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的贵族--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论析

民间的贵族--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论析
张亚东
【摘要】Bao Zhao’s Difficulties in Official Career is characterized by both noble characteristics and folk colors in the art style and the ideological content.Those poems are not only elegant in using allusions from classical works but also popular and simple.The poet not only focused on unique structure but also the adj ustment of temperament.In the ideological content,there is a transition from nobles to civilians,and from a narrow perspective to a broad one.The study finds that th e poet’s life experience is a most impor-tant condition affecting the transition,and that Difficulties in Official Career has multiple forms.%《拟行路难》十八首在艺术风貌和思想内容上兼有贵族性格和民间色彩的双重特性。

《拟行路难》中既存在广泛化用典籍的现象，同时又不影响它的通俗、质朴的风格；既存在结构安排上独运的匠心和内蕴，同时也注重对音律的调节；在思想内容上经历了一个由贵族到平民，从狭隘视角到广阔视野的过渡。

结合作者浮沉坎坷的一生，人生经历正是影响《拟行路难》由贵族性向民间性过渡的重要条件，也表明《拟行路难》拥有多重的形态。

【期刊名称】《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3(000)004
【总页数】5页(P10-14)
【关键词】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贵族性格;民间色彩
【作者】张亚东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2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2
每位作家都有各自的写作特色，而这种特色的形成和发展，都深受作家所处时代总体文学风貌、作者的出身地位、生活阅历等方面的影响。

从战乱不断的三国分立，到晋朝的短暂统一，再到南北朝对峙、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来看，文学上相对也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建安风骨”、“正始之音”、“太康诗风”，总体风格也
逐渐由政治理想的高昂、强烈个性的抒发、浓郁的悲剧色彩转向讲求形式、描写繁复、词采华丽的繁缛。

而到了有宋一代，随着“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说诗晬语·六十三》）的局面的出现，文学也开始“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
有之，文亦宜然”（《文选序》）。

《诗》、“乐府”、《古诗十九首》等充满民间色彩的作品日益减少了，文学创作逐渐脱离了平民底层而成为了贵族们的文字游戏，而文人们也竟相通过文学这条捷径而跻身于上层阶层之中，如“二十四友”等。

《论语·阳货》云：“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而梁钟嵘《诗品·序》也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讬诗以怨。

”［1］56可以看到，“诗”从为人们认识伊始，便带有着强烈的个人性和小集团性，换句话说，就是“诗”的内质随着作者本身的思想境界的局限被人为地限制了。

因此，“诗歌不诗，文人不文”的怪现象的出现和盛行便不足为奇了，而文学创作也就逐渐丧失了其内在生命力。

每当如此，民间创作与文人创作的互动，尤其以文人向民间文学的学习、吸收便十分引人注目，鲍照就是这一时期的突出代表。

《诗品·宋参军鲍照诗》云：“其源出於二张，善
制形状写物之词，得景阳之淑诡，含茂先之靡嫚。

骨节强於谢混，驱迈疾於颜延。

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

”［1］381杜子美诗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2］537鲍照的早期作品《拟行路难》便是体现文人与民间双向互动的代表作。

诗中不仅有鲍照作为一个文人所具有的贵族性格和骨气，更有着他作为一个文人的责任意识和胸怀。

《拟行路难》这一双重性质和过渡特点，其艺术风貌可为此一证。

一、《拟行路难》十八首的艺术风貌
品读《拟行路难》十八首，总会给人一种雅致、深邃而清幽的感触，但同时又通俗易懂、质朴无华。

结构安排上匠心独运、内蕴丰富，却又不失音律的和谐美妙。

故总览全篇，呈现出雅俗共赏、浑然一体、结构精巧、音律和谐的艺术风貌。

（一）雅俗共赏、浑然一体
《拟行路难》中既存在广泛化用典籍的现象，同时又不影响它通俗、质朴的风格。

通过对《拟行路难》十八首的总结，可以发现，组诗中有些是源于对经典典籍《诗》、《骚》及《老子》的化用，共有10处。

从中隐约可知青年鲍照“所读书亦不甚多”，但读他的作品能发现，鲍照用典“能精熟浃洽，故用来稳切”（《昭昧詹言》）。

如：其一中“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便是由《离骚》中“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一句而来。

