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恨歌》中空间迁移的悲剧意蕴

论《长恨歌》中空间迁移的悲剧意蕴摘要王安忆是当代文坛优秀的女作家，多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

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在沉寂五年后以丰富的意蕴和近乎完美的艺术表现相继获得了国内外几项文学大奖。

沿用女性这个一贯的主题，在《长恨歌》这部长篇小说中，王安忆把故事发生的环境放置在上海。

在上海这座城市的“芯”里到处充满了王琦瑶们的身影。

“她”是一个个体，但也是一种象征，更是这座城市的代言。

王安忆借用王琦瑶的一生，不仅完成了对她命运的塑造，也完成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塑造。

本文将从中发现小说情节的设计和空间的迁移交织，分析人物命运与空间转移之间的关联，阐释王琦瑶悲剧命运的必然。

关键词王琦瑶；《长恨歌》；空间；城市；女性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王安忆是一个丰富而独特的存在。

作为穿越80年代的女作家，她在90年代仍然风采依旧并初显大家风范。

她是一个不断突破、超越自己的作家。

她不断的文体探索、风格转型和自我重塑使她在每一个小说潮头中占据着不容替代的位置。

《长恨歌》的成功，首先在于她写活了一个奇特的女人——王琦瑶；成功还在于作家在写活了王琦瑶这个人的同时，也写活了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甚至一个城市。

在小说中，最具突出意义是对上海空间文化的书写。

王安忆曾说过：“在那里边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是一个城
市的故事，” [1] 这点上王安忆的创作指向与列斐伏尔的“全部社会空间发端于身体” [2]的观点相契合。

空间既被称为具体的物质形式，可以被标示、被分析、被解释，同时又是精神的建构，是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形态。

“把个体身体用作社会身体的隐喻，将它视为社会身体健康抑或疾病的符号”， [3]王琦瑶虽然是小说的中心和主体，但又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个人，而是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一种象征。

她既是一种精神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象征，又似乎是上海和历史的某种象征。

作者对上海的把握与描绘极尽其详，又直入骨髓，把上海融化在人物的命运里。

”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

他探讨了空间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提出了“空间是社会产品”之命题，以揭示空间的实际生产过程、空间的商品化、空间在实践中的表意功能。

其概念化的结晶就是“空间实践”、“空间再现”、“再现空间”之三合体[4]。

空间的实践属于普通居民，以日常生活方式来建构社会空间；空间再现控制、管理社会空间；再现空间被空间再现所支配，衬托、映照、抗衡着空间再现。

空间实践在小说里以弄堂为表征，是王琦瑶生于斯长于斯的场所。

弄堂见证了她悲剧的一生。

富丽堂皇的公寓及造星梦工厂是空间再现的范畴，邬桥是再现空间，是接近于自然空间的母体所在。

在《长恨歌》中，随着王琦瑶身份的转换，生活场景在坞桥、弄堂和公寓间游移，它们分别展现了空间的实在、构想和认知三个因素，并最终合成封闭的叙
述空间，综合表述出王琦瑶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思想变化。

一、世俗空间的表征——弄堂
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言：”任何一个城市，它独有的历史都是它的性格史和精神史。

文字的历史只能启动想象，建筑的历史才是摸得着的物证。

它所有的空间都神奇地充满着历史留下来的精神。

而它们本身又是各个城市独具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审美方式，以及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最生动地体现。

一个城市不能被替代的个性内容都在它的形态中了。

”[5]上海这座城市也不例外。

作为极具上海文化特色的建筑——弄堂，可以说它构成了上海城市建筑的主体，承载着城市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浓郁的人文氛围，是上海的象征所在。

而主人公王琦瑶就是生活在弄堂里的世俗上海人的代表和缩影。

如果说张爱玲是从街道菜场这样世俗化的图景中发现和感悟到了审美化的意趣，那王安忆则是在王琦瑶们生活的弄堂中诉说着女性个体的无根性与永世的漂泊感。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了更大空间与场所，而人类的空间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

