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两个国立研究院对农业的贡献

民国年间两个国立研究院对农业的贡献
罗桂环
【摘要】Both Academia Sinica and National Academy of Peiping were national academies amo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They had done a lot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resource in fishery,plant pathology and pest control on agriculture,as well as rational use of forest resources and so 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It showed that Chinese scientists at that time wer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academic research and productive practice with a sublime sense of mission.%民国年间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是我国两个国立科研机构。

这里的生物学家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在水产资源调查研究、植物病理学和农业害虫防治,以及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体现了当时的科学家对学术研究与生产实践结合的注重,具有崇高的使命感。

【期刊名称】《古今农业》
【年(卷),期】2012(000)001
【总页数】8页(P67-74)
【关键词】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水产资源调查;植物病理学;昆虫学研究
【作者】罗桂环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19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S432.1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近代许多爱国的仁人志士都把发展现代化农业当作拯救和复兴国家的重要途径。

这点在早年致力于将西方动植物学引进我国的生物学家身上也有非常突出的体现。

他们非常注意生物学研究与农业生产实践的结合，以求社会对生物学的认同，从而达到持续发展的目的。

在此，笔者不揣谫陋，以民国年间国立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这两个综合科研机构的生物所为例，对此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对水产资源的调查研究
缘于传统文化的浸淫，经世致用的观念之深入在我国近代许多生物学家身上可谓沦肌浃髓。

透过他们的名字，可以看出他们对农业发展的注意。

我国生物学尤其是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秉志，曾名“秉农山”；我国的植物学奠基人之一钱崇澍，字“雨农”；陈焕镛字“文农”。

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胡先骕虽然名字里没有突出“农”字，但也意味深长地将自己的留学经历，归结为“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

[1]当然，这只是当时他们那个群体的缩影。

传统文化中赋予“士”的使命感和抱负，在他们的学生和后辈学者中表现得同样明显。

我国近代生物学首先是从本土动植物种类和分布的调查开始的。

早期的生物学家致力于此，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它是生物学的基础工作；另一是它构成资源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祖国主权的维护。

中央研究院成立伊始，即建立了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是民国年间著名的农学家钱天鹤。

1934年自然历史博物馆改建为动植物研究所，所长是水生生物学家王家楫。

所里有专任研究员伍献文、方炳文和邓叔群，他们分别是鱼类研究的专家和植物病理学家。

北平研究院开始创立就组建了动物研究所。

所长陆鼎恒、专任研究员张玺、沈家瑞都是研究鱼类、蟹类和水生生物的专家。

这两个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从一开始
就非常重视动植物的分类和调查工作，尤其重视进行水产资源、特别是鱼类的调查研究工作，从而达到“利用厚生”的目的。

实际上，水生生物研究是民国年间生物学成绩比较突出的一个领域。

早年的生物学家注重这一领域的工作绝非偶然。

作为新一代受过良好西方科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不仅发学术之光芒，且冀邦国之凌替”。

目睹当时国家饱受掠夺，社会贫穷落后的严酷现实，使他们许多人都自觉担负起“科学救国”的重任。

当时开展资源调查、维护祖国主权的任务非常迫切。

秉志在“倡设海滨生物实验所说”指出：“吾国海产最富，徒以人民无知，政府漠视，一任沿海渔户遂意网取，无所限制。

日本人复乘我之毫无阻禁，于春间生殖时期，肆意渔猎，致海中品珍生殖之率不甚蕃速者，日形减少，以致绝灭，此可痛惜者也。

若有一研究所以调查沿海生物，其种类若何，其生殖若何，其分布若何，其何者有用于人生，其何者日形减少而宜保存。

海中利益，皆灼然于人民心目，用之取之，既有规定，保护利用，获益正自不少，此于实业甚有关系者也。

有此数种需要及利益，研究所之组织，正不可缓。

”[2]
以山东海域为例，青岛曾被德国占据，尔后日本又侵略黄海渔场。

那时的海州渔业技术传习所曾有人沉痛地写道：“山东省之渔业夙称繁盛，水产物之最名者，如利津、芝罘、① 即烟台。

威海卫间之黄花鱼，龙须岛之虾，海阳、胶州湾一带之带鱼、马鲛、鳓鱼，以及日本近年发见龙口及海州北面之佳鲫等，不遑枚举。

惜渔民株守旧法，而鲜知所改良。

十年前德国从事汽船拖网渔业，得不偿失，竟归失败，……欧衅既启，日本假保持东亚安全为名，遂逐德人而代之。

于是胶州湾沦入日本掌握中矣。

我之土地，视外人相攘夺袖手旁观，而不敢置一词，悲哉。

自后日本渔民遂以青岛为根据地，竟索鱼群，搜采渔场，逐年发展，实堪惊诧。

今则东起山东高角，南迄海州，海面三百五十余里之海域，任其冲风破浪，我国海权之丧失实有涯际耶。

”[3]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青岛渔业重要……业经略呈报告书中。

据日人在该地经营八年，日将有碍我国海权、渔利，即其官厅所行政策，无一非摧残我渔业，剥削我渔民，吸我血汗，供彼发展，利用海盗扰乱海面，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青岛。

