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新石器时代我国的干栏式建筑

略论新石器时代我国的干栏式建筑
作者：魏华
来源：《文物世界》 2013年第2期
人类的居住文明，是一定时代生产力水平的集中表现。

我们在考察和研究原始文化时，无
论这种文化的特征如何，最能说明当时人类生活条件的，莫过于他们的居住状况了。

以定居为
基础的新石器时代，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萌生阶段。

由于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我国南北形
成了不同的建筑格局：黄河流域以及北方地区流行穴居、半穴居及地面建筑；而长江流域及南
方地区流行干栏式建筑及木骨泥墙的地面建筑。

干栏式建筑不同于半地穴式建筑与地面建筑的土木混合结构，是一种别具一格的建筑类型。

它与南方地区多雨潮湿的气候条件、临水居住以及经营沼泽农业有关。

其起源、分布以及由其
所反映出的环境信息和文化交流因素，在研究史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以及南北文化交流方
面有重要的意义。

一、干栏式建筑：特定环境下的产物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当时干栏式建筑的图案，都是人们根据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并结合
现今我国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干栏式建筑想像着复原出来的。

据近年的考古发现，在浙江
海盐仙坛庙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陶器上刻有干栏式建筑的图案，这是目前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干
栏式建筑形象[1]。

干栏式建筑的建筑程序为：先在地面上打下数排木桩作为房屋的基础，然后在排桩上架梁，以承托地板，再于其上立柱、架梁、盖顶，建成高于地面的架空建筑。

干栏式建筑最早发现于河姆渡遗址，该遗址也是史前时期此类建筑发现最多的一处。

现以
河姆渡遗址为例，来说明干栏式建筑所反映出的古人类在适应自然环境方面所表现出的智慧。

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余姚地区，距今约5000~7000年。

共分四大文化层，第三、四文化层
为其早期阶段，第一、二文化层为晚期阶段。

河姆渡遗址的房屋遗迹主要为干栏式建筑，还有
部分栽柱式地面建筑。

在第三文化层中发现了一组紧濒湖沼的干栏式建筑遗迹，随着第三文化
层的露头，大批桩木遗迹也露头，而且越往下越多，尤其是进入第四层后建筑遗迹的排列更加
密集[2]。

据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分析，当时的河姆渡地区正值全新世大西洋气候期，即温暖气候最宜区，河湖沼泽化，水草地、草原、疏林空前发展，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生态环境[3]。

干栏式建筑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的，从它的构造及布局上可以看出其对气候、自然地理的适应性：（1）立柱为桩，远离潮湿的地面，有利于防潮，防止野兽、毒虫的侵扰。

（2）在一期第四层
发现的十三排木桩，从各排的走向分析，应是一栋大型的品字形干栏式建筑，总的走向为西北
－东南，从这里的地形而论，是西南向东北略呈缓坡而下，而该建筑的纵轴正在等高位置上。

同时，遗址处于东海沿岸，夏秋季节太平洋上的台风常由东南向袭来，将单间房子连品成列，
再加上精湛的榫卯结构，既节省了建筑材料，又增强了建筑的抗风力度[4]。

此外，西北－东南的走向，可以避开夏季的炎热，增强冬季的采光，确保室内干燥通风。

（3）长脊短檐的两面坡式屋顶，顶角小，倾斜度大，适应南方多雨的气候条件。

（4）当时该地区森林资源丰富，干栏式建筑以竹木结构为主，便于就地取材，充分利用资源。

（5）当时的地面为沼泽地，下陷较严重，需要不时地抬高建筑，干栏式建筑以桩木为基座，便于抬高。

（6）此外，据其他地区的干栏式建筑遗迹分析，可以看出这种建筑类型对地形的变化有高度的适应性。

如三峡地区屈家岭
文化时期的中堡岛西区房址，其南端高处的一半直接在基岩上建筑，而北端低处的一半为悬空
建筑，这种干栏式建筑在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十分流行[5]。

综上所述，干栏式建筑是在特定的
环境因素影响下产生的，它的产生影射出了古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方面所表现出的聪明
才智。

二、干栏式建筑的起源
一般认为干栏式建筑是由原始巢居发展来的。

作为人类近亲的猿猴，绝大多数为巢居，仅
在开普敦及埃塞俄比亚发现有少数穴居猿猴，因此不难推想人类最原始的居住方式应为巢居[6]。

巢居遗迹不易保存，从云南沧源岩画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巢居状况。

随着人类的进化以及气候的影响，人类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开始更多地下到地面上寻找
食物，此时贮存食物就成了问题。

由于当时的巢居还十分简陋，只是在一棵树上建巢，没有足
够的空间来贮存食物，而且上下也不方便，于是天然洞穴便成了人类最佳的选择。

洞穴不仅有
足够的空间贮存食物，而且跟巢居相比，它能更好地遮风挡雨，此外经过稍加整修，还可以防
御猛兽的侵袭。

因此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多以洞穴为居住地，有的甚至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早
中期。

