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与敬意：从《论语新解》看钱穆的文化态度

温情与敬意：从《论语新解》看钱穆的文化态度
作者：郭院林陈天伟
来源：《云梦学刊》 2015年第3期
郭院林1 陈天伟2
（1、2.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 225000）
摘要：《论语新解》是钱穆先生在学术盛年时期著成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虽定位为“通俗本”，前后却花去了钱穆十余年的时间，是探究钱穆治学态度的重要样本。

“温情与敬意”
是钱穆的文化态度，是其治学中最不能忽视的特点。

或许不能纯粹从学理来看其论说的是非，
因为这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与信仰。

与同时代学人相比，这也是他一生的坚持。

关键词：《论语新解》；钱穆；治学特点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5）03-0055-04
收稿日期：2015-04-14
作者简介：郭院林（1975- ），男，江西九江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
中国古典文献学、近代地方文化。

陈天伟（1991- ），女，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
教育。

《论语新解》是钱穆“刻意”写的一部《论语》的“通俗本”。

[1](P95)然而，正是这部
通俗本，钱穆历时十余年方得完成。

①此间固有事务缠身的原因，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
作者久经锤炼之作，甚至可以看作晚年定论之作，可见此书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是极高的。

而
钱穆之子钱行《尤重〈论语新解〉》一文也完全证实了此说法：“《论语新解》是钱先生的一
部重要著作，也是他本人比较重视的一部著作。

在这书写成出版前后，钱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
就曾多次写文章，做讲演谈到这书的写作计划、过程、进度以及这书的价值、意义和读法等等。

”[2](P26)那么，国学大师为何会对一种“通俗本”下如此大的力气呢？作者在本书的序
言说：“新解旨取通俗，求其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体求简要，辞取明净”[3](P2)，也就是说，作者创作《论语新解》的目的就是要普及大众，使《论语》人人可读。

其理想也可以说是要以
此为一普世本，作一标准文本，以达到普及《论语》与宣扬儒家文化的目的。

而这也正是钱穆
治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经世致用，而不是将自己封闭在书斋和故纸堆中。

[4](P176-179)
现在已经有很多关于《论语新解》一书的专门论述，其中硕士论文就有两篇。

在这两篇论
文中，王雷生的《钱宾四〈论语新解〉探微》共有十三章，分别论述了《论语新解》的成书背
景和过程、整体诠释特点以及部分章节的义理分析，对于我们深切感悟《论语新解》中所包含
的钱穆先生的文化关怀有重要意义；杨华东的《钱穆〈论语新解〉研究》则主要从义理、考据、辞章三个方面对《论语新解》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有助于拓展我们对本书的认识。

周海平《深
情的体悟，卓然的阐释》一文对《论语新解》做出了极高的评价，但对本书存在的一些问题却
言之甚少。

黄彦伟《〈论语新解〉：融铸一家之言的义理通释典范》主要从义理的角度考察了《论语新解》的高妙之处。

林韵的《通于古今，无物不然》则通过对《论语新解》的考察而探
究钱穆的学术追求。

此外，徐兴海《〈论语新解〉对于〈论语〉学习的意义》和王瑜瑾的《试
论钱穆〈论语新解〉对〈论语〉学习的贡献和意义》则以《论语》的学习为考察中心，笔者参
之较少。

综上来看，对于《论语新解》这部在钱穆本人看来都极其重要的著作，其中所蕴含和
体现的钱穆的文化态度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以下，笔者拟就《论语新解》一书，具体探讨钱穆
先生对中华文化的态度及其治学特点。

一、怀崇敬之情作注
“对于钱穆而言，孔子之学不仅是他的一个史学研究对象，也是他民族文化本位立场的思
想基础和价值依归。

”[5](P215-216)钱穆对孔子以及孔学的崇敬之情在《论语新解》中表现无遗，这种崇敬并不是装在心里默默祝祷的，而是努力掌握并宣扬孔子之道。

事实上，钱穆关于《论语》的著作共有三部，它们分别是《论语文解》、《论语要略》和《论语新解》，而用于
普及大众的《论语新解》则是在钱穆的学术盛年历时十余年方完成的著作，更见其对于宣扬孔
学的良苦用心。