”[4]
有鉴于此，中央研究院动植物所和北平研究院动物所成立后，沿海的渔业调查和鱼类研究一直是他们的重点方向。

他们的研究领域其实非常相近。

中央研究院动植物所的动物学部分（1944年组建成动物所）主要的研究领域基本上就是三个方面，分别是鱼类、昆虫和原生动物，学术带头人分别是该所三个专任研究员伍献文、陈世骧和王家楫。

顺便指出，王家楫和伍献文都是秉志的学生。

北平研究院动物所成立后，人员一直很少，最多的时候也就十余人。

他们的专任研究员中，张玺是水生生物尤其是软体动物（贝类、乌贼、海参等）专家；沈嘉瑞是甲壳类尤其是蟹类的专家；朱弘复是昆虫专家。

主要对我国各类动物进行调查分类，为服务国民经济，他们尤其注重水产和昆虫研究。

专任研究员中张玺指出：“吾国拥有甚长之海岸线，就多数良好之港湾，可惜海产事业，一如其他实业之幼稚，致使渔业被人侵吞，市场被人把握，每年损失，其数非小。

”强烈表现出对渔业落后和主权丧失的痛心。

为了发展我国的海产事业，这个研究所很快开展沿海主要港口的烟台、威海、胶州湾、厦门、广东和南海等海域的鱼类和水产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了解各种海产生物资源的生活和分布状态。

为了建立海洋生物研究基地，北平研究院还于1935年4月，在烟台成立了一个“烟台海滨动物研究所”。

不久，他们接受中央研究院的建议，将该所的名称改为“渤海海滨（或海洋）生物研究室”。

[5]此事我们下面还要提到。

为更好地将研究成果服务于生产实践，北平研究院动物所非常注意与地方政府的合作。

1935年春，该所与青岛市政府合组“胶州湾海产动物采集团”，采集那一带海域动物标本和研究当地海洋学问题。

约定采集期限两年。

由动物所的张玺任团长，团员有助理员张凤瀛、顾观中等。

他们采集到大批的动物标本，共计1600号。

除
鱼类200号鱼类标本外，其他动物标本1400号。

其中以软体动物最多，达500号，节肢动物也很多，仅蟹类就采到标本300号。

[6]有不少是新属种。

张玺在翌
年的调查报告中，对这次工作的意义有如下表述：“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成立以来，即努力山东半岛海产动物之研究，去岁与青岛市政府，合组胶州湾海产动物采集团，对于有食用经济价值之动物，特别调查其种类，注意其习性及繁殖，并测验各处海水咸度，大气与水温之变化，及各种动物适宜之生活环境。

以期此等问题，研究明瞭后，得资为发展吾国海产事业之根据”。

[7]他们取得的成果，为我国海洋动物学的研究和开发这一海域的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抗战爆发后，我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被迫内迁，北平研究院动物所迁到西南的昆明。

刚安定下来，他们就于1938年底至第二年初，对云南洱海的浮游生物进行了调查。

1940所长陆鼎恒逝世后，张玺继任所长。

他因地制宜，对昆明的滇池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

[8]抗战胜利后，张玺在贝类、沈嘉瑞在蟹类，以及张凤瀛在棘皮动
物等方面又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

总体而言，北平研究院动物所在鱼类分类、中国沿岸的棘皮动物、软体动物、华北蟹类和胶州湾蟹类、烟台滨海动物分布，乃至云南淡水水生生物的分类和分布方面都进行了很有意义的研究和探索。

如上所述，中央研究院的动植物所也很重视水产资源的调查。

1934年，还是自然历史博物馆建制的时候，他们就曾派动物采集员唐开品等参加科学社生物所所长秉志等学者发起组织的“海南生物采集团”。

[9]同年7月，自然历史博物馆改建成
由王家楫主持动植物研究所后，其年度工作中就有一项是“中国沿海渔业调查”。

[10]其后，鱼类包括鱼类生态、形态和水产实用一直是该所的首要任务。

该所脊椎动物组的伍献文和方炳文两位鱼类专家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伍献文在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前，即发表过“厦门之鱼类研究”、“扬子江上游收集的一些鱼类”、“福州沿海和闽江鱼类札记”等文章。

