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成品出口规模的理论分析_1985_2030_裴长洪

我国制成品出口规模的理论分析：1985—2030*裴长洪郑文内容提要：现有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探讨了国际贸易的发生机制，但没有给出一国商品出口总量决定的有效方法。

本文认为，研究商品出口必须注意区分商品结构，鉴于制成品出口在全球商品出口中占据最主要的地位，本文以制成品出口为研究对象，构建了衡量一国制成品出口规模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模型，经大样本检验，得出结论：一国制成品出口的全球占比主要由人口规模、人口密集度、人口年龄结构、资本形成能力、经济发展模式、贸易成本比较与收益转换等六大因素共同决定。

本文运用上述理论与模型，对中国1985—2010年制成品出口的规模形成进行了理论解释，并通过六种情景模拟出了中国2010—2030年的制成品出口增长态势，做出如下预测：2010—2020年仍将是我国制成品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2020—2030年期间我国制成品出口的全球占比将达到25%左右的历史峰值，并进入高位持续期；其后，主要受制于人口抚养比的大幅激升，我国制成品出口全球占比的长期增长趋势将终结，由此进入下降阶段，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关键词：出口人口制成品国际贸易一、文献简评与问题提出国际贸易学说的成熟理论主要有：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新贸易理论，等等。

亚当·斯密创立了绝对优势理论，指出了国际分工与自由贸易的意义，认为一国应该出口具有绝对生产优势的产品。

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进一步完善了古典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他认为只要两个国家两种产品劳动生产率不同，就存在贸易可能性，应该各自出口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口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

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个国家不同生产要素的比率不同，因此要素相对价格不同；假定技术水平恒定、规模收益不变、消费者偏好相同，则一国应当出口密集使用充裕要素生产的商品，进口密集使用稀缺要素生产的商品。

克鲁格曼提出的新贸易理论则认为，即便要素禀赋相似，但只要发生专业分工和规模扩张，通过规模收益，也可以使国际贸易发生。

可见，现有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探讨了国际商品往来的“贸易起源”、“贸易模式”、“贸易流向”等贸易发生机制问题；至于贸易规模的研究，则多从厂商角度间接展开。

如Melitz（2003）、Chaney （2008）、Bernard et al．（2009）、盛丹等（2011）从企业层面理论探讨了包括贸易成本等在内的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等因素对企业是否出口以及出口规模的影响；刘志彪等（2009）利用江苏省342家本土制造业企业调查问卷的样本数据展开研究，认为产品供应链关系是促进中国本土制造企业出口的重要因素，企业规模与出口密集度之间呈现出U型非线性相关关系，产业集聚所体现的企业区位因素对出口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其它文献则主要从双边角度研究了贸易规模变化的某些影响因素，比如Krugman（1979）认为“在国与国之间不存在偏好、技术或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别时，可以用*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郑文，江西财经大学国贸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邮政编码：330013，电子信箱：zhwenzhhua@163．com。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规模经济来解释两个国家之间产生贸易的原因及从贸易中得到的利益。

”Francois et al．（2007）运用1988年至2002年104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检验了基础设施水平对出口数量和出口决策的影响。

以上研究的特点在于：一方面，这些研究的假设前提往往过于理想化，比如它们多假定两个贸易参与国生产同种产品的生产函数相同、两国的消费偏好相同，等等，因此其研究结论难以合乎实际情形；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并未直接回答两国间贸易量的理论规模是如何定量确定的，自然也就更不可能回答一国对外贸易总量的决定机制，这就引发了我们的进一步思考，构成本文的写作缘起。

限于篇幅，本文把研究内容限于一国出口贸易的总量决定，特别是制成品出口规模的决定。

当然，现有文献事实上也为我们提供了若干重要线索。

例如，要素禀赋学说认为，当一国密集出口该国充裕要素生产的商品后，将发生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充裕要素的优势便不复存在。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贸易规模的峰值呢？要素禀赋学说没有回答，但现在我们至少知道，即便如此，国际贸易仍然会发生，因为该国可能会形成新的优势。

从这里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中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是人口和劳动力，以及劳动价格的竞争优势，从劳动价格优势到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过程，这至少是中国商品出口贸易规模的重要参数。

所以，人口规模及其结构将成为我们建立本文分析框架的出发点。

又如，新贸易理论认为，在专业分工和规模扩张基础上形成的国内市场规模既可以解释为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贸易规模扩张的想象空间。

市场规模实际上与人口规模及其结构、消费水平密切相关，所以，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十分强调人口规模及其结构的因素。

