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影响

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播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现代社会，人们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播活动的评价依然存在分歧。

主流评价认为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播活动是一种文化侵略，而周老师在课上却提到他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这不禁让我产生了想深入思考、分析评价的想法。

在我看来，要想对传教士的行为做出正确评价，首先要弄清“文化侵略”这一概念。

“侵略”是指一个国家或种族有目的、有计划的对它国的征服行为。

“文化侵略”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有步骤、有计划地改变被占领国民的风俗习惯文化传承等。

战争时期，一个国家强行改变另一个国家的教育方式，强制新一代学习入侵国的语言文字，是文化侵略；和平时期，发达国家垄断发展中国家文化市场，并改变其国民的风俗习惯，阻碍其文化传承，这也是文化侵略。

文化侵略的目的无非有两种：一种是经济利益，从销售文化产品中获取丰厚的利润；另一种是政治利益，推广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支撑本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理解了定义，接下来再分析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播活动。

事物都是两个方面的，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也是如此。

早在唐代就有基督教（以景教的形式）传入中国，但是传播的范围和信众有限。

直至在18世纪以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都是在一种自由的状态下进行的。

传播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其传教方式可分为直接传教和间接传教两种：直接传教是传统的传教方式，即到民间宣讲教义、游说布道、散发宗教小册子、设立教堂、吸收教徒等；间接传教是采取创办报刊、翻译出版书籍、兴办学校、举办慈善事业等方式，其中创办报刊是传播迅速、影响较广的一种传教方式。

鸦片战争前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传教士无法在中国内地立足，其创办报刊的活动也被限于南洋一带的华侨聚居区和广州、澳门等中国南部沿海地区，所办报刊也大多是中文报刊，主要以华侨、普通平民为发行对象，，发行范围主要是在民间，目的是想通过华侨把基督教传入中国内地。

只有少数外文报刊才以侨居中国的外国商人、外交官及传教士为发行对象，目的是让这些来华外国人了解中国国情，例如《中国丛报》。

在此阶段，传教士的传教行为多为个人行为而非国家行为意识。

他们以向中国传播基督教教义为主要目的，创办报刊的宗旨也是为了更好的宣传基督教。

此时的性质就如同古代时期僧人传播佛教的性质，属于宗教传播范围，并不涉及有预谋的国家征服侵略行为。

因此我认为早期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播活动并不能定义为“文化侵略”。

但是自1840 年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撞开了中国的大门，在领事裁判权的庇护下，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的种种限制被逐步解除，他们在传播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随之改变。

外国政府以英国为代表，把海外传教事业与海外殖民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借助传教士这种改变人们思想信仰的工作性质，用以宣扬西方社会的观念，实行思想征服，向中国人民进行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

因此传教士们受国家所托，为了在华发展传媒事业，更好地制造对华奴化思想舆论，他们在中囯的办报活动由华南沿海逐渐扩展到华中、华东和华北。

在19 世纪 40 到 90 年代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他们先后创办了近170 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 95 %，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的名义创办的，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的新闻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西方列强之所以将发展在华传媒事业作为文化侵略的途径，是基于他们认为只要控制住在中国出版的“主要的报纸”和“主要的杂志”，“我们就控制了
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李提摩太：《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

他们认为要毒化、奴化中国人民的思想，办医院、办学校、办教堂固然重要，但是收效仍嫌太慢。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一个更迅速的办法，这就是出版书报的办法”（玛·布朗宜：《没有更迅速的道路》）。

因为，“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李提摩太：《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

因此他们很重视书报出版工作，尤其重视报刊的出版工作。

他们在办报上投入了很大的力量。

1860 年外国教会和外籍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达到 32 家，比鸦片战争以前增加了一倍。

1890 年发展到 76 家，比1860 年又增加了一倍。

这些报刊和同时期以教会名义编印出版的一千多种中文书籍，形成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毒化和奴化中国人民思想的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此时不难得出传教士所办报刊已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传教工具”，甚至是“侵略工具”。

而传教士们有的也成为了列强的探子，利用特殊身份进行间谍活动，并强行推行基督教，与中国百姓发生冲突，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综上所述，传教士早期在中国的传播活动是积极的。