其九全诗借用男女之情［3］683
来表达自己在现实中的失意与渴望，先写“女”与“君”的欢谐，后写为“君”所弃之伤怨，这一模式与《离骚》：“楚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它”相似，即：借男女关系，尤其是将抒情主人公置于弃妇、怨女的角度，通过对相思之苦、被弃之恨的描写表达政治不遇、人生失意，更是直接用《楚辞》的主题和表现手法。

其十二中，大家可以听到“朝悲惨惨遂成滴，暮思绕绕最伤心”的独白与《诗·小雅·正月》中“忧心惨惨”所形成的共鸣；而在其十三中“今暮临水拔已尽，明日
对镜复已盈。

但恐羁死为鬼客，客思寄灭生空精”，更是与“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窈兮冥兮，其
中有精”（《老子》）的对话了等。

化用典籍，是文人在创作之中为深化内容、表情达意，加强作品的文学性和人文色彩的一种主要手段，容易使作品呈现出雅致、深邃和清幽的风格。

但是钟嵘却说：“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

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诗品》）。

通过对《拟行路难》的阅读可以体会到诗作总体上用意明了，通畅自然，虽不免有些句子“气急色浓，务追奇险”（《八代诗选》），如其六“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也正因此表达了一代寒士文人满腔的怨恨。

如王船山所言：“以天才天韵，吹宕而成”。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而鲍照作品中的这股“浩大之气”便是摆脱经典束缚，对于百家文化精髓的运用。

《拟行路难》其一中就运用了《异物志》玳瑁和高祖斩蛇的故事，其二中也同样使用了《西京杂记》、《列仙传》的神话，而其十五：
君不见柏梁台，今日丘墟生草莱。

君不见阿房宫，寒云泽雉栖其中。

歌妓舞女今谁在，高坟垒垒满山隅。

长袖纷纷徒竞世，非我昔时千金躯。

随酒逐乐任意去，莫令含叹下黄垆。

［3］683“柏梁台”“生草莱”，“阿房宫”“雉栖中”，歌姬谁在，高坟满山，“非我千金躯”“莫含叹黄栌”等通篇意象均是采用《汉书》《史记》《后汉书》中的典故，从而抒发了一种岁月易逝，韶华不在的人生之感和及时行乐的无奈之情。

这些诗作虽然用典，却了如白话，简单直白，通俗易懂，不仅毫无拗口聱牙之感，而且有的还是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

因此，这就难以真正知晓究竟是作者为“作”而作的刻意为之，还是受到这些文化经典的浸润的天然流露，亦或是“乐府”——民间文学——这种题材本身的一种矛盾特质，即：虽俗而不失雅，语浅却情深。

比之于同代文人们所创作的华而无骨的山水诗，或是淡而无味的玄言诗，确是一种诗歌艺术上的进步。

（二）结构精巧，音律和谐
《拟行路难》既存在结构安排上独运的匠心，同时对音律的调节也十分注意。

鲍照
的《拟行路难》采用了乐府诗形式，但并未为其所约束，而是继承了乐府“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特点，抒己之情，发己之叹，处处精心
雕刻，而且在音调方面，对乐府诗的艺术风貌进行了一定的发展。

其一，从总体来看，《拟行路难》十八首虽然各有不同的内容：或是抒发了对征夫思妇的同情，或是表现了诗人对门阀社会和当时英才备受压抑的不满，但这些诗作却都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对人生的思考，和人生真谛的孜孜追求。

而形式上，这十八首诗也同样不是被杂乱无章的组合在一起的，他们都有着一定的顺序。

其一“奉君金厄之美洒”这首诗，无论从内容或形式上看，都无异于是一首序曲。

诗中，诗人先献上“美酒”、“雕琴”、“羽帐”、“锦衾”虚幻易逝之物，极言富贵繁华的生活，突然笔锋一转，犹悬涧之瀑布，陡然而下，指出了人生须臾，岁月无常。

而后说“愿君裁悲且减思，听我抵节行路吟”。

那么，“悲”从何来，“思”在何处？直至全诗结束，除了浮华若梦之感，也并没有听到鲍照到底在“吟”什么。

因此，这其中的深蕴必然是在其后的诸篇诗作之中了。

同时，这也预示着这曲《拟行路难》将会不同凡响。

其二（“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是一首弃妇诗，讲述的是女子遭弃而终日悲伤长叹，当同样的题材再次出现在其九（“锉蘖染黄丝”）中，女主人公的性格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再是单纯的一味哭泣，而是略有反抗——“还君金钗玳瑁簪”。

