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说_四大误区

第33卷第1期2009年1月人口研究
　Population R esearch
V ol133,N o11Janu ary200981
“人口红利说”:四大误区
刘元春　孙　立
(吉林化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编者按】学术界关于人口红利的讨论已经若干年,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阐明了对人口红利及人口负债1的看法。

但在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争议,刘元春和孙立认为:倍受国内学者关注的“人口红利说”存在四大误区,即人口机会窗口等同于人口红利、理论抚养比等同于实际抚养比、经济增长等同于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关闭等同于劳动力短缺,对人们的认识与有关决策产生了误导。

我们选择刊发他们的文章,旨在通过讨论,进一步促进对“人口红利”的全面认识。

“人口红利说”是西方近年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提出的新学说2,这一学说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相关研究,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有人认为,过去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3,人口红利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4,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5,甚至有人认为,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6,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阶段性转折,“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7,因此应该调整人口政策,赶抢“补偿性生育高峰”,如果这个高峰被耽搁了,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8,等等。

本文认为,“人口红利说”存在四大误区,对人们的认识与决策产生了误导,需要加以讨论,并希望人们能够走出“人口红利”的误区。

1　一大误区:人口机会窗口=人口红利
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人口负担系数比较低的局面,总人口中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这种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人口的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
“人口视窗”、“人口机遇”等。

有利,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

又称为“人口红利期”、
蔡昉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与人口红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建国以后的人口转变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在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条件下,产生了两个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即所谓“人口红利”3。

都阳认为,人口红利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的比重,相应地,抚养比较低,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这种人口年龄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9。

彭希哲认为,人口红利就是由人口转变过程所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10。

以上“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表述,实际上指的是“人口机会窗口”。

既然“人口机会窗口”只是“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额外的经济成果”,就意味着“人口机会窗口”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人口机会窗口”并不等于“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的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

David E.Bloom,J eff rey G.Williamson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demograp hic gift”,即人口红利11。

此后,David E.Bloom,David Canning,J aypee Sevilla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demograp 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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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是从西方引进的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概念,使用这一概念需要结合中国自己的国情。

一是中国人口转变与西方人口转变的背景不同。

我国很多学者用以年龄结构衡量的人口抚养比来研究人口红利问题,于是得出了几乎高度肯定的答案,即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期,并且正在收获人口红利,而忽视了中国人口转变与西方人口转变的人口与经济关系背景。

以西方为代表的人口转变,是在个体生育意愿主导生育行为的基础上完成的,是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几乎是同步的,是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自然结果,人口出生率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加上劳动力基本充分就业,就可能使经济社会得到额外的推力。

但中国人口转变先于经济发展,是在较低经济水平下,人口迅速膨胀导致人口问题,国家采取强制性生育政策而形成的人口转变,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

强制性生育政策较迅速地发挥作用后,随以往生育旺盛期及高峰期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也会跟着凸现劳动力的丰富。

但此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数量多,就业负担重,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剩余劳动力,因此不能仅由人口年龄结构的表面变化及相应的人口抚养比,来论社会负担,论人口与经济的关系2。

二是中国人口绝对量多,人口就业问题突出。

“人口机会窗口”是一把双刃剑。

在“人口机会窗口”阶段,因为总人口中劳动力的比例较高,如果劳动力人口能够充分就业,可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利。

如果劳动力人口不能充分就业,劳动力人口与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没有区别,同样是负担人口。

失业不仅会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巨大损失,而且会使未来负担更为沉重。

然而,就业问题是目前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

就业问题若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发展,还将危及社会安全和政治稳定,更谈不上收获“人口红利”了。

事实上,“人口机会窗口”不过是实施人口控制措施之前,我国生育旺盛期及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进入了劳动年龄人口而已,因而无论城乡,这一期间劳动力就业问题一直是政府面对的严峻问题,经济快速发展与现实中人口问题的困扰并存,这种人口与经济关系总体上是很难用享受“红利”描述的13。

当前有关人口红利的讨论,基本上限于生育率下降,导致的总负担系数较低,有利于减轻劳动者抚养负担、增加全社会储蓄、投资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机遇或可能。

严格地说,这只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一种经济效应,或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为经济发展提供的一种条件、机遇或挑战,并不是实际的“红利”,更不是人口转变效应的全部,把它称作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机会视窗”的开启或关闭似乎更贴切14。