所以当城市将人对环境的理解加以形象化和象征化” [6]时，“经济和政治力量便在不知不觉中恣意地操纵空间，改变其社会性格，也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落入这种空间逻辑中。

” [7]当时的上海在全国经济落后政局不稳的情况下畸形发展，既有着商业都市的现代性特征，又不能完全摆脱旧式的社会形态。

新旧观念在人们的日常生
活中碰撞、融合，形成了上海人独有的处世态度和行为。

和主人公王琦瑶一样，有超过半数的上海人都居住在弄堂里，弄堂是他们生活娱乐所离不开的场所。

弄堂的格局奠定了上海人的观念和生活，反过来又促进了弄堂格局的形成。

弄堂的双面性上海便是对此的绝佳标注：既具备着琐碎性、世俗性、狭隘性的局限，又具备人文性、温暖性、朴实性的优点。

在对闺阁的细致描写中，更加凸显这些表征。

王安忆对上海弄堂闺阁的描写，颠覆了以往闺阁在人们心中娴静淡雅的形象。

“上海弄堂里的闺阁，其实是变了种的闺阁。

……贞女传和好莱坞情话并存，阴丹士林蓝旗袍下是高跟鞋，又古又摩登。

……弄底黑漆大门里的小姐同隔壁亭子间里舞女都是她们的榜样，端庄和风情随便挑的。

姆妈要她们嫁好人家，男先生策反她们闹独立，洋牧师煽动她们皈依主。

橱窗里的好衣服在向她们把手，银幕上的明星在向她们招手，连载小说里的女主角在向她们招手。

她们人在闺阁里坐，心却向了四面八方。

”[8]
设在偏厢房或是亭子间的闺阁，总是背阴的窗，不仅在空间设计上是边缘化的，而且在私人家庭和与外界的交往联系上，也是被遮蔽的。

空间上的被排挤与自身向外的发展要求相冲突，促使王琦瑶们奋力争取个体空间与话语权，而要实现这些就需要权利和物质的保障。

此时，“暗的像深渊一样的弄堂”便不能满足王琦瑶们的实际需要，现实空间和理想空间的不平衡驱使她迈动脚步，进行一
次次的空间迁徙，寻觅理想的栖息地。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女子，弄堂的局限性对王琦瑶狭隘势力的选择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王琦瑶因为姣好的容貌，被推选为上海小姐后，就逐渐在欲望与浮华中迷失了自己，她毫不犹豫地走进了李主任的怀抱。

殊不知，“女性出生的那个空间，因为她总要出嫁，从一开始就不是她的家；女性结婚后生活的那个空间，其实是陌生的、别人（丈夫）的家，她是一个无根的后来者。

这种因结婚迁移而出现的空间断裂，使女性在本质上无‘家’。

” [9] 通过依附男人寻得空间主体地位的王琦瑶在本质上是无根的，这也正是她生命悲剧的最终来源。

纵观王琦瑶的一生，上海是她成长直到死去的地方，上海这座城市造就了王琦瑶的同时，也为她的人生悲剧埋下了铺垫。

二、繁华梦的投射——片场、爱丽丝公寓
《长恨歌》开篇第六小节王琦瑶的出场与片场有关。

虽然只占全文很小的篇幅，但是片场是一个制造繁华梦的地方，“它是女学生们心向往之的地方，它生产罗曼蒂克，一种是银幕上的，人所周知的电影；一种是银幕下的，流言蜚语似的明星轶事。