具体而言，宣扬孔学的根本和依据在于明了其本义，在《论语新解》中就是要
辨别前人的各种误解和引申，阐明《论语》本来的含义。

历代关于《论语》的注解有很多，分歧也不少，因此，我们首先要看一看钱穆是如何处理
前人的不同注解的。

在八佾篇“子语鲁太师乐”章中，钱穆在对字词作了注解之后，又列出另
一种说法，并指出：“两说未知孰为本章正解，今姑采前说。

”[6](P87-88)这里，钱穆并没有明确说明为何采用前说，也未说明后说的疑问何在。

这种将不同说法罗列出来而不作分析，并
且直接表达了钱穆自己的倾向的做法是比较少见的，之所以如此，则如前所引，是“未知孰为
本章正解”，体现了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治学态度。

进一步而言，在不能明确
孰为正解的情况下直接表达自己的倾向，则体现其“归于一是”[3](P7)的愿望。

当然，在不能确定正解的情况下，钱穆更多的是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

在雍也篇第四章“子谓仲弓曰”中，
关于“犁牛之子馸且角”的解释异说纷纭，钱穆也只能说“此终难题”。

[6](P160-161)
不过，这种不能明确孰为正解的地方毕竟很少，本书的大多数注解钱穆自己都有明确的态
度和观点。

其中有调和旧说，也有选择旧说之一，也有自立新说。

公冶长篇“颜渊季路侍”章中，关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三个“之”所指为谁有两种说法，一是指别人，一是指自己。

作者在分析之后则认为：“是从第一说，仍必进入第二说。

”[6](P151)这明显是一种调和的态度。

雍也篇“不有祝鮀之佞”章中，共有四种不同的注解，钱穆一一列举并作简
要分析，从而确定第三解“于文理最顺适”。

[6](P171-172)这是选择旧说之一的做法。

自立新说有两种情况，一是本来就有不同理解而钱穆自立新说，二是历来就有公认的理解
而钱穆自立新说。

关于宪问篇“古之学者为己”章，前人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为己是“履道
而行”，为人则“徒能言之”；另一种则认为“为己，欲得之于人。

为人，欲见之于人。

”钱
穆则指出，这两种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然当孔子之时，学风初启，疑无此后世现象”，因此，这里的“为己”应指“德行之科”，是己立己达；“为人”则指“言语、政事、文学之科言”，是立人达人。

这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且为己是根本。

从这段
分析中，我们看到钱穆论述的出发点是当时的历史情境，并据《论语》本文所说的孔门四科及
其他篇章进行论证。

[6](P428)关于卫灵公篇“当仁不让于师”章，“旧解皆训师为师长义”，而钱穆则猜测“师”当理解为“众”，“盖仁行善举，众皆当任，人各相让，则谁与此任？故
众所当行之事，在己尤当率先不复让。

”[6](P484)钱穆之所以有与众不同的理解，其自述的依据是师长与自己虽然并世但有先后，自己学成德立之后，师或不在。

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于前
人所理解的当仁则不让于师长的说法，钱穆多少是有一些不乐意接受的。

综上可见，钱穆对于前人注解的处理方式是多样的，而归根到底，钱穆所追求的则是“务
以直明《论语》本义为主”。

[3](P2)也就是说，在钱穆看来，前人的注解中固然有不少是合乎正解的，存在疑问或属于引申的也应注意，因为更重要的还是《论语》本文所要表达的意思。

钱穆在《论语新解》的序言中明确提出：“为《论语》作新解，事有两难。

异说既多，贵能折衷，一也。

如何用今代之语言观念阐释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遗训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人相悦而解，二也。

”[3](P1-2)这两大困难，也正是钱穆在《论语新解》中着重用力的地方，参考前人注解以阐释《论语》本义，并以平白之语表达出来，使《论语》人人可读也就是钱穆在本书中
所要做的。

当我们把视野放宽，将钱穆置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中具体考察时，就会感受到《论
语新解》中寄予了作者多么深长的情意！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儒家为代
表的传统文化遭遇了空前的危机，不仅是外来的文化冲击它，重要的是本民族的人已经对它失
去了信心，更有甚者要全盘否定它。

对传统文化满怀崇敬之情的钱穆当然不忍心看到此种场景，因此要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阐扬儒家经典《论语》的本义并使人人知晓，正是他努力的方向。