而在其七（“愁思忽而至”），其十（“君不见蕣华不
终朝”），其十一（“君不见枯箨走阶庭”），其十五（“君不见柏梁台”）中又可以看见在表现韶华易逝，人生无常的主题时，“其十五”是对“其七”的发展，“其十一”比之于“其十”是一种进步。

再看第十八首，起句“诸君莫叹贫，富贵不由人。

”与第一首的铺陈是何其相近，而“莫言草木委冬雪，会应苏西遇阳春”，也不正是“愿君裁悲且减思”的劝人之言吗。

然后总结性地说“对酒叙长篇”，时时提醒听众，君唱的是“长篇”“行路吟”。

由此，《拟行路难》的结构安排绝不是偶然天成，而是诗人匠心独运的结果。

其二，具体来看，在感事抒情方面，《拟行路难》其四，便是一首佳作：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

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3］668
通读全诗，其中虽无一字一句怨恨之意，却满是忧愁愤恨之感。

正如沈确士评曰：“妙在不曾说破，读之自然生愁。

起手无端而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若移在中间，犹是恒调。

”既显示了它的自然，又指出了在这种自然之中所蕴含的一股不平之气，因而就表现出一种非常之气。

发于无端，寂于无言的结构安排，也这正是作者的“匠心”所在，使人读之，仿佛无限愤懑如鲠在喉，如石在胸。

而在其八中也处处显示着作者匠心的妙处。

“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花。

阳春妖冶二三月，从风簸荡落西家”［3］679，开篇4句，采用白描的手法，几乎没有任
何的艺术处理，只是采用由近及远的镜头拉伸来对诗的意境进行营造、深化，简要地点明了时间、场景。

比之于王昌龄“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一句确实失于散淡，不过，细研究之后会发现，如上文所说，是对《诗经·桃夭序》中：“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的解读，并以此起兴。

可以想象，在一个温风如酒、草长莺鸣、花谢花飞的季节，这种温柔缱绻的气氛很容易唤起心中的思绪。

因此，场景的选定，散淡的笔调其实是用心为之。

此时，主人公的出场便水到渠成：“西家思妇见悲惋，零泪沾衣抚心叹。

”闺中思妇，落泪心伤，她在叹什么？答案无非两种：韶华易逝，睹物思人。

一个“思”字解答了人们的疑惑：“初送我君出户时，何言淹留节回换。

床席生尘明镜垢，纤腰瘦削发蓬乱。

”［3］679思妇的内心独白，无比凄惶，一个“生”字表明夫君离家之久，一个“削”写出了闺妇思君之切，无处宣泄。

只得“人生不得恒称悲，惆怅徙倚至夜半。

”因为思君，所以惆怅，因为凄惶，所以“徙椅”。

正如《诗·国风·周南·关雎》有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
如果说《闺怨》是一首精致的散文诗，那么《拟行路难》其八就是一首精心结构的
白话诗，没有宏大的场面，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曲折的情节，只是通过对于一个普通的生活片段的截取，将人生的分愁别苦，娓娓道来，如一汩清泉自然而幽邃。

而他在音律声调上的成就，沈德潜评鲍诗：“鲍明远乐府，抗音吐怀，每成亮节。

”已经提到吟诵鲍诗所产生的音乐感受。

“发唱惊挺，操润脸急”（《南齐书·文学
传论》），“沈雄笃挚，节亮句道”（《野鸿诗的》）都是前人对鲍诗音节之美的认识。

那么，这种音乐之美，鲍照是如何在创作中臻获的？诗歌的音乐美大体来自4个方面：诗的结构、节奏、用韵和句式。

鲍照正是凭借对诗歌节奏的纯熟驾驭，通过节奏的变化多端、参差有致达到荡心盈耳的音乐效果。

如《拟行路难》其一：奉君金巵之美酒。

瑇瑁玉匣之雕琴。

七彩芙蓉之羽帐。

九华蒲萄之锦衾。

红颜零落岁将暮。

寒光宛转时欲沉。

愿君裁悲且减思。

听我抵节行路吟。

不见柏梁铜雀上。

宁闻古时清吹音。

［3］659
开头4句，4个“之”字句式反复出现，似铺陈，似描述，“平排而起，气达而词丽”。

而后“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两句——平平平仄仄平仄，仄
仄平平平仄平——无论是对仗，还是平仄是全篇最自然合律的句子。