低人口负担系数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一般意义上是通用的假设,但中国的情况却远为复杂和严峻,将“人口机会窗口”直接等同于“人口红利”是失之偏颇的。

“人口机会窗口”是时间概念,而“人口红利”则是经济概念。

“人口机会窗口”只是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本身并不是红利。

把“人口机会窗口”直接等同于“人口红利”是十分有害的,它会误导我国人口政策的理性发展15。

上面对人口红利问题的讨论,并不是要否定人口红利理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而是希望通过讨论使我们能够全面辩证地看待人口红利问题。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单一的,既有消极作用,也有积极影响。

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口状况的特殊性,虽然人口年龄结构相对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人口的基数过于庞大,为就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对较低的社会总抚养系数,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从而形成较高的社会储蓄率,有利于资金积累,为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机遇。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恰好人口机会窗口开启,并且能够对人力资源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

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只是为获得“人口红利”提供了一个机会,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获得人口红利需要一定的条件。

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只是反映了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数量,但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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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要实际得以利用还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

只有劳动参与率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同时失业率能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才能充分地发挥人口年龄结构所带来的优势。

也就是说,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

而要保证劳动力的充分就业,除了国际环境、社会安定等必要的宏观条件外,还需要国家做出一些制度性的安排。

如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实现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减少农村中劳动力的沉淀等等。

只有形成和要素禀赋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才能牢牢把握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机遇,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2　二大误区:理论抚养比=实际抚养比
人口抚养比也称人口负担系数,是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

抚养比可分为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

少儿抚养比是指0～14岁人口占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老年抚养比是指65岁以上人口占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

总抚养比为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二者之和。

以上从人口学角度提出的人口抚养比事实上是理论抚养比,而非实际抚养比。

实际抚养比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之比16。

在研究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国际上通常以实际抚养比的值域变动来表述由人口转变所导致的人口红利。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由于数据的可得性,人口指标大部分选用的是理论抚养比。

例如,蔡昉从我国1953～2000年少年儿童人口(0～14岁)比重从36.3%降低到22.9%,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重从59.3%提高到70.2%,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比重从4.4%上升到7.0%这一抚养比的变化,得出产生了两个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即所谓人口红利的判断3。

王德文等人通过研究1950～2050年中国、日本、法国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得出我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总抚养比的边际效应为-0.115,即总抚养比下降一个单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0.115个百分点的结论6。

理论抚养比并不能反映就业的真实情况,实际上我国劳动力的就业状况不容乐观。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城镇失业率加速攀升,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加快,下岗失业人员不断增多,新增劳动力规模日趋庞大,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就业形势异常严峻。

从城镇就业来看,登记失业率已从1996年的3.0%上升到2002年的4.0%;按国际通用标准计算的失业率,已由1996年的3.9%上升到2002年的6.1%。

在失业率上升的同时,城镇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由1996年的72.9%下降到2002年的66.5%。

这意味着有2000多万城镇劳动力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如果将这些劳动者也看成失业者,则城镇失业率有可能会提高1倍17。

据统计,2006年我国15～64岁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2.3%,而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失业人数为847万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大量的未登记的失业人口。

同时,我国每年又有大批的高校毕业生等待就业。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近年来全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逐年下降,已由2002年的76%,降至2008年的70%,大学生失业现象已经成为倍受各界关注的社会问题。

从农村范围来看,2008年2月发布的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至2007年末,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53100万人,外出从业劳动力13181万人,占24.8%,尚有34671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等待转移的农村劳动力逐年递增,对原本就已严峻的就业形势带来更大的压力。

就业不充分,意味着劳动力参与率低和相对赡养人口的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初级优势,进而侵蚀了固有的“人口红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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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白皮书1994～1995》中,作者以不同口径比较了1992年中国与西方一些老龄化程度较高国家的抚养比。

例如,按人口年龄结构计算,1992年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瑞典的总抚养比是59,中国只是49;实际抚养比则反转为瑞典95,中国98;如将当年一般认为的1.5亿剩余劳动力纳入非就业人数计算,则中国为167,高出同年总抚养比49,幅度之大,足以说明在不同人口背景下,以人口年龄结构计算的抚养系数认识人口与经济关系,可能出现较大偏差13,会失去现实意义。