而这一切仍要归因于对孔学的崇敬之情，希望借此宣扬孔学，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养。

二、崇敬则易偏
从某种程度来说，怀着崇敬之情为《论语》作注而欲求《论语》本义是一个悖论：心怀崇敬，则难免会有所偏护，既有偏护则本义难求。

事实上，李健胜已经著文提出此问题，指出这
是钱穆所持的“儒学中心观”在发挥作用。

[5](P221-231)这里，笔者也略举几例，以具体了解钱穆作注的偏护之处。

雍也篇“子见南子”章中，孔子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钱穆认为此誓
言应理解为“我所行，若有不合礼不由道的，天会厌弃我，天会厌弃我。

”现有的材料已经不
能让我们还原“子见南子”的经过，孔子为何发誓以及誓言的确切含义也就无法确定，而钱穆
为“子见南子”一事所作的注解是“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并指出：“圣人道大德全，在我有可见之礼则见之，彼之不善，我何与焉。

”可见，在孔子弟子子路看来是难以接
受的事，在钱穆则既是合于礼的，更体现了孔子作为圣人的“道大德全”。

[6](P182-183)钱穆的注解则明显看出其对孔子的无上崇敬，不允许孔子的形象有一丝污损。

如果说“子见南子”章几乎是无法弄清的，那么泰伯篇“曾子有疾”章则稍微确切一些。

按照钱穆本人的白话翻译，该章的内容为：
曾子得了重病，召他的门人弟子说：“看看我的手和足吧！《诗经》上说：‘小心呀！小
心呀！像临深潭边，像蹈薄冰上。

’自今而后，我知道能免了。

小子呀！”
在该章的按语中，钱穆也认为曾子临终所说的“吾知免夫”“似乎气象未宏”，但联系到
曾子连通着其前的孔子和其后的孟子，而孔子有“杀身成仁”之说，孟子有“舍生取义”之说。

因此，钱穆指出：“谓曾子独得孔门之传固非，谓曾子不传孔子之学，亦何尝是！”[6](P227-228)此语本身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在曾子未传的孔子之学中，会不会正好有此内容呢？再或者，曾子此处的话有更加具体的语境，从而使这句话更好理解呢？总之，曾子这句话本身的意
思是比较好理解的，只是此话由曾子说出便似乎影响到曾子的形象，且使孔孟之道的传续不能
贯通，因而钱穆力为辩护。

在卫灵公篇“颜渊问为邦”章中，因为孔子的回答是“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
乐则《韶》舞。

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所以有一种说法是颜渊论时、辂等项，
孔子则逐项答之，而记之者则浑括所问，但曰“问为邦”。

钱穆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这些
问题过于零碎，不是治国大道。

“盖颜渊所问，自是治国大道。

”[6](P462-463)很明显，钱穆这里的表达过于绝对，认为像颜渊这样的大贤不应该问这么多零碎的问题。

但我们自己审视上
述说法时，便会很容易地看到它的症结所在：颜渊纵是大贤，是孔子看重的爱徒，难道就不会
问零碎的问题了吗？而钱穆之所以认为不会，则是因为颜渊在他的心目中有极高的地位，钱穆
不相信这样一位大贤也会成为追问老师许多零碎问题的学生。

以上所举的三个例子分别涉及了孔子、曾子和颜子，钱穆在遇到一些不利于诸圣贤形象的
地方都尽力维护，孔门其他弟子也大抵如此。

客观地说，这种做法是存在问题的。

若从纯粹学
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是会受到摒弃的，但我们要明白的是，钱穆为《论语》作注并不
是单纯地做学术研究，而是从“经世致用”的目的出发，希望借此宣扬孔学。

因此，我们有必
要改变观察《论语新解》的角度，从而对本书形成更加深切的认识。

三、温情与敬意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势力开始以暴力的、非对等的方式进入中国，中国面临着“数千年
未有之大变局”。

及至甲午战败，中国的处境已是风雨飘摇，而救亡图存的呼声也终于得到广
泛的响应。

不过，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趋势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进一步的质疑，“中体西用”说的市场越来越小。