到该院的动植物所后，更是
积极投身于鱼类和水产调查。

1935年，他和助理员唐世凤等借乘海军军舰调查渤海和山东半岛的海洋和渔业，调查延续了6个月，取得良好的成绩，采集到不少
海产动植物标本。

次年，他们发表了这次海洋地理和生物学调查报告。

同年，动植物所还派出所内人员到东沙岛的珊瑚礁进行了半年的调查。

[11]
为系统研究中国海产和渔业，1935年，中央研究院与国内多家单位准备合作进行海洋学研究。

当时国际上有个“太平洋科学协会”的组织。

我国成立了一个分会，由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任主席。

嗣后，他们成立了渔业技术、渔业、珊瑚礁、海洋物理学及化学、海产生物5个组。

参加的有北平研究院、中国科学社、北平
静生生物调查所所、实业部、经济委员会、海军部、中国动物学会、福建省政府、青岛市政府、山东大学和厦门大学等多个单位。

他们议决在厦门、定海、青岛和烟台（或威海）四处设立海洋生物研究室。

其中，青岛市政府和山东大学合作组建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室），地址选在青岛观象台附近，经费由地方政府负担，人员由中央研究院派驻。

定海的研究室由中央研究院和浙江建设厅共同组建，中央研究院负责主持。

厦门的海洋生物研究室由厦门大学组建，他们很快于同年建成，由生物系主任陈子英主持。

厦门大学还计划创办海产生物实验场，附设海洋物理化学实验室。

[12]烟台的由北平研究院组建和主持。

[13]前面提到，北平研究院在烟台建有“烟台海滨动物研究所”，后来为此更名为“渤海海洋生物研究室”，以和其他三处名称一致，同时隶属于上述分会。

[14]
抗战爆发西迁后，动植物所（1944年分成动物所和植物所）除停止了海洋生物的调查外，仍然继续鱼类的调查研究，除原先从事的研究方向作外，还开始鳝鱼的生理学研究，如性别逆转等。

在水产实用方面，完成了四川省食用鱼天然食料之调查；嘉陵江鲤鱼产卵场水质之分析；鲤鱼鱼草的直接曝晒与鱼卵孵化率及鱼苗死亡率的关系研究；鲤鱼鱼苗的增产试验；饲料鱼类的增产；经济鱼苗的鉴别；鲤鱼和鲫鱼的杂交，以及食用鱼生长率的研究等。

朱树屏、刘建康等年轻学者开始成长起来，
后来成为水产学家和鱼类生态学家。

与此同时，所里的英藉寄生虫专家史若兰（Nora G.Sproston）则进行鱼类寄生虫的分类鉴定研究。

[15]师从她的尹文英和师从王家楫的倪达书，逐渐成长为年轻的鱼病学家。

虽然无法进行海洋水产生物的调查，但淡水水生生物的调查却从未间断。

他们西迁途经湖南时，曾计划调查洞庭湖和湘江的鱼类。

到四川后，所里的胡荣祖助理员① 此人约在1941年离开研究所到白沙先修班执教。

撰写了“四川甲壳动物之调查”[16]等研究论文。

抗战胜利后，研究所在上海复原，他们除继续鱼类的分类、形态、生理和发生方面的研究外，仍然准备开展经济动物的调查和沿海各省渔业调查的研究。

[17]
正因为这两个所在鱼类等水生生物方面的研究有深厚基础并形成一只专家队伍，同时培养了一批人才。

194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中央研究院动物所和北平研究院动物所的水生生物研究队伍合组为水生生物研究所，王家楫和伍献文分别担任所长和副所长。

1954年，他们接受农业部水产总局的建议，搬到有“千湖之省”的湖北，更好地为发展农业水产养殖业服务。

张玺则成为水生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后来发展为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研究所）副主任，他带去的成庆泰、齐钟彦、刘瑞玉和马绣同等青年学者，后来成为知名的海洋鱼类、贝类和甲壳类动物的专家。

当然这是后话。

二、植物病虫害方面的研究
植物病理和农业害虫的研究和农业生产的关系十分密切，也是我国近现代生物学家非常关注的领域之一。

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一些学者也曾致力于这两方面的工作。

中央研究院动植物所的专任研究员邓叔群是我国的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该所长期从事相关的研究。

