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新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新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作者：程中海屠颜颍
来源：《商业研究》2021年第01期
内容提要：当前中国提速推进与RCEP成员国的经贸谈判，这是引领经济全球化和提振后疫情时代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积极信号。

基于OECD（2018TiVA）数据库，创新性的以增
加值贸易视角比较测度分析了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实证检验了增加值贸易下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增加值贸易下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静态产业内贸易主要在资本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部门;区域内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动态演变和参与国际化生产层次具有“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阶梯状特征;FDI、人均GDP、工业化水平、开放经济距离和基础设施质量是影响增加值贸易下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且存在显著空间差异和行业异质性。

基于此，结合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贸格局，从增加值贸易视角我国应积极采取促进中国与RCEP 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

关键词：增加值贸易;总值贸易法;产业内贸易;制造业;RCEP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21）01-0075-13
作者简介：程中海（1974-），男，河南上蔡人，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屠颜颍（1995-），女，安徽颍上人，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跨区域经济与国际贸易。

一、引言
随着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的交织发展，各国和地区中间品贸易相互嵌入、产业内生产贸易日益凸显，不断加深了各国（地区）制造业相互依赖度和融合度，全球制造业产业内贸易、产品内贸易联系日趋广泛紧密。

但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世界经济面临严重衰退，加之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抬头及部分国家实施制造业“回流”和“脱钩”举措，导致全球制造业产业内经贸摩擦频发，区域一体化内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合作面临新的变局和机遇。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是2012年由东盟十国主导发起，并得到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六国积极响应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作为目前全球涵盖人口最多、成员国构成最多元、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一体化倡议，其在促进各成员国产业链和价值链持续优化、为区域内经济高水平发展和当前低迷全球经济注入新活力及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全面、高质量和互惠的经济合作提供良好示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同RCEP其他成员国经贸的高效沟通，推动建设区域内高水准全方位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与RCEP成员国的制造业产业内贸易联系不断提升。

数据显示，中国对RCEP国家制造业出口额从2012年的5041.43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6474.09亿美元，进口额从2012年的5296.87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5805.62亿美元。

基于传统总值贸易核算的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额从2012年的10082.86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1611.25亿美元，制造业产业贸易总水平始终保持在0.9①以上。

随着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经济全球化下的中间品贸易增长迅速，垂直与水平相结合产业内、产品内分工形成广泛联系的全球价值链网络。

此时，由于一国（地区）进出口产品包含了不同国家（地区）的多个生产环节增加值，以贸易总值为基础的传统贸易统计难以准确衡量产业和产品内贸易增加值的得
益，而以“价值增值”为统计口径的增加值贸易核算法则能更好地刻画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国与国之间分工格局及贸易利得，全球价值链核算（也称为增加值贸易核算）因此成为一个新兴热点研究领域。

当前利用增加值贸易框架研究贸易问题，国内外学者取得了一系列有益成果。

其中，国外有研究首次对增加值贸易进行测度并考虑生产所有环节和阶段，以追溯行业和国家层面的增加值来源及其去向[1]，在此基础上构建全球雙边投入产出矩阵测算了94个经济体的增加值出口[2];并进一步地综合以往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3]，提出后续研究普遍适用的KWW分解法，有效地将官方贸易统计方法与增加值贸易核算法衔接起来，为后续国内外学者对一国或全球出口贸易进行增加值研究提供重要方法指导，研究发现一国或全球出口的增加值贸易分解更有利于解释经济现实[4-6]。

国内研究同样采用增加值贸易剖析了中国外贸失衡度，结果发现关境统计的重复计算扭曲了中国外贸失衡度[7-8];并进一步地基于增加值贸易探究中国各行业层面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指出总值统计方式错估了中国整体及不同部门比较优势演变，尤其是高估了制造业部门[9]。

同时，国内研究利用增加值贸易框架考察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出口贸易竞争力，并得出增加值贸易下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中低技术行业仍是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比较优势部门[10-11]。

此外，众多学者创新地结合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和增加值贸易核算剖析中国企业出口增加值动态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普遍发现不同贸易方式企业的出口增加值动态发展具有显著差异，FDI 是提升企业出口增加值率的关键因素[12]。

关于产业内贸易的研究，学者们分别考察了中国与东盟、东亚、中亚整体产业内贸易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普遍指出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亟待提高，且经济规模差距、人均GDP差异、FDI、贸易开放等对提升双方产业内贸易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3-14]。