“从‘五四运动’开始，很多学者接受了否定中国历史和文化，学习
西方乃至全盘西化的论调，开始了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批判。

”[7](P13)相较于“新文化
运动时期”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西化”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钱穆本人则并没有
加入到“打倒孔家店”的队伍中，相反，他坚决扛起保护、宣扬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大旗，为传统文化的传承留下一支余脉。

“温情与敬意”的说法源于《国史大纲》，虽然这是对认识本国以往历史的要求，但同样
可以扩大到全部的文化内容。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
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

而将我们
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8](P111)很明显，这段话有较强的针对性，它直指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论”，希望扭转人们对本国历史文化
的偏见，从而“为故国招魂”。

[9](P492-513)
有了这样的认识，再反过来看《论语新解》，并扩而大之到钱穆全部的学术研究，我们就
会理解钱穆的治学中满含着的对民族文化的崇敬之情。

这种崇敬不是简单的崇拜与迷信，而是
怀着“温情与敬意”对本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破除人们对传统的偏见，使民
族文化能够得到本民族的认同与发扬。

八佾篇“褅自既灌而往者”章是存在较多争议的一章，钱穆“酌采一说，其他则略”。

从
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有必要将各家注解均作罗列并详细分析，从而形成自己的见解；但从实
用的角度来说，本章是在说古代礼仪相关的内容，和现在没多大关系。

因此钱穆说：“非谓古
礼必当考，特由此可以窥见孔子当时论礼之大意，此亦有古今通义存焉，固不当以自己时代之
主观，而对历史往事尽作一笔抹杀之轻视。

”[6](P69-70)这里的表述与前引关于“温情与敬意”的表述如出一辙，展现了钱穆对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深切理解与感悟。

子罕篇“岁寒”章，从“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到“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
再“道之将广”，推及“圣贤守道”，指出“义喻无穷，至今通俗皆知，诗人运用此章义者尤广。

吾中华文化之历久常新，孔子此章所昭示，其影响尤为不小。

”[6](P277)这里从松柏引至中华文化的历久常新，也有钱先生对民族文化的“温情与敬意”。

然而，正如上文所言，过于崇敬则易有偏护。

或许，这种偏护是不自觉的；或许，在钱穆
本人看来这根本不是偏护，而是本义。

但正如钱穆自己所说：“孔子为二千五百年以前之人物，孔子学说思想为二千五百年以前之学说思想，吾侪生二千五百年以后，读其书，不可以不知时
世之差。

”[10]（P19-20）但在具体的注解中实际上是没有完全做到。

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否定钱穆的这部著作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试问世间哪个
人是完美无缺的呢？试问哪位学人能够说自己的研究成果毫无问题呢？《论语新解》中出现的
一些问题我们当然要注意，但如果因为存在问题就一味否定，则是大错特错了。

一方面，书中
没有问题、有所创见的地方需要学习；另一方面，即使是存在问题的地方也同样需要分析。

总
的来看，钱穆的《论语新解》是一部十分优秀的著作，这当然是以他的博学多识为前提和最重
要的条件的，但没有对孔子和孔学的“温情与敬意”也是很难想象的。

而且，这份对孔子和孔
学的“温情与敬意”也完全可以说是钱穆博学多识的重要的内在驱动力，促使他为民族文化的
保全与复兴全力付出。

注释：
①本书的写作开始于1952年之春末，参见《漫谈〈论语新解〉》；此书出版于1964年，
参见钱行.尤重《论语新解》，载《思亲补读录走进父亲钱穆》。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27。

参考文献：
[1]钱穆.漫谈《论语新解》[J].孔子研究，1986，（3）.
[2]钱行.尤重《论语新解》[A].思亲补读录走进父亲钱穆[C].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3]钱穆.论语新解·序[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4]陈东辉，钱谷.经世致用与宏博会通——钱穆治学精神之精髓[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1）.
[5]李健胜.钱穆对《论语》的文本定位与思想阐释[J].思想与文化，2013，（13）.
[6]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7]成雷鸣.“后五四时代”背景中钱穆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研究.[D]山东：山东大学，2012.
[8]钱行.关于“温情与敬意”之辩[A].思亲补读录走进父亲钱穆[C].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9]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A].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0]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卷）[M].台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8.
[责任编辑、校对锺兴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