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他在前往美国求学的时候就有强烈的为农民服务的志向：“我一心想解救贫困的中国农民，遂决定入读美
国康乃尔大学，选学农、林专业。

在外国感受到的种族歧视越深，为国争光的民族自尊心也就越强，我要以优异的成绩，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我认为最精湛的专业知识。

五年内，我攻读了森林和植物病理系，主科的成绩全部是‘A’，名列塔尖”。

[18]邓叔群1932年到中央研究院自然博物馆工作，任技师。

此前他在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农学院任植物病理学教授，还在中央农业实验所进行过短期的研究工作。

发表过“稻之黑穗病菌厚垣孢子发芽之观察”和“棉病之初步研究”等研究论文。

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后，他集中精力从事真菌研究，仅在1932—1933年的两年中
就发表了“中国西南的真菌”等10多篇分类学方面的文章。

不过，作为有强烈使命感的学者，他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工作给国家的生产建设做出应有的直接贡献。

为此，他也从事一些植物病理学尤其是棉花病害的研究。

先后发表了“中国棉作重要病害防治之研究”、“棉之缩叶病”、“棉作病菌之生长与环境之关系”、“中国经济植物之病害”（与欧世璜合作）、“棉作主要病害及其防治法”、“柑橘防腐贮藏试验”等一系列文章。

他的助手欧世璜研究过茭瓜黑心病、油桐叶斑病、蚕豆紫斑病等等，还撰写了《中国藻菌志》（一）、“高粱霜霉病”等论著。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成长，邓叔群特意帮助欧世璜取得中基会的资助，前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进修植物病理学。

北平研究院植物所所长刘慎谔是一位很有实干精神且行事果敢的学者。

他本人的研究领域虽然主要是高等植物分类和植物地理，但也很重视植物病理学方面的工作。

1929年，他曾先后发表过：“新锈菌二种”、“单孢锈菌属的两种新锈菌之记载”等文章。

1931年，从北平大学农学院毕业的王云章到植物所工作，在他的指导下研究植物分类，后来主要从事锈菌研究。

从1934年开始，他们合作发表“研究中国锈菌之材料其Ⅰ、Ⅱ、Ⅱ、Ⅲ、Ⅳ、Ⅴ、Ⅵ”的系列文章。

1936年王云章赴比利时鲁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V.Gregoire和P.Martens的指导下从事锈菌细胞学的研究。

1938年完成博士论文《关于某些锈菌的双核期起源问题》，通过答辩，
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后，他又得到中基会的资助，前往加拿大温尼伯市的自治领锈病研究室做博士后研究，在这个世界著名的锈菌研究中心从事锈菌生理分化和小麦抗锈育种的实验研究。

回国后，继续在植物所工作，还在浙江大学农学院等校任教，发表了“植物病原菌之生理分化”等不少植物病理方面的研究文章。

后来成为我国研究锈菌和黑粉菌的知名学者。

[19]刘慎谔本人还发表了“黑穗菌目一新科”、“黑穗菌科之毛乐新属”等论文。

该所的另一研究人员阎玟玉则发表了一些炭菌方面的研究文章。

[20]
因为与农业关系密切，昆虫学研究是我国近代生物学家非常关注的重要领域，也是业绩比较辉煌的一个分支学科。

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昆虫学研究专家陈世骧和朱弘复属辈份稍低的后起之秀，在农业害虫的研究方面也做了不少研究工作。

中央研究院动植物所的陈世骧是研究甲虫方面的专家，也是昆虫组组长。

1934年夏季，他在法国巴黎大学以博士论文“中国和越南北部叶甲亚科的系统研究”通过毕业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后，于同年8月回国，一直在中央研究院动植物所任专
任研究员。

他和助手着重研究昆虫的形态、生态和分类，尤其注意园艺害虫，包括金花虫、粉虱的一些种类，以及蚊虫的天敌、传虐蚊的种类研究等等。

[21]陈世骧本人长期研究鞘翅目叶甲（早年叫金花虫），也研究过双翅目的蝇类。

刚到所里头几年发表过“一些新的亚洲金花虫的描述”、“来自广州的一些跳甲新种”、“中国肖叶甲科甲虫的研究”等许多文章。

抗战初期，该所的标本采集员胡德裕曾奉派在江苏、浙江及江西采集到500余种昆虫标本，其中以甲虫居多。

当时陈世骧做
过“越冬稻根害虫之研究”；调查过湖南金花虫和果蝇。

研究所搬迁到四川后，发表过“两种蔬菜金花虫之生活史”、“柑橘粉虫的初步调查”、“中国树之研究”、“四川果蝇之两新种”、“华南果蝇小志”“金花虫之分类”等论文。

抗战胜利后，中央研究院动物所计划展开对昆虫的形态、生理、生态和分类诸方面的研究；同时开展东南各省农业区害虫的调查。

[22]
北平研究院动物所的朱弘复也是一位非常热心农业害虫研究的学者，1945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于1947年秋回国，任北研动物所专任研究员，昆虫研究室主任。