同时，众多学者普遍利用传统进出口贸易数据库，以总值贸易为口径考察中国与其贸易对象具体行业层面的产业内贸易情况[15-16]，尤其研究发现中国与中亚、“一带一路”沿线等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不断提高，且人均收入差距、FDI、规模经济、市场结构是促进国家间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17]。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主要运用增加值贸易核算研究了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国际竞争力、分工地位，并用传统贸易统计法核算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整体或细分行业层面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及影响因素，但鲜有文献运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法剖析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静态比较优势、动态发展水平及融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并实证检验增加值贸易下影响双方制造业静态和动态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

鉴于此，本文以分解一国总出口和总进口增加值为基础，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构建新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方法，首次核算了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整体VGL指数、VMIIT指数及其类型指数，进一步对比分析了中国与RCEP 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在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异质性，实证检验了影响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增加值贸易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了后疫情时代推动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高水平发展的政策建议。

这对科学研判中国与RCEP国
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合作水平，推进中国与RCEP国家经贸谈判，提升区域经贸发展质量无疑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增加值贸易分解方法与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
1.进出口贸易的增加值分解
（2）VMIIT指数及其类型指数测度。

VGL指数能衡量一国产业内贸易在全球价值链的水平、双方产业内增加值贸易互惠度，但仅停留在静态分析层面，无法揭示该国产业内贸易水平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动态变化及其嵌入国际化生产链的类型。

为此，在Thom和McDowell （1999）[19]构建MIIT及其类型指数基础进行以下改造：
（二）数据说明
首先，采取目前广泛认同的将SITC3位数项下产品组视为同一产业界定制造业，并考虑国内与国际制造业分类标准的差异，匹配最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最新国际产业标准分类（ISIC4.0）和TiVA数据库行业代码细分制造业，体现产业分类标准的客观性和适用性。

再根据WTO分类法，将各产业按要素密集度不同分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表3）。

其次，囿于TiVA数据库更新内容，样本区间为2005-2015年。

总值贸易法所需数据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由于该数据库划分依据与
ISIC4.0不同，将制造业产品合并与之对应的产业②。

最后，根据TiVA数据库区域范围，选择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西兰、印度、柬埔寨、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作为RCEP研究边界。

三、测度结果与比较分析
（一）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整体水平
为刻画总值贸易法和增加值贸易的不同，将两种方法核算结果差异定义为指数扭曲程度，即GL指数扭曲程度=（TGL-VGL）/TGL，MIIT指数扭曲程度=（TMIIT-VMIIT）/TMIIT，VMIIT指数扭曲程度=（TVMIIT-VVMIIT）/TVMIIT，HMIIT指数扭曲程度=（THMIIT-VHMIIT）/THMIIT。

以上结果大于零，说明总值贸易法高估了制造业真实的产业内贸易情况;反之，低估了其实际发展。

表4结果显示：（1）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整体TGL指数均小于VGL指数，表明总值贸易法低估了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在全球价值链的真实水平，弱化了双方产业内增加值贸易互惠度。

事实上，随着经济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全球价值链分工日益细化，中国与RCEP国家根据各自要素禀赋优势，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均占据一席之位，双方制造业经贸联系不断加强，已形成交织影响、互惠共赢的产业内贸易格局，因
此，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真实发展处于较高水平并呈现稳中向好态势。

尽管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经济复苏缺乏持续性动力、贸易保护主义及逆全球化思潮日趋蔓延，促使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加入“制造业回流”阵营，采取零和博弈政策以振兴本国制造业发展，但中国与RCEP国家已形成休戚与共的经贸命运共同体，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逆势增长，双方制造业产业内贸易高质量发展初显成效。

（2）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整体TMIIT指数、THMIIT指数、TVMIIT指数普遍小于VMIIT指数、VVMIIT指数和VHMIIT指数，说明总值贸易法对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真实动态发展、参与国际化生产程度和水平存在误判。

尤其经济迈入新常态以来，国内经济长期向好、潜力足和韧性强基本面为制造业结构持续优化提供新动能，推动了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贸易规模逐步向数量和效益并重转变，加强了制造业贸易的优进优出，促进了双方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动态发展。

加上各国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加强务实高效贸易合作，为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参与国際化生产的程度和水平的提升注入活力。

总之，增加值贸易下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整体产业内贸易的静态发展具有处在全球价值链的高水平状态、双方产业内增加值贸易互惠度强的特征，动态演变呈现平稳上升态势，并以较高水平的HMIIT为主、较低水平的VMIIT为辅参与国际化生产。

而总值贸易法对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静态水平、动态发展及融入生产国际化特征均存在扭曲。

（二）制造业产业内贸易行业水平
1.VGL与TGL指数
考察期中国与RCEP国家细分制造业的TGL指数普遍低于VGL指数，表明总值贸易法错估双方制造业部门产业内贸易的真实发展水平，误判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增加值贸易互惠度的比较优势所在。

增加值贸易下中国与RCEP各国细分行业产业内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水平普遍较高，尤其在资本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部门尤为凸显。