收获人口红利的前提是劳动力充分就业,不以实际在业的劳动人口作基数计算人口抚养比只会虚抬或夸大人口红利15,因此,要慎重使用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抚养比,以人口抚养比为基础构造的“人口红利说”将带来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实质的错误解释。

3　三大误区:经济增长=人口红利
1978～2007年,中国GDP实现了年均9.9%的增长速度,被誉为“中国奇迹”。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

蔡昉在他的研究中给出了不同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认为在1978～1998年间的年均9.5%的GDP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为28%,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为21%,未解释的部分为3%。

蔡昉认为,中国成功的人口转变,较早地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提高的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3。

都阳认为正是由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上升,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早地打开了“人口视窗”,及时地利用了人口结构转变所带来的“红利”,并使其成为在这一时期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4。

田雪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年龄人口供给持续增长和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当在30%左右,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经济起飞相类似18。

根据王德文等的研究,1982～2000年中国人口红利对人均GDP 增长的贡献达26.8%6。

王丰等人曾经对由人口转变所导致的生产性年龄段的人口份额的增加,而人口总体负担相对较轻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指出,人口红利解释了中国1982～2000年间经济增长的15%19。

陈友华的研究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GDP中有超过1/10是由于“人口红利”因素所创造的。

到2006年时人口红利因素对当年GDP的贡献量达到28178.61亿元,占当年GDP的比例高达13.36%。

一时间在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讨论中,人口红利似乎被说成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然而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李善同的研究,改革以来的1978～2003年间,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0.6%,而且分阶段看这种贡献率是逐步下降的,由1978～1985年的12.9%下降到1990～2003年的4.5%;远远低于资本贡献率63%,技术进步等因素贡献率26.2%20。

王文举等对2002～2005年全国经济增长因素分解的结果为,资本贡献率72.44%,劳动贡献率7.79%,市场化改革贡献率14.22%,技术进步贡献率5.55%21。

其他的一些学者(傅晓霞、吴利学,2006;杨文举,2006)也得出了大致的结论。

对于人口转变所引起的人口红利,另一个理由是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能够使储蓄率上升,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但是,此结论也没有得到普遍的支持。

周祝平认为蔡昉的理论论证是有缺陷的,“按照他的理解,人口转变引起储蓄率提高的时候,经济就达到一个更高增长速度的稳态,并由此判定这就是‘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潜在人口红利’。

这显然是对索罗模型的误读,索罗增长模型实际上表明储蓄率的显著变化对平衡增长路径上的产量水平只有较小的影响22。

”Johnson指出,生育率下降是否提高了中国的储蓄率还不清楚23。

保罗・舒尔茨用亚洲国家的数据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也没有发现当期储蓄与年龄构成之间存在重大的依赖关系24。

贺菊煌用一个含抚养、赡养关系的世代交叠模型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快速的生育率下降对储蓄率没有大的正影响,储蓄率只在人口转变前期小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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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升25。

有学者认为,东亚经济发展的奇迹是人口红利推动的结果26、27。

而日本和韩国“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错位似乎没有印证这一结论。

日本“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9.22%。

1973～2000年,日本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期,年均GDP增长率为2.81%16;2001～2002年竟连续两年为负增长,年增长率分别为-0.3%和-0.5%。

韩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1962～1991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8.48%,1991～2000年则为7.18%14。

从日本的抚养比和经济增长率比较来看,1960～1970年日本的年均GDP增长率为9.4%,抚养比平均值为49.1%; 1970～1980年日本的年均GDP增长率为4.5%,抚养比平均值为47.1%;1990～2000年日本的年均GDP增长率为1.5%,抚养比平均值为49.0%。

这里我们看不到日本的经济增长受到人口红利推动的迹象。

20世纪70年代的抚养比略低于60年代的抚养比,但是经济增长率却下降了一半以上;90年代的抚养比与60年代相当,但是经济却陷于停滞。

由此可以证明日本的经济增长或停滞与人口红利没有显著关系。

另外,“四小龙”所指的新加坡、韩国、香港和台湾,这些地区都是人口规模很小的经济体,1950年新加坡的人口为240万、韩国人口为3800万、香港人口500万、台湾人口1787万。

新加坡和香港的人口还不足北京市人口的1/3,台湾人口比北京市人口略多,韩国人口不到广东省人口的一半。

把这么小的区域的经济崛起归功于人口转变是没有说服力的22。

还须指出的是,这些地区都是自发的人口转变,没有任何政府的强制性干预。

与其说是人口转变推动了经济增长,不如说是经济增长引起了人口转变。

解释3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认为,制度变革才是推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以1978年为分水岭,1978年以前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经济高度集中,国家能够调控GDP在资本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分割,长期以低工资、低福利的方式增加资本积累。