他在蚜虫和蛾类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科学院。

鉴于昆虫学研究的重要性，1953年，中国科学院组建了昆虫研究所，所长正是原中央研究院昆虫学家陈世骧，副所长则是北平研究院昆虫室主任朱弘复。

当然这也是后话。

三、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
上述两个研究机构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有关农业生产的研究工作。

涉及森林经营和作物育种，以及鱼类养殖和鱼病防治等等。

中央研究院转移到四川后，邓叔群于1939年出版了英文著作《中国高等真菌》巨著，原先从事的真菌学研究暂告一段落。

他发现西部的天然林经营和水土保持工作极端重要，决心为国家的林业建设做一些实际工作。

开始从事与国民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森林调查和研究工作，顺便提一下，这是一位不把名利当回事、极具个性和才华、非常勤奋严谨做学问的学者。

1928年他修完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学位课程后，不等拿到博士学位后就启程回国，为祖国的科学发展服务。

不要以为他是一位拿不到学位的学者，邓叔群的校友，后来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李先闻曾指出他在当时植物病理系的研究生中学习成绩最好，“因此目空一切”。

[23]1939年，他拒绝
国民党政府委任的农林部副部长的委任，却脚踏实地地到西康洪坝① 在今四川九
龙县境内。

进行森林考察。

当时他和中央农业实验所的领导商定，由后者出经费，让他组织一个考察队到川西的洪坝、木里和云南丽江以北原始林区，“调查了丽江云杉、长苞冷杉、红杉落叶松、云南松、华山松、红桦、高山栎等7个树种的蓄
积量、生长量和病虫害情况。

根据调查结果提出经营方针，更新方式和保护的技术措施和策略。

”[24]1940年，他又接受原清华的同学、时任甘肃建设厅厅长张心
一的聘请，到甘肃水利农牧公司森林部任主任。

和他一同工作的还有盛家廉等青年学者。

为此他深入洮河流域上游、白龙江和祁连山区调查研究，在西北干旱地区为祖国建立了科学经营森林、管理和合理利用森林的典范。

期间还于1941年起被借调到农林部中央林业实验所任副所长，到岷县筹建西北工作站；[25]并着手在兰州周边荒山进行绿化工作。

通过这段时间的考察和研究，他发表了系列的相关论文，如：“今日中国的林业问题”、“我国天然林管理法之研究”、“甘肃林区及其生态”、“甘肃的造林与管理”、“西藏东部高原的森林地理”、“中国森林地理概要”、“水杉的研究”、“甘肃的气候与树木年轮”，以及“甘肃林业基础”（与周重光合作）等，为我国的林业建设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

邓叔群曾对自己的这一时期的工作有这样的总结：“1939年，我转向与国民经济直接相关的林业研究，拒绝了要我当中央农林部副部长的任命，深入中国西部原始森林区，在艰险的环境中进行考察研究，绘制了中国早期的林型图，为黄河上游水土保持、减轻其下游灾害提出了森林生态平衡的理论，制定了一套保证更新、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制度、创建了科学经营管理森林的模式——洮河林场及其三个分场，设计了适合荒山造林的耐寒抗旱树种及‘水平沟’荒山造林方案……”。

[26] 中央研究院的动植物所在1944年5月的时候分为动物所和植物所。

分别王家楫和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任所长。

当时新调入植物所内的李先闻开始了小麦和粟等粮食作物的细胞学遗传和育种研究。

1947年，他和一个助手在台湾进行过甘蔗及其亲缘种的细胞学研究，发表的论文引起了国际糖业界的关注。

[27]
罗宗洛和他的助手在严重匮乏仪器设备和药品试剂的困难情况下，和他的助手开始植物营养和新陈代谢以及生长发育的研究。

同时计划做一些与农业关系密切的研究，这些研究包括“水稻及小麦发芽及生长之促进”、“大麦、小麦优良品种之养成”、“农作物及园艺植物开花期之提早”、以及“茶树及柑橘等营养繁殖法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