虽然洞穴遗址的条件优越，但对于那些没有天然洞穴的平原地区，人类可能仍以巢为居。

如在湖南沅水中游及洞庭湖地区，连续发现了几十处分布于水边台地上的旧石器遗迹，其年代
距今约三四万年到十几万年。

据考察，这一地区附近方圆几十里之内都没有可供人居住的洞穴，而且地层资料表明，此地在旧石器时代是茂密的森林，因此当时居住在这儿的人类应是构巢为
居[7]。

由此可见，巢居仍然存在，只是分布的范围没有洞穴居址那么广，二者应该是并行发展的。

人类总的居住模式是：洞穴（含树上）→山麓→平原。

伴随着末次冰期以来气候的转暖以
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的提高，围绕着洞穴跟树巢生活，已满足不了人类的需求，人类开始向更
广阔的空间发展。

但他们的第一目标还不是广袤的平川，而是高山森林边缘的向阳阶地或高山
丘陵与平原交接处的山麓地区。

此时的人类在先进的石器工具的帮助下，可以充分地利用山岙
岩石及大树等自然条件来构建半地穴或半巢居住所，并且根据各地域自然条件的差异，在居住
方式的选择上也有所偏重。

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由于气候干冷且寒暑交替明显，多采用了防
寒效果好的半地穴式建筑；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则倾向于采用半巢居住所[8]。

此时的半巢居住所较巢居有更好的遮风避雨性能，而且在多棵树之间建屋，其空间也更适合使用。

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半巢居的居住形式由于受树木间距离大小的影响，
不利于大量地建造。

于是人类开始砍伐树木有目的地埋置于地面，再于其上搭盖住所，干栏式
建筑的雏形便产生了[9]。

之后，人类在不断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对干栏式建筑作了必要的改进，使其更加完善。

三、干栏式建筑的分布
新石器时代，干栏式建筑广泛分布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除了上文所列的几处遗址外，还包括广西顶蛳山、浙江吴兴钱山漾等遗址。

随着今后考古工作的进展，其分布范围可能会更广。

值得一提的是，青海喇家遗址的F21据分析也是干栏式建筑，这是北方黄土地带首次被明
确发现与认定的。

F21的地面无明显的硬面与活动痕迹，也没有什么遗物，只有并列三排分布
的9个柱洞，应该是一简单的干栏建筑，其性质可能是“社”或“明堂”一类的礼制建筑[10]。

喇家遗址距今约2750~3650年，属于齐家文化晚期遗址。

齐家文化的房屋多为白灰面半地
穴式的，这种干栏式建筑还是首次发现，应是受到长江流域文化的影响。

从新石器时代较早时期开始，人们已冲破黄河、长江的险阻，大致以西汉水及白龙江、商
洛及南阳地区、黄淮平原为通道，进行广泛而持续的文化交流[11]。

从彩陶的传播、双大耳罐
的扩散以及岩画的散布这些富有特色的表现中可以观察到，在史前以及先秦时期，两大河上游
区域间的文化认同、文化融合。

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东起泾渭河流域，西至湟河流域，南达白龙江流域，北入内蒙阿拉善
左旗，这种特殊的时空范围，使其在两大流域文化交流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在F10地面上
发现的竹编工艺痕迹，应该也是从长江流域传来的；喇家遗址发现的漆器，倾向于认定是从长
江流域交流的结果 [12]。

据此分析，喇家遗址发现的干栏式建筑应是受长江流域文化影响的结果，不过由于南北自然环境的差异，其已失去了居住的功用。

四、总结
从干栏式建筑的构造及布局分析，它是在特定的环境因素下产生的，是人类适应自然并改
造自然的结果；干栏式建筑主要是由原始巢居发展来的，由于巢居与穴居在一定阶段是并行发
展的，它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免也会受到穴居的影响；喇家遗址干栏式建筑的发现，说明干栏
式建筑不止分布于南方地区，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也会有所分布，只是其功用不是用来居住，而是作为礼制性建筑或粮仓等。

随着今后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其起源以及分布问题也会
更加明晰。

[1] 王依依、王宁运《仙坛庙干栏式建筑图案试析》，《东方博物》2005年第3期。

[2] 劳伯敏《河姆渡干栏式建筑遗迹初探》，《南方文物》1995年第1期。

[3] 黄渭金《试论河姆渡史前先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

[4] 吴汝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部分木制建筑构件与木器的初步研究》，《浙江学刊》1997年第2期。

[5] 杨华《三峡地区古人类房屋建筑遗迹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01
年第2期。

[6] 张良皋ArchtecturalRelationshipAmongChina, Korea and Japan，《世界建筑》1994年第4期。

[7] 林河《“干栏”小考》，《寻根》1997年第6期。

[8] 张宏彦《试论史前考古与古环境研究关系》，《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9] 张文彤、张良皋《干栏式建筑演变过程中的人文地理效应》，《新建筑》1994年第1期。

[10] 社科院考古所甘青工作队《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发现齐家文化祭坛与干栏式建筑》，《考古》2004年第6期。

[11] 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探索的几个问题》，《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版。

[12] 社科院考古所《青藏高原东麓黄河上游与长江下游文化交流圈——兼论黄河上游喇
家遗址考古发现及重要学术意义和影响》，《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艺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