤亡9000余万人，而在中国战场，中国军民伤亡达到3000多万，损失6000亿美元，有9500多万人民成为难民，看到这些数字，让我的内心无比沉重，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遭受外来侵略最惨烈的一次，是中华民族永远无法抹去的悲惨记忆。

在抗日战争中，日军伤亡150余万，虽然他们犯下了滔天罪行，虽然他们是侵略者，但是这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所以战争是人类共同敌人，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历史，避免发生战争，珍惜现在和平的生活。

只有铭记历史，我们才能在现在以及未来避免重蹈覆辙，可是现在日本的某些右翼分子甚至是日本的国家领导人妄图篡改历史，否认侵华战争，否认命丧日本军国主义屠刀下的3000万亡魂。

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犯下了滔
天罪行，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抹去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

不承认这些历就这是倒行逆施，是为世界上所有的正义人士所不齿的行为。

日本如果不承认历史，不引以为鉴，其军国主义再次抬头就会成为可能，这将会给日本人民以及饱经苦难的世界人民再一次造成巨大的伤害。

走出抗日战争展览馆，我的心中充满了崇高与悲壮的心情，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完全胜利。

洗雪了中国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振兴的转折点，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基础。

它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
人民的斗争支援了其他国家人民的斗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我却完全没有“胜利者”的喜悦，这场胜利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实在是太深重了。

所以我现在只能铭记历史，铭记历史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让中华民族这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永远和平，富强。

【篇2】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论文民国年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时代主题“救亡图存”密切相关，侧重于外交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等的研究，以为现实政治服务;同时中国近代史学科经历了从开创到完善的过程;这证明关注现实生活是史学发展的源泉。

[关键词]救亡图存;中国近代史;外交史
历史研究的目的为何中国传统史家司马迁、班固、范晔、杜佑等均提出这一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杜佑给出的答案最直接：“将施有政”，即历史研究在于“经世”、“致治”，要为现实政治服务。

据学者统计，在1949年前，以中国近代史、近世史、近百年史命名的著作约34种，其中1940年前出版物约21种;数量不菲的专题问题研究;以帝国主义侵华史、国难史、痛史、外祸史、侵略史、国耻史、失败史、租借地等命名的近代史的相关著作约83种;中外关系通史54种。

这显示史学界在研究方向上将研究重点从传统史学转向与现实密切相关的近
代史研究、对现实具体问题的思考，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史学现象。

一、中国近代史研究兴起的现实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

中国逐渐丧失了领土、海关主权及治外法权。

《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凸显。

清末民初的中外关系中，中国处于完全被列强宰割的地位。

“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

现实政治情势，促使部分史学家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为与时代主题、现实走向密切相关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于是，中国近代历史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其中尤以中外关系为研究的重心。

二、中国近代史研究关注的问题
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上自政府下至国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修约、废约运动，以改变中国国际地位、求与列强处于平等的国际地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中国废约、修约的外交历程被打断。

此后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转为全力解决中日冲突问题，以救中华民族于危亡。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亦与时代所赋予的主题相关。

中国近代史研究以解决当下的外交与内政等问题，这充分地彰显了中国史学家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关怀与影响。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是二十世纪较早对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关系进行研究的著作。

他认为鉴于李鸿章与中国近世关系，应从“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的角度评价李鸿章的历史地位，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显示的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态度、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令人震撼，在当时的影响极大。

学者称“独擅史林”。

强大国力以“救亡”是刘彦提出的拯救时弊的方案。

李鼎声(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化史》揭露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华侵略及其与中国各政治、军阀势力之间相勾结、侵剥百姓的事实，以激发民族情感、燃起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团结起来共同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

此书“是平心最早发表的史著，也是我国现代学者运用唯物史观编写的第一部完整的近代史著。

”钱亦石的《中国外交史》，讨论了当时政、学两界都非常关注的中国“弱
国无外交”的问题。

他认为，“这个解释是非常不正确的”，是当局推委责任的谰言，中国没有长远的计划与考虑，是导致中国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重点是系统论证了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是“两个过程”的论断的正确性、科学性，“代表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对中国近代史的全新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政权的变更，是学术推动政治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张忠绂编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利用大量的中外文件资料，以探究中日问题解决之道。

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近代外交史为研究重点，希望人们了解当时中外交涉的背景环境及其失策、责任问题。