” [10]片场是繁华上海的衍生物，它代表了浮华与虚荣，充满着骚动与浮躁，是现代商业文化高度集中的体现。

片场这一极具上海特色的场景，则贯穿了王琦瑶生命的始终。

片场是给人们制造快乐浪漫和幻想的地方，是上海经济繁华，市民
需要的精神文化产物。

而由王琦瑶的死，达到前后呼应的片场，在此时把故事的结局推向了顶峰。

相较于一闪而过的片场体验，王琦瑶走出弄堂曾经长时间住在“爱丽丝”。

爱丽丝公寓位于上海的西区，是三四十年代上海一道独特的风景。

它是达官贵人安置外室的世外桃源，是风情美丽女子聚集的地方，“不甘于平凡，好作奇思异想的女人，谁不想做“爱丽丝”？这城市的马路上，到处走着磕磕碰碰的“爱丽丝”。

这城市自由真不少，机会却不多，最终能走进这公寓的，可说是爱丽丝的精英。

” [11]爱丽丝的存在为女子们获取现代社会物质资源与“精英”身份提供了可能性，女性们纷纷使尽浑身解数，期望登门入室，宣告自己的成功。

作为城市代言人的王琦瑶也不例外。

“爱丽丝公寓是在闹中取静的一角，没有多少人知道它。

它在马路的顶端上，似乎就要结束了，走进去却洞开一个天地。

那里的窗帘总是低垂着，鸦雀无声。

里头的人从来不出来，连老妈子都不和人呷膜的。

一到夜晚，铁门拉上，只留一扇小门，还有一盏电灯，更不知何时何处。

何人的世界。

” [12]居于社会权力中心的男性“从地球深处到辽阔的天空，一而再再而三地抢夺着女性的空间，作为交换，他为她买下一幢房子，把她关在里头，对她加上种种限制。

”
[13]爱丽丝公寓便为这些限制包上了亮丽的外壳，散发着致命的诱惑。

相对于弄堂的喧闹，爱丽丝公寓出奇的安静。

相对于弄堂之间人情的往来，爱丽丝公寓则是闭门谢客式的与世隔绝。

相对于弄堂
里的一家人团聚，爱丽丝里更多的分离。

相对于弄堂里几乎一成不变的生活模式，爱丽丝里更多的是等待和片刻欢愉的团聚。

相对于弄堂里女人的岁月静好式的老去，爱丽丝里更多的却是闲置的青春和独守的更岁做代价的女子们。

成为上海小姐后的王琦瑶是被李主任引入这里的世界。

爱丽丝公寓便成了李主任金屋藏娇的地方。

李主任在小说中是金钱与权力的象征，他与王琦瑶其实并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但是由于他们各取所需，所以他们的命运便有了交叉。

带有迷幻色彩的公寓，满足了王琦瑶作为女人的全部虚荣心。

这只是男人对女人的需要以及女人对物质和现世安稳的渴望，他们之间并没有爱情。

爱丽丝也是浮华上海的一个缩影，这里入住了无数个像王琦瑶一样貌美如花的女子，她们作为“外室”这样不光彩的形象存在着。

而爱丽丝真正的主人却是那些包养女子的有钱有权的人物。

他们在一方面操控着整个城市的荣辱兴衰；另一方面，也决定着这些女子的命运。

当时局变动，历史更迭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命运也变得身不由己，而那些女子的命运更是变得无所依傍。

当以血缘姻亲维系的传统社会基础结构遭遇现代化带来的都市个体利益竞争的严峻
挑战，之前的超稳定结构便会随着个体空间、生存欲望、权利资源的争夺而分崩离析，整个社会进入无序状态，从而给每个人都带来生存何为的迷惘和无边际的荒凉之感。

这种悲剧不仅仅存在于女性群体中，更是20世纪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体验，不同程度的，我
们都是“王琦瑶“。