同时，双方制造业产业内增加值贸易互惠度的比较优势部门已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并向知识密集型靠近（图1）。

具体而言：（1）中国与RCEP国家木材印刷及纸制品、其他制品及设备回收制品的TGL 指数低于VGL指数。

表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国与RCEP各国劳动密集型部门产业内贸易发展具有一定的互惠共赢空间，这与该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位置有关。

尽管纺织服装皮革制品TGL指数高于VGL指数，但两者的指数值均在0.5以下，说明双方在该类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归因于要素成本急剧上升、产业转型压力巨大，对中国与RCEP国家此类典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提升造成负面影响。

（2）中国与RCEP各国食品饮料烟草制品、化学制品及非金属矿物制品、基础金属及金属品制造的TGL指数均小于VGL指数，意味着总值贸易法误判了双方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产业内贸易发展。

事实上，国内经济韧性强、效益好、质量高的基本面发展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为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业内分工的复杂精细提供动力，增强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增加值含量和技术复杂度，从
而提升了中国与RCEP各国该类型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促使双方制造业静态产业内贸易发展集中在此类型行业。

（3）中国与RCEP国家电气及光学设备制品、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的TGL指数普遍低于VGL指数，说明总值贸易法普遍低估了中国与RCEP国家知识密集型部门的产业内贸易水平。

随着产业变革和科技革命的相互交织，具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在一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愈发凸显，引发RCEP各成员国对该类型制造业双向经贸联系的高度重视，促进各国之间加强此类型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高效合作，进而推动中国与RCEP国家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向更高水平发展。

2.VMIIT与TMIIT指数
样本期中国与RCEP国家细分制造业的TMIIT指数普遍小于VMIIT指数，表明总值贸易法低估了双方制造业细分部门动态产业内增加值贸易发展。

增加值贸易下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增加值贸易的动态水平呈现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阶梯状且处于波动上升态势，这和增加值贸易下双方制造业整体的动态产业内增加值贸易结果保持逻辑一致性（图2）。

主要表现：（1）中国与RCEP国家木材纸制品及印刷、其他制品及设备回收制品的TMIIT指数低于VMIIT指数，表明双方在劳动密集型部门的产业内贸易动态发展仍有一定竞争力，特别是木材印刷及纸制品，由于该行业与上下游产业关联密切，具备较强拉动和推动经济的功效，促使中国与RCEP国家此类行业的动态产业内增加值贸易向好发展。

而作为比较优势集中的纺织服装皮革制品，受到经济结构转型要求、劳动力要素成本上升等影响，导致我国与RCEP国家该类部门产业内贸易的动态水平受到负面冲击。

（2）中国与RCEP国家食品饮料烟草制品、化学制品及非金属矿物制品、基础金属及金属品制造的TMIIT指数均低于VMIIT指数，折射出总值贸易法错判双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动态发展轨迹。

实际上，各国收入水平提高、需求层次升级，中国不断加强与RCEP国家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的双向贸易联系。

此外，化学制品及非金属矿物制品涵盖高端技术产品和低端医药产品，相关部门大多是中低端或中高端类型企业，带动国内外中间品投入的增加、促使各个生产环节的增多，进而增强各国间该类产业相互需求、优进优出，推动中国与RCEP国家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动态产业内增加值贸易发展呈现稳中提质态势。

（3）中国与RCEP国家电气及光学设备制品、机械及设备制品、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的TMIIT指数普遍小于VMIIT指数，意味着总值贸易法低估了中国与RCEP国家知识密集型部门动态产业内贸易水平。

由于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高精尖产业作用日益增强，我国持续深化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该类型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和价值密集度，进而助推了中国与RCEP国家不断加强知识密集型部门产业内贸易的互通有无，提升了双方该类型行业动态产业内增加值贸易发展。

3.HMIIT指数和VMIIT指数
研究期总值贸易法和增加值贸易核算的中国与RCEP国家细分制造业HMIIT指数和VMIIT指数具有较大差异且呈现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即总值贸易法低估了中国与RCEP国家资
本技术密集型部门和知识密集型部门的HMIIT指数和VMIIT指数，错判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HMIIT指数和VMIIT指数（图3）。

表明了总值贸易法低估了中国与RCEP国家资本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部门动态产业内增加值贸易参与国际化生产水平。

随着国内经济新常态发展、各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及制造业贸易质量逐步提高，促进中国与RCEP国家加强中高端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务实高效合作，提升双方资本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部门的动态产业内增加值贸易发展趋势向好并以较高水平的VMIIT和较低水平的HMIIT并存融入国际化生产，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同时，反映了总值贸易法低估了中国与RCEP国家劳动密集型部门的HMIIT 水平，高估了VMIIT水平。