他们在传扬宗教的同时，也为中国人带来了新的知识和信息，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促进了教育事业和报刊事业的发展，在客观上对长期处于封建文化禁锢下的中国民众来说，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后期传教士的宗教色彩趋渐淡薄，而政治、经济色彩则日渐深厚，殖民色彩也日益浓厚，沦为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帮凶，共同实行文化侵略。

以此观之，外报的影响有以下方面：
首先，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在欧美国家，近代报刊是由资产阶级创办的。

而在中国，当这种新型的报刊样式出现的时候，资产阶级还没有产生。

是这些报刊所负载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宣传内容，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觉醒，使之由单一的封建知识分子分化为封建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部分。

后一部分人转而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成为封建社会的掘墓人。

不可否认的是，资产阶级报刊是资产阶级的“传教工具”（甚至是“侵略工具”），但它们在传扬宗教的同时，也为中国人带来了新的知识和信息，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

在此之前，中国长期与世隔绝。

很多王公大臣、名儒硕彦都不知中国之外还有广大的文明世界。

在清朝统治者的心目中，中国是“天朝上国”，西方国家统统是“不知人伦”的、“未开化”的“蛮夷”之辈。

事实上，19世纪初的英国早已是海上霸主和世界第一工业强国，而清朝统治者对此却一无所知。

直到英军的坚船利炮兵临城下了，道光还在问：“英国地方在哪里？”“英国到新疆有无陆路可通？”其闭塞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尽管外报及其所代表的国家是在资本扩张特性的驱使下强行进入中国的，尽管一些英文报纸的侵华主张比他们的政府更加强烈，但是“他们所宣传的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是比封建文化思想要进步
得多的意识形态” ，因而在客观上对长期处於封建文化禁锢下的中国民众来说，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

不但如此，在外报影响下产生的资产阶级舆论，对封建专制制度形成了猛烈的冲击，加速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

在当时的中国，如果没有这个加速过程，仅靠自明以来萌发的资本主义萌芽自然演进的话，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恐怕要延迟许多年。

也许这并不是英国殖民者预期的结果，但正如马克思所说：“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行动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结果”。

因此可以说，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报刊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第二，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转变观念，投身社会变革
传统的旧式士大夫的价值取向，概言之，即所谓“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也就是说，旧式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由士而仕，充当帝师王左。

为此，他们毕生奔忙於科举功名，舍儒家经典和辞章帖括之外，不知道还有什麼别的学问。

外报及其负载的西方文化的进入，犹如在波澜不惊的水面上投进一块巨石，它对中国知识界的震荡与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从内容上看，外报最初以传扬宗教开始，但是随著时势的变迁，宗教的成分逐渐减少，西方先进科技与文化信息逐渐增多，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医疗、工业、农业、人文、政情、历史沿革、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

在“西学知识”的冲击与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从传统的封闭心态向近代开放意识的转变。

林则徐、魏源等人最先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警醒过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夺彼所长、益吾之短”的主张。

在他们的著作中，大量使用了外报提供的知识。

洋务派大量引进西方应用技术，办船政、办企业、造枪炮、翻译书籍，对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不但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文化，更强调效法欧美的民主政治和国家制度，把封建自然经济演变为大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

他们提出的政治、经济纲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报西学宣传的启发。

“1882年康到上海，第一次接触到《万国公报》，第2年开始订阅，成为该报的热心读者。

经过对的这些书刊的潜心攻读，他的思想遂‘日新大进’。

后来他在万木草堂，又把《西国近事汇编》、《万国公报》作为弟子的自学材料”。

?维新派的第一个机关报取名《万国公报》（后来才改为《中外纪闻》），亦可见外报对改良运动的影响。

而康、梁以及其后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旨在改变旧的政治体制的维新、宪政和革命运动，在不同程度上共同推进了中国的政
治民主和现代化进程。

第三、为中国人自己办报提供了样板
从客观上看，外报对中国报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做了人员上的准备。

早在马礼逊、米怜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年代，就有中国人参与其间（如中国刻印工人梁发）。