认为：目前中国内政、外交中出现的问题完全是西方列强入侵造成的后果。

曾友豪编的《中国外交史》详述了列强的对华政策及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以求解决的方案。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侧重于中国近代外交史。

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

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

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蒋廷黻以“学术的态度讨论政治，又能以政治家的眼光反观学术。

他视政治与学术为一体，视历史与现实为一体，视中国与世界为一体。

”
王芸生编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7卷)的目的，是要警醒国人，关注中日关系发展的趋势，注意日本的真正动机，不要上日本人的当;激励国人团结一致、奋起救国。

虽然王芸生谦称是编撰史实不是“作史”。

但从学术角度研究中日关系或外交史的层面看，意义非凡，“常有公允中肯的评论发
表。

”“对外交史的研究，促进之功甚大。

”(7)
以上所列诸学者及所著书目，都属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创建过程中较有代表性的。

《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所列的1949年以前有关中国近代史著作数量可观，约近200部之多。

这些著作是在民族主义的支配下，多为辗转选译、东抄西凑的编汇之作，缺乏根据完整的外交档案所作的细微地深入地个案研究，但在向群众宣传与动员群众的政治性运动上贡献极大。

随着20、30年代清代外交史料《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等的逐渐刊布，及世界各列强外交档案的公布，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水平大大提高，在学术上达到了一
个新的层次。

三、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针对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内政外交的束缚，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废约、修约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举国上下又开始以全力解决中日问题为外交的首要目标。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解决当下的中国内政外交问题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兴起成为必然。

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批近代史学科的著作和研究人才。

从以上所述的有关中国近代史、近代外交史著作的主要内容看，外交史与近代史是二体合一的。

这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救亡”问题相契合。

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显著特点。

20世纪早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多有海外留学的经历。

他们受到海外史学家关于世界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及观念的影响很深。

他们强调学术化、历史化中国近代史、外交史的研究，强调通过档案材料探寻历史演变的真相。

一战后各国外交档案的公布、尤其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清季外交档案的公布，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这形成了如蒋廷黻、张忠绂、王芸生、陈恭禄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严谨的、近于苛刻的学风。

蒋廷黻称筹办“夷务始末的出版，是中国外交史的学术革命。

以前研究中国外交史者虽不乏人，但是他们的著作，不分中外，几全以外国发表的文件为根据。

专凭片面的证据来撰外交史，好像专听一面的辩词来判讼，那是不能得其平的。

不过以往中国方面的文件，不但出版者少，且极零星;就是学者要考察中国的材料亦感困难。

有了《筹办夷务始末》及《清季外交史料》二书，以前的著作均须大加修改，并且这二书已引起全世界的学者注意。

此后他们将逐渐知道中国材料的重要”。

从以上所述各书作者在著述过程中对史料的重视程度看，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思路上，他们非常注意史料的来源及考辨问题。

他们不仅利用中国公布的外交档案材料，也利用国外开放的档案材料研究近代以来中外关系演变的真相。

同时他们还以不小的篇幅在文中或序言中专论使用史料的方法、如何鉴别史料的价值问题，这是他们求真的学术精神的体现。

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
本》、曾友豪编的《中国外交史》、蒋廷黻1931年、1934年编辑出版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张忠绂编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卷)等均是利用档案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史、外交史的代表作。

他们运用档案史料的叙事结构，影响了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创立、发展的贡献，在学界有口皆碑。

虽然他们自称要进行纯学术的研究，但是他们以自己的学术精神关注现实的危机。

他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外交史，一方面开拓了一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要以学术救国，为当下中国内政外交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与咨询，这也是他们在著作中所强调的。

所以他们的研究，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有很高的现实政治价值。

这是这一阶段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特征。

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还关注了中国的近代化问题，这与中国现实的“救亡”主题密切相关。

近代史研究中关注的中国近代化问题，是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在他们著作中的反映，也是中国政界与国联正在开展的技术合作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现实问题在他们著作中的反映，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为了战胜日本入侵者而进行的物质上的准备。

但更多的是通过对中外档案史料的爬梳、考证研究，找寻1840年以后列强对中国步步进逼、中国国力日趋衰弱、中外关系嬗变的原因，以“资治”现实中国外交问题、现代化问题的解决，包含着强烈的对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趋势等问题的关怀。