由于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及RCEP 个别成员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日益显现，倒逼国内劳动密集型行业进行转型或转移，导致双方该类型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参与国际化生产水平逐步提高，即HMIIT指数微幅上升而VMIIT 指数小幅下降。

尽管总值贸易法和增加值贸易核算结果表明中国与RCEP国家细分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参与国际化生产类型是以VMIIT为主、HMIIT为辅，但增加值贸易表明的是在全球化生产的价值链不断分割下，中国与RCEP国家各部门动态产业内增加值贸易参与国际化生产体系特征，即以水平较高的VMIIT和水平较低的HMIIT为类型，进一步显示了中国与RCEP各国细分制造业动态产业内增加值贸易参与生产国际化类型主要是VMIIT，这与整体层面双方制造业产业内增加值贸易融入国际化生产的类型不同，体现了行业层面的空间异质性。

四、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增加值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借鉴以往研究，采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并从属性因素和距离因素两方面，考察增加值贸易下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

为了消除量纲和异方差影响，对于涉及绝对数值的变量进行对数处理，最终本文计量模型设立如下：
（1）经济规模差异（GDPcj）。

研究表明经济规模差异对两国间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影响取决于两国间产业内贸易类型，一般经济规模差异对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呈负向相关，而对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具有正向影响。

为了剔除价格变动和反映各国实际的经济规模，本文采用以2017年不变美元计价并按购买力平价调整的GDP，并对中国与RCEP各国GDP之差取对数衡量经济规模差异。

数据来源WDI数据库。

（2）需求结构差异（PGDPcj）。

根据需求相似理论，两国人均收入差异越小，需求结构越相似，则两国潜在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

为了真实反映一国需求结构差异性，本文采用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并以当前美元计价的人均GDP作为代理变量，并对中国和RCEP各国人均GDP差额绝对值进行对数处理。

数据来源WDI数据库。

（3）地理距离（DIScj）。

国家间双向贸易量与其地理距离呈负相关关系，国家间地理距离越近，则贸易成本越低，越有利于提升两国间产业内贸易水平。

为消除异方差影响，本文对中国与RCEP各国的首都地理距离进行对数处理来构建地理距离DGcj。

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

（4）FDI 差異（FDIcj）。

研究认为当FDI导向是利用东道国廉价资源或劳动力等丰裕要素时，FDI 属于效率追求型境外投资，有助于促进产业内贸易发展;但FDI目的在于占领东道国广阔市场，则会产生贸易替代效应，从而一定程度上阻碍产业内贸易发展。

为了刻画一国吸引境外投资能力，本文选择中国与RCEP各国FDI净流入占GDP比重之差衡量两国FDI差异。

数据来源WDI数据库。

（5）工业化水平距离（IIDcj）。

研究发现工业增加值对制造业贸易网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在当前国际分工细化背景下，中高端技术产业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不仅可以衡量一国工业化水平，还反映了该国制造业的技术复杂性。

因此，本文采取中国与RCEP各国中高技术产业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的差值表示工业化水平距离。

数据来源WDI数据库。

（6）物流绩效距离（LPIcj）。

研究指出一国物流绩效的改善能够显著促进该国进出口贸易发展。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逐步深入，物流在节约货物运输成本、提高贸易便利化和提升一国产业内贸易质量方面愈发凸显。

鉴于此，本文通过构建中国与RCEP各国物流绩效整体指数的差额衡量物流绩效距离。

由于世界银行每两年发布一次物流绩效指数，对缺失年份的数据采取相邻两年的平均值来作为样本国物流绩效整体指数，加上物流绩效整体指数范围为1-5，数值越大，表明绩效水平越好，因此未进行对数处理。

数据来源WDI数据库。

（7）贸易壁垒距离（TBcj）。

研究表明出口关税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进口关税则会抑制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一国产业内贸易的高水平发展取决于一国出口和进口的双重优化。

为了剖析贸易壁垒对一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本文采取包括出口关税和进口关税的加权制成品关税税率，并以中国与RCEP各国之间加权制成品关税税率之比作为贸易壁垒距离的代理变量。

对于部分缺失值用均值插补法处理。

数据来源WDI数据库。

表5列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可得被解释变量或解释变量，中国与RCEP各国之间表现出明显差异，说明中国与RCEP各国之间经济发展、行业水平、物流绩效等存在不均衡性。

借鉴冯宗宪和蒋伟杰（2017）研究方法，本文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中國与RCEP国家产业内增加值贸易的影响因素，并使用FGLS、双向固定效应作为稳健性检验。

估计结果中1列、2列、3列是以GL为被解释变量，4列、5列和6列以MIIT为被解释变量（表6）。

（二）回归结果分析
1.整体层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