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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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主义理论
现代的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强调作为经济增长解释变量的开放性的重要性。
开放性增加了对外直接投资以及提升了人力资本的生产率。
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市场决定供求的假设之上。
因而，在自由贸易中，理性人将利用其最优生产要素优化其商品生产以供应国际市场，从长远看这将刺激经济增长。
此外，根据经济增长理论，通过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会促进知识积累，而其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
最重要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Sol ow）同样假设经济发展是因高投资和储蓄所导致的资本积累的结果。
因而，对外直接投资也许会通过提供外国的储蓄和知识促进该国的增长。
然而，虽然新古典增长模型将生产技术视为外生性的，但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积累可以通过促进R&D和教育的合理政策得到提升。
正如余下部分所要讨论的，这点是新古典主义和新增长理论最主要区别之一。
该理论争论已经成为当下关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协定中政策干预角色讨论中的焦点。
在政治经济学中(B uchana n andY oon 1999, 2000)对全球化和贸易对本国经济影响的大部分争论都是从2个最主要的原则出发。
来源于李嘉图思想的新古典模型基于规模报酬不变以及静态考虑要素禀赋，并持有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配决定自由贸易得失的观点。
在贸易开放后市场均衡由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供求决定。
因而，一国融入世界经济中存在利益损害者和受益者。
作为要素累积（比如知识资本）和生产资料进口的结果，技术进步发生了，不过它有可能是由于技术外溢效应。
S mithea n的观点是基于不完全市场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1。
贸易自由化后市
1
Smithean观点的公式化和报酬递增可以由欧拉定理表示。