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近代史研究的显著特征。

20世纪上半叶中外外交档案的公布、对海外学者历史研究理论的借鉴、中国的现实危机共同造就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创与成就的取得。

陈寅恪先生1930年6月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言中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

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

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
蒋廷黻、陈恭禄以“冲击―反应”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范式，有利于人们深
入思考近代以来中国在应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所进行的外交部门的建制、外交人员的派遣、留学生的派遣等洋务举措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

钱亦石、李平心、范文澜等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同样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

“党派知识分子所研究的问题和学科可能是其他知识分子们没有考虑到的。

”“社会科学的发展一直没有与党派偏见相分离――没有党派偏见，某些学科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这是无可否认的。

”
当时，有不少学者虽不以近代史为研究方向，如傅斯年、顾颉刚，但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也注意对现实的关怀。

即使被人认为从不谈论政治的陈寅恪也通过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在论文中曲折地表达了他对政治的关怀：“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

”这些学者与直接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一样，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学术为救国的工具，以笔做枪，希冀为抗日救亡贡献自己的才智。

近代史著作中所表现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潮，是当时中国社会思潮在学术研究中的体现。

“有生命力的、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史学思潮，往往是和社会历史发展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有着紧密的联系，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学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发展。

历史研究若想永葆其青春和活力，不能不关注现实生活。

”
【篇3】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论文关键词：蔡和森;近代中国国情;认识
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一，蔡和森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运用这些原理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特点以及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态度进行了探索和分析，形成了一些理论观点。

一、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及社会特点的探索
蔡和森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

蔡和森最早提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是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的《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该文指出：“在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无论哪派军阀财闽得势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总不外是‘恐怖的资本主义’”[1](p88)，首次提出了“半封建”概念。

尽管这时蔡和森还没有跳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模
式，但是他已经迈出了正确认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可喜的第一步。

一九二二年九月，《统一、借贷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1](p107)，又提出了“半殖民地”的概念。

之后，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做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长篇报告，这篇报告完整地指出，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创造性的贡献。

蔡和森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特点很早就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

他对近代中国社会特点有其独到的论述。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

蔡和森认识到，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他们的经济附庸，“决不会容许中国自成为大工业生产国，以谋经济上、政治上之自由发展与完全独立”[1](p107)。

“中国的资本家”，“一面为国际资本所资助，一面结合野蛮的反动势力，来争取全国政权”[1](p88)。

这就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指出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力量，控制着中国政治和经济命脉，以及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统治中国的社会特征。

二、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
如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一样，蔡和森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不是一帆风顺的。

最初都曾认为中国的革命性质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

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此后，蔡和森也提出了自己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蔡和森在《反对敦请友邦干涉中国内政》一文中指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惟一的正轨：对内是打倒军阀，对外是打倒侵略中国，扶植中国的帝国主义”[1](p260)。

这就表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运动与共产国际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三十年来的革命运动，虽然是幼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1](p283)，同时又一次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1](p284)。

这就区分了中国革命与前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之处。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再次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后，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阶段虽有明显的变化，但是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1](p989)。

这就既批判了“一次革命论”又批判了“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观点。

由于历史局限性，他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做出区分，但蔡和森在对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和任务的认识上基本是正确的。

三、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态度的分析
关于无产阶级，蔡和森高度评价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

早在一九二二年九月，蔡和森就认为无产阶级是“最能革命的”，“中国的唯一出路”，由无产阶级来实现“革命的统一”[1](p114)，包含了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者的思想。

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明确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843)的观点，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

蔡和森认为“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不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参加，附属于资产阶级，而是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独立的，而且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843)。

关于农民阶级，蔡和森深刻地论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蔡和森对农民问题较早的论述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的《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一文中，他认为“由资本帝国主义剥夺了生存方法的中国农民群众，本来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1](p657)。

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农民在中国各阶级中占多数，深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剥削阶级严酷的压迫，他们有着彻底的革命要求。

同时蔡和森还意识到，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农民虽是革命的动力却不能领导革命运动取得胜利，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

之后，蔡和森在总结工人运动特别是五卅运动的教训时，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不能孤军奋战，而需要可靠同盟，这个可靠的同盟就包含广大的农民群众。

大革命失败以后，蔡和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他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说：“中国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