在七言句中
大量使用虚字结构诗行，这种用法不仅可以用于句意的连接和转折，还能起到调整节奏的作用。

因此，葛晓音在《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一书中认为，鲍诗“开了七言乐府大量运用虚字句头钩连的先河”。

除了虚字的运用，鲍照的乐府诗在声韵的安排也着意锤炼。

仍以其八为例：前4
句的每句末字“桃”、“花”、“月”、“家”，除“月”之外，均压平声，可见作者的用心——以此为兴，是铺垫，是渲染，是引子，所以诗作无论是在音响效果，还是艺术感染力上，显得气息平稳，情意款款。

随着“花落西家”，作者的视线转向了思妇，触景生情，心生悲惋，于是由平声转换成仄声，音调的变换所激起的声响，激荡着思妇（作者）的愁思，内心凄惶，使人如临其境，愁情自生。

在语言方面，“字字炼，步步留，以涩为厚”（《昭昧詹言》）。

诸如将双声叠韵
词“零落”、“宛转”，分散于“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两句之中从而增强诗歌的节奏感；用春禽“喈喈”的鸣叫搅扰主人公烦躁的心绪，渲染气氛等，都是一种文人化的处理方式。

而到了“宁作野中之双凫，不愿云间之别鹤”一句，作者将这种文人的情思，以一种近乎口语的独白，表达的切直淋漓，这也正是鲍照诗歌的贵族气质与民间色彩相融合的印痕。

二、《拟行路难》十八首所反映的鲍照的思想波澜
从《拟行路难》这组诗的思想内容上来看，作者思想明显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由狭隘视角到广阔视野，由贵族化到平民化的转变。

首先，《拟行路难》十八首不是一组诗，而是作者的刻意安排。

这一点，丁福林先生已经在《鲍照年谱》中已有过详细的论述［4］31。

其次，就是鲍照的出身问题。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门阀士族观念十分盛行的时代，这一制度的形成大体是在汉魏之际，晋宋之间，在“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史通·邑里篇》）的社会风尚里，自视高人一等的世族内部尽管矛盾重重，相互倾轧排挤，甚至同一宗族、兄弟之间“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宋书·周朗传》），但是，对待统治阶级中另一阶层的人和低层劳动人民，他们的态度却是完全一致的，进而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政治局面。

而鲍照作为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先启后意义的诗人，却史不立传。

钟嵘在《诗品》中将原因归为“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而虞炎在《鲍照集序》中也说他“家世贫贱”，考虑到虞炎距离鲍照生活年代较近，这是可信的。

《南史本传》卷十三云：“照始尝谒义庆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

照勃然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沈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

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

于是奏诗，义庆奇之。

寻擢为国侍郎。

”鲍照所献何诗，难以得知，但是经过考证可以知道，正是因为这次献诗，鲍照被授予了官职，以后就开始了他的浮沉坎坷的为官之路。

“迁秣陵令。

文帝以为中书舍人。

上好为文章，
自谓人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章多鄙言累句……临海王子顼为荆州，照为前军参军，掌书记之任。

”虽常年为官，却生活困顿，不得重用，这种经历对他的创作有着深深的影响。

乐府题解说：“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

”通过总结，《拟行路难》十八首有两种分类：其一，按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3个部分：
（一）人生短促、变化无常的人生感言
君不见蕣华不终朝，须臾奄冉零落销，盛年妖艳浮华辈，不久亦当诣塚头。

一去无还期，千秋万岁无音词，孤魂茕茕空陇间，独魄徘徊遶坟基。

但闻风声野鸟吟，岂忆平生盛年时。

为此令人多悲悒，君当纵意自熙怡。

（其十）
诗人以悲观的基调哀叹年华的短暂，甚至对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的盛年时光也失去了昂扬向上的激情。

失意的鲍照由于命运的蹭蹬竟然产生了阿Q似的自我安慰——那些得志的人又能称意多久呢？将来一样要面对死亡。

所以诗人借酒来麻醉自
己“随酒逐乐任意去，莫令含叹下黄垆”。

看似洒脱，然而就是在这种洒脱中蕴含着作者无限沧桑和无尽的悲凉。

（二）古代妇女的悲惨际遇
在《拟行路难》中共有5首诗出现了女性形象，除其十三外，余下4首均是主人
公形象。

鲍照确实对中国古代妇女的生活和际遇给予了关注和同情。

如其二写了一对原本夫妻恩爱、幸福美满的家庭，因为丈夫的“如今君心一朝异”而使女子“对此长叹终百年”。

而就算是夫妻恩爱，因为战争的频繁、徭役的负重，夫妻还要经历长时间的分离，饱尝相思期盼之苦。

如其十二，思妇与丈夫“执袂分别已三载，迩来寄淹无分音”，于是思妇“朝悲惨惨遂成滴，暮思遥遥最伤心”。

不但时刻泪流满面，而且相思刻骨已致于“蓬首乱鬓不设簪”，“女为悦己者容”（《报任安书》），因为分离，女子竟相思得心灰意懒，实令人可怜。

（三）作者的政治失意
如其六曰：“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

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

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

”对于不合理的官场，诗人痛恨不已，希望与之决绝。

这种决绝，陶渊明曾经做过：“归去来兮。

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是如此的干脆；李白也曾做过：“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是如此的洒脱。

然而鲍照却难以决绝，充其量是诗人对于社会的不平和愤慨到了极点乃至对之绝望的一个自我安慰而已。

虽然单纯的依靠诗作本身，并不能得知《拟行路难》中每首诗的具体创作时间，但是从笔者对诗作的分析来看，诗与诗之间的思想境界是不同的。

在选材上，表达人生如梦，岁月流逝，韶华不再的作品多达8首，约占据了全部作品的一半。

辛弃
疾在《丑奴儿》中说：“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鲍诗中的这类作品也多属如此，如其十“但闻风声野鸟吟，岂忆平生盛年时。

为此令人多悲悒，君当纵意自熙怡”，表达了及时行乐、活在当下的一种人生态度，而到了其十一中“旨酒嘉肴相胥燕，持此从朝竟夕暮，差得亡忧消愁怖。

胡为惆怅不得已，难尽此曲令君忤”，又开始抒发这种无奈之感。

两者在表现手法上虽各有特色，但就思想内容而言，确乎是一种无病呻吟。

而反映战争频繁，徭役繁重的其十二、十三、十四3部作品，无论是在艺术表现上，还是思想内容上堪称绝唱。

这3部作品，主题相同，角度各异，总体上结构相互统一，共同构成一幅完整的
画面。

具体来看，其十二从正面表现闺妇的相思之情；其十三则从侧面，即第三人称的角度来诉说，使得两者相得益彰，互相映照，从而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思妇形象。

其十四则是从戍边之夫的视角诉说徭役所带来的苦难，情意真挚。

这种题材选择的变化就可以看出，鲍照的关注视角的转移：从文人贵族似的无病呻吟到关心民间疾苦的苍生意识。

而在其十六中，这种意识已经由一个点扩大到一个面，由一个角落扩展到一个舞台，而这个舞台便是天下苍生。

综上所述，民间与文人的互动，民间文学介于文人的诗歌创作，确实为文人创作带
来了强劲的生命力和新颖的艺术表现形式。

通过这种互动，民间文学的粗俗、芜杂被逐渐提炼、过滤，使之走上一条雅化的道路，而文人作品的酸腐、乏味和空洞也因为清新自然的民间文学而蓬勃发展。

《拟行路难》十八首虽俗而不失雅，语浅却情深，这种雅俗共赏的艺术风貌正是两者互动刻印下的特征。

它身上的文人性质还比较明显，民间色彩也初露峥嵘，这种过渡性的多重形态，其艺术风貌就是它作为转折点的一个证据。

参考文献：
［1］（南朝梁）钟嵘.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刘兰英.中国古代文学词典（第五卷）［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 ［3］丁福林.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鲍照集校注（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丁福林.鲍照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