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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转型期腐败问题的思考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这段话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正确认识转型期腐败现象，深入分析其特点和成因，从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对策，对于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深入推进新形势下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腐败概念与转型期腐败问题的泛化弄清腐败的概念，是正确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形势，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基础。

特别是在转型期，腐败问题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关注，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正确认识腐败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科学界定腐败的内涵。

国内外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对腐败进行了多种定义。

不管从什么角度定义，腐败的实质都是运用公共权力来谋取私人利益，腐败的内涵就是以权谋私。

因此，我们衡量一个行为是不是腐败行为，基本的标准就是要看这个行为是不是将公共权力用于并实现私人目的和小集团利益。

客观分析腐败的性质。

腐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有其自身的特性：一是历史延续性。

腐败是权力的衍生物，伴随着公共权力的产生而产生。

可以说腐败与反腐败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

二是世界普遍性。

当今世界，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腐败问题。

三是成因复杂性。

腐败现象具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有制度本身的弊端和缺陷，有监督、管理方面的问题，有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有人性趋利的本能因素，有传统习
俗中的不良影响，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等等。

警惕和防止腐败概念的泛化。

现实生活中，由于我们许多同志在研究和讨论腐败问题时未能准确把握腐败的内涵，随意扩大其外延，从而导致在腐败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出现了腐败概念被泛化的倾向。

主要表现为：一是把市场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或不规范的行为归结为腐败。

二是把领导干部与亲朋好友的正常交往视作腐败。

三是把正常的社会现象视作腐败。

如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工人下岗，本是改革中难以避免的现象，但有些人将其与腐败挂钩，使一些群众对改革产生抵触。

四是把社会问题视为腐败。

如吸毒、嫖娼卖淫等社会丑恶现象是当今世界的社会通病，也被一些人归结为腐败现象。

五是将个人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归结为腐败。

腐败概念的泛化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标签效应和放大效应”，从而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四个“不利”：一是不利于正确评估反腐败的成效。

这种倾向如不及时加以纠正和制止，其结果必然从根本上动摇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动摇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动摇四项基本原则，动摇我们党的执政基础。

二是不利于反击国内外敌对势力“别有用心”的宣传，为敌对势力提供宣扬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社会主义制度的口实。

三是不利于遏制潜在的腐败动机。

一些掌握一定公共权力的人认为既然腐败如此普遍，自己搞点腐败也就算不了什么，因而对实施腐败行为心存侥幸。

四是不利于明确反腐败的打击目标，妨碍了对腐败行为的严厉惩治。

腐败概念泛化的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正确认识转型期的腐败问题。

腐败现象不是中国的特产，更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的。

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阐明这个观点。

正确看待转型期腐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
治问题。

对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政治警觉。

对当前反腐败形势的认识，要有全局的眼光，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看清主流及其发展趋势。

面对当前腐败易发多发的现象，党中央的认识是清醒的，反腐败的态度是坚决的，采取的措施是有力的，反腐败斗争总体上始终保持着平稳、健康、向纵深发展的良好态势。

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为了消除旧体制的弊端，也是铲除腐败滋生土壤的根本出路。

因此我们有理由坚信，转型期腐败问题必然会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制度的不断完善逐步得到解决。

二、转型期腐败的特点总体上表现为易发多发性。

从不少国家的发展进程看，当一个国家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激烈变革的阶段，往往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

世纪的英国，世纪的美国，世纪中叶的新加坡，都出现过腐败高发现象。

在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上，几乎所有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在谈到本国情况时，都认为剧烈的社会变革，必然伴随着大量腐败现象的滋生。

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随着体制的交替，由于腐败的诱发因素与抑制因素力量对比的变化，我国的腐败现象先后出现几个高发期：年试办经济特区后，培育市场经济，对外经济活动十分活跃，同时走私贩私活动也演变成猖獗之势，形成了第一个高发期；年下半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后，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但经济行为不规范，形成了第二个高发期；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一些地区和部门片面强调“保护”发展，使一些腐败问题未能得到应有的处理，形成了第三个高发期；近年来，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涉及的领域拓宽，配套防范措施一时没有跟上，腐败现象再一次出现高发的势头。

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这些问题及时受到了有效查处和纠正。

集中表现在新旧体制交汇点。

行政审批是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交叉点，审批事项多，审批程序不规范，审批环节反映出的腐败现象比较突出。

国有企业也是两种机制转换过程的交叉点，在国有资产运营中，出现了化公为私现象，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十分严重。

公共设施也是政府投资和市场运作的交叉点，在重大工程项目的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中搞暗箱操作，行贿受贿行为屡屡发生。

在国家的重要稀缺资源的配置中，如土地划拨与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并存，导致了一、二级市场的交易中腐败行为突出。

呈现出扩散的趋势。

一是腐败行为主体从基层向中高层蔓延，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甚至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因腐败案件受到查处的比例逐年上升，出现了职务越高、权力越大、腐败金额越多的现象。

二是发案领域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散到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组织人事等要害部门，新闻出版、学术教育等领域也不再是一片净土。

三是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群体腐败呈上升趋势，部门或行业性以权谋私的现象时有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反腐败透明度的提高，媒体对腐败问题的报道增多，人们对这种趋势的感觉往往比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

对社会各方面的危害极大。

转型期腐败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它破坏政府的管理秩序和行使权力的公正原则，激化社会矛盾，毒化社会风气，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影响社会稳定。

腐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为政局动荡的祸根之一。

腐败还干扰政府的经济政策，导致公共决策失误，投资扭曲，生产成本非正常上升，经济秩序紊乱，巨额资源浪费，经济效益下降，人民负担加重，从而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转型期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政府职能改革滞后产生了行政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