1953～1977年GDP的年均增长率为6.3%。

1978年以后是改革开放时期,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开始显现出来22,1978～2007年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9%。

王文举等人对我国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

2004年市场化改革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东部16.33%、中部21.68%、西部16.77%、东北23.09%,均在16%以上21。

因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要归因于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制度环境,只不过中国的人口转变时期也恰好与此相契合而已。

以上分析和观点的对峙表明,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发达国家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起点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制度不同等,都可能造成经济增长过程的巨大差异。

企图用简单的一两种因素来解释各种经济增长模式,总是片面的和可疑的。

事实上,就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各种要素发挥的作用大小虽有所差别,但都在起着作用20,只不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某一要素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罢了。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Sala2i2M artin所言,某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实现,是包括初始条件、人力资本状况、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开放程度、历史机遇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8。

分析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我们很难用红利来描述,或者说,我们还没有收获人口红利。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基于三个原因。

一是失业率高,劳动力就业不充分。

失业包括非公开失业、下岗和公开失业。

按照上述口径,政府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明显偏低,数据结果受到学界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

丁仁船、王大犇运用失业人数调整法对1990～2005年我国城镇真实失业率进行了推算,城镇真实失业率呈现上升趋势,由1990年的3.26%,上升到2005年的8.8%,其间2003年达到最高峰为9.13%29。

熊祖辕和喻东对1990～2004年城镇失业率进行了推算,城镇失业率同样呈上升趋势,2003年高达11.2%30(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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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示)。

姚裕群的研究表明,我国城镇的真实失业率即全部失业率数据在2000年已经达到7%的较高水平31。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对上海、武汉、沈阳、福州、西安5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2002年平均失业率已经达到13.2%。

另有资料显示,2006年中国实际测算的城镇劳动力失业率已高达16.36%。

2008年12月15日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2009年《社会蓝皮书》发布会上,发布了社会学研究所在2008年5～9月之间展开的一项大型调查(全称为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结果,结果显示,2008年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失业率大概是9.4%,是政府要求力保的登记失业率4.5%的2倍多。

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存在4%～6%的失业率是正常而自然的,此时社会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

而以上数据显示,我国的失业率早已超过国际警戒线。

图1　城镇失业率
资料来源:登记失业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真实失业率来自丁仁船和
王大犇的推算29。

推算失业率来自熊祖辕和喻东的推算30。

除了城镇,农村的失业问题更不容忽视。

以往概念认为,农民因为拥有土地保障,所以不能算是失业。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建设用地需求量急剧上升,大量征用了农民的土地。

在1997～2003年的7年间,我国耕地从19.5亿亩锐减到18.5亿亩。

由于土地征用的法律制度严重滞后,征地补偿安置费低,一方面,没有为农民解决就业难题,尤其是大龄农民很难在非农部门找到适合的工作;另一方面,补偿的安置费也远不能为农民提供“保障”的功能。

尽管从2007年1月1日起,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1倍,但仍然不能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保障和生活保障,作为丧失土地保障这最后一道防线的农民来说,他们必须面对就业和生活保障的双重考验。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曾经做过专题调研,按征用土地量和农民人均土地量的保守估算,目前全国有约4000万失地农民。

据许多专家估算,中国城乡合计的失业率达到20%～25%左右,并且这种情况将长期存在,这表明中国是世界上失业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2。

较高的失业率以及失业率的持续攀升意味着一个庞大的群体需要社会供养和大量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二是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切断了劳动力禀赋与经济机会的结合。

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成为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其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成为各种歧视性政策安排的载体,提高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妨碍了他们流入城镇后的顺利就业。

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切断了劳动力禀赋与经济机会的结合,使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并不顺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影响到人口红利的兑现。

三是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劳动生产率不高。

目前在人口红利概念的论述中,人口红利只是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对人口状况的一种描述,具体来说是抚养群体(15～64岁)与被抚养群体(0～14岁和65岁以上)在数量上的对比,而没有涉及到人口的质量问题,是有缺陷的。

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财富的创造不仅仅依赖于人口数量,更重要的是人口质量,即人力资本状况45。

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