目前，商品出口依存度是衡量一国商品出口规模的主要方法，其计算方法为商品出口额/GDP，这一指标的不足是多方面的。

第一，难以进行国际比较。

以高度发达的美国、日本、德国为例，2010年这三国的商品出口依存度分别为8.89%、14.03%、38.65%，我们是否能说美国的这一指标低了，日本的适中，而德国的又高了呢？如果这三国的商品出口依存度都不适度，那么它们的最佳比值又应该分别是多少呢？依据何在？第二，即使是同一国家，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商品出口依存度也会有很大差别，我们难以回答到底哪个阶段的比值是适宜的。

以我国为例，1985、2000、2010这三年，我国的商品出口依存度分别为8.91%、20.75%、26.64%；如果我们认为1985年我国这一比值偏低，2000年的比值适度，那么2010年这一比值是否又偏高了呢，如果2010年这一比值也是适度的，依据又何在？第三，没有区分出口商品的类型。

国际上一般把出口商品划分为农产品、矿产品、制成品三大类，现行商品出口依存度的计算往往对此不加以区分。

如此，就把巴西、阿根廷、加拿大的农产品出口，沙特、伊朗、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与德国、中国、韩国的制成品出口混为一谈，混淆了农产品、矿产品、制成品出口的本质差异。

二、理论分析框架我们认为，衡量一国商品出口的理论规模，主要应考虑以下因素：出口商品结构、人口规模、人口密集度、人口年龄结构、资本形成能力、经济发展模式、贸易成本比较与收益转换。

出口商品结构。

我们认为，不应泛泛地研究全部商品出口，而应注意区分出口商品结构。

这主要是由于农产品、矿产品、制成品的商品特性差异很大，其产出、消费、进口、出口具有不同的规律，只有分类研究才更有针对性，结论也才会有说服力。

其中，我们应特别注意研究制成品出口的规律。

这是因为，物质产品的生产始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全球范围内制成品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一直是最高的：1962—2000年，全球制成品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平均高达66.8%，2001—2011年，这一比例上升为72.35%；半个世纪以来，这一比重的最大值出现于1998年，为76.97%；2011年，这一比值高达71%。

可见，从商品形态来看，制成品贸易一直是国际商品贸易的主流，占据最主要的地位（图1）。

2010年，即使早已进入“服务经济”社会的美国、日本、德图1全球制成品出口/商品出口（单位：%）国、意大利、加拿大、英国、法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它们的制成品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仍分别高达66.09%、89%、82.22%、82.37%、48.99%、70.08%、78.44%；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推行重振制造业的国家战略，这反映出这些国家对过去那种“去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反思，表达了重归实体经济的愿望，制成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将会比以往更加激烈。

对于总体上尚处于工业化前期、中期阶段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制成品出口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

以我国为例，1991—2000年制成品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平均达到83.5%，2001—2010年平均值上升为91.79%；2009年、2010年我国这一比值分别为93.57%、93.55%，达到历史峰值；因此制成品出口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加强对于它的专门研究非常有必要。

人口规模。

国际贸易学说史上，无论是英国的托马斯·孟，还是法国的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或者意大利的乔万尼·保泰罗等，他们都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增加，则国内生产的商品多，用于出口的商品也就多。

亚当·斯密把分工作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他认为，一定数量的人口是社会分工的前提，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是谈不上社会分工的（彭松建，1987）。

现代西方经济学也认为，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人口为经济增长所必需。

就一个国家来说，生产一定量国民生产总值所需劳动投入量和资本投入量，在一定时期内有一定的比例。

如果两者能按照一定的比例同时增加，则可能使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按比例地增加；如果劳动供给不足，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人口为资本所吸收，则可能出现物质资本闲置，从而影响国民生产总值增加，自然也会影响出口。

一个国家，人口占全球的比重越大，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自然意味着劳动力要素全球占比越大，意味着只要这些劳动力能有效吸纳资本，就能扩大生产能力，产品用于出口的可能性也会扩大；人口多还将会为本国产品的生产提供消费市场，对本国产业形成生产支撑与出口支撑。

Krugman （1980）证明一国倾向于出口本国较大市场的商品，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这也为中国出口的实践所证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的许多制成品，往往都是先有庞大的国内需求作为产业形成条件，然后经出口走向国际市场，如20世纪80年代的纱、布、收录机、自行车、黑白电视机，90年代的彩电、冰箱、洗衣机、计算器，21世纪以来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信设备、发电设备、汽车，等等。

人口密集度。

人口规模效应的有效发挥，需要适宜的人口密集度为条件。

人口规模既定的情况下，随着人口密集度增加，外部性就越强，人均产出越高；很多实证研究证实了集聚效应，如Ciccone et al．（1996）采用美国地区数据发现，劳动力密度增大一倍，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6%。

当然，人口密集度的增加更普遍地表现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城市依其高效的经济运行、完善的社会组织，会增加交易，促进分工和专业化，促进人力资本积累，降低经济运行成本，因此现代城市已成为人类社会的中心，吸引着人口和各种资源向城市集中，从而在更高的水平上满足人类经济发展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