三、无法回归的母体——邬桥
邬桥是苏州的一个小镇，它早已远离了上海，和上海有什么关系呢？“邬桥是我们的母体的母体，因与我们隔着一层亲缘，所以便看他们陌生了。

其实我们都是从它那里来的，邬桥的桥都是外婆桥。

”[14]邬桥是王琦瑶外婆的娘家，邬桥之于上海，就如同外婆之于王琦瑶。

它包容着前来避难的王琦瑶，并给她提供疗治与修养的好地方。

“邬桥这类地方，全是水做成的缘。

江南的水道简直就像树上的枝，枝上的杈，杈上的叶，叶上的经络，一生十，十生百，数也数不过来，水道交错，围起来的那地方，就叫做邬桥。

它不是大海上的岛，岛是与世隔绝，天生没有尘缘，它却是尘缘里的净地。

邬桥这种地方，是专门供作避乱的。

对那些闹市中沉浮、心怀创伤的人，无疑是个疗治和修养。

”[15]
在远离了都市的喧嚣和浮躁的乡下，现代工业秩序的缺席使得坞桥成为人类原初母体的象征。

王琦瑶从都市到乡下，这个过程隐喻着对自然母体的回归，从文化到自然，从死亡到新生。

居住在此地的外婆，是邬桥的精灵，是给王琦瑶安慰与指引的。

只有外婆看清了女人的美丽只是愚弄了自己，只有外婆的智慧才看得清王琦瑶，并怜惜她的梦破的太早。

“想这孩子还没享到女人真正好处呢！
这些真好处看上去平常，却从里及外，有名有实，是真快活。

” [16]这是外婆在历经沧桑之后看透的人生真谛，只是万念俱灰的王琦瑶如丢了魂一般，不愿思考生命的本真，这个弄堂里长大的孩子，早已没有了邬桥的净悟与淡薄。

王琦瑶和阿二在邬桥相遇，王琦瑶给阿二带来了外面的世界，使他的心又活跃了起来，而这个邬桥纯洁的少年，也为了王琦瑶远赴上海寻梦。

阿二的此举，更是点燃了王琦瑶对上海的思念。

“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是心痛。

连邬桥的阿二都去得上海，她上海生上海长的王琦瑶又何故要远离着，将一颗心劈成两半，长相思不能忘呢？” [17]
王琦瑶终于还是难以抵挡上海的诱惑，回到久违的上海的怀抱。

王琦瑶终归是属于上海的。

邬桥只是王琦瑶疗伤与缓冲的地方。

王琦瑶是上海的女儿，离开了上海，王琦瑶便不再是王琦瑶，就算前方无论有多少艰辛，王琦瑶也要去闯，因为是在上海，让她魂牵梦绕的上海，她与那个城市早已经分不清彼此。

这样的情节设置，昭示着现代都市人在自身建构过程中想依赖母体却又觊觎工业文化
的狂欢，想主宰一切却不料完全丧失自我，最终只能与自然母体分裂的必然和可悲。

复归都市的王琦瑶住进了上海最藏污纳垢的平安里，经受了与母体的割裂创伤后，她选择了对母体的彻底背离，走向毁灭。

坞桥越是美好，现实越是悲哀，为整个文本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哀伤。

结语
《长恨歌》是写一个美丽女人的故事，从年少风光一直写到一场意外的谋杀，诉说了一个关于女人红颜薄命的古老寓言。

王绮瑶的一生施施然地走过，这样的女子只能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繁华落尽沧桑依旧的上海。

小说在写尽了王琦瑶跌宕起伏的一生同时更写尽了上海的世俗与浮华：从琐碎但又温馨的弄堂到旖丽却又孤寂的爱丽丝公寓，从虚华噪杂的片场到纯净古朴的邬桥，王琦瑶短暂却又风雨飘摇的生命轨迹，是她不断寻找空间实践和认知的过程，她既回不到坞桥，也进入不了片场，最终惨死于平凡的弄堂，画出了一个虚无的圆形轨迹。

上海作家王安忆，选取了上海女儿王琦瑶浮沉的一生，诠释了地域空间对于人生的决定意义，暗示了人类无法真正回归自然，又无法安然适应商业浮华的漂泊命运，体现出现代人类尴尬无奈的生存处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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