之后外国人办的一些中文报刊，也多有中国人参与（鸦片战争后聘任中国人做主笔更成为一时风尚）。

例如第一份中文商业报纸《香港中外新报》（1858年）早期的编辑即为中国人黄胜。

黄胜是我国第一批留美学生，曾在英国人开的德臣报馆学习印刷。

该报19世纪90年代转为中国人自己所有。

此类先由中国人参与编辑，然后转而成为中国人自己报纸的还有《中外新闻七日报》（1871年）、《香港华字日报》（1872年）、《近事编录》（1864年）等。

《循环日报》（1874年）是我国第一批自办报纸中影响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它的创办者、我国近代著名的政论家、杰出报人王韬也曾长期在外报工作，业务上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二是提供了现成的模式。

中国人开始创办报刊时，外国人在华出版中文报刊已达半个世纪之久，近代化报纸的模式和有关报刊的基本知识已为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所掌握。

因此，19世纪70年代，当他们开始自己的报刊活动时，便“一切均仿泰西报馆章程办理”。

?这一时期中国人所创办的报纸与封建邸报、京报已经有了本质区别，它不再是本册形式而发展成为近代报型，并由内容单调、栏目不多的报纸发展成为由新闻、言论、文艺和广告所组成的近代化报纸。

在西欧等国，这个过程的完成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而在中国，近代报刊刚一出现，就具备了所有的要素。

三是提供了技术支持。

传教士们来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印刷出版技术。

凸版印刷术、平版印刷术、凹版印刷术，以及铅活字排版法及影印、彩印等技术的引进，新型印刷设备的使用，对中国传统印刷出版业向近代转变影响极大。

由此可见，外报的创办者们在向中国输出他们的宗教学说、思想观念的同时，也输出了近代报刊的知识与模式，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并培养了中国最初的报业人才，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创办提供了样板。

而报刊——舆论工具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助推器，它促使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封建走向民主，由隔离走向融通。

第四、促进了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
关於鸦片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学者指出：“战前，中国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由於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遭到猛烈的冲击而逐渐解体，中国经济也就逐渐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

?从微观层面讲，外来资本的强行进入带有道义上的反动性，但从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讲，封闭的小农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又是中国迈入近代化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此过程中，报外扮演了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配合外国势力进入中国之需要，这些报刊经常刊登商业性信息，有的还开辟了金融贸易方面的专版、专栏，报道中外贸易活动，对当时东南沿海一带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当时对华贸易被限制在东南沿海的五个通商口岸）。

外报所提供的商业信息，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货价行情。

当时各报（无论中、外文）均设有行情专版，广州、香港、上海、汉口的英文报馆还出版专门的行情报，提供包括鸦片、棉纱布匹等在内的货价信息。

各类外报还经常载文分析市场形势，估量中外贸易动态和趋向，带有明显的市场导向性。

二是广告。

广告在外报上所占的篇幅，少则四分之一，多则一半以上。

鸦片战争以后，一些英文报馆还创办了广告报。

广告内容多为外国商品介绍，也有金融、保险、运输等方面的信息。

三是航运信息。

航运是中外贸易的生命线，向为外报所重视。

鸦片战争前，广州的英文报纸就设有航运专栏，中文报纸也十分重视航运信息。

鸦片战争后，随著新的通商口岸的开辟，报纸上的航运消息更是大量增加。

尽管这类信息服务於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的需要，尽管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仅限於几个通商口岸以及周围不大的地区，但是它对这些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对中国内地自然经济的潜在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

传教士在早期中国的历史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例如在新航路开辟时期，也就是中国明清时期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近代科学制品，还有大量的近代地理知
识，《万国坤舆图》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清末民国创立之前，传教士为中国的反封建做出了贡献，比如为中国维新派民主人士提供避难所，康有为和梁启超就受到了他们的恩惠，推动了中国近代化发展。

但是，后期传教士也带来了弊端，例如在鸦片战争中，他们成为了列强的探子，利用特殊身份进行间谍活动，并强行推行基督教，与中国百姓发生冲突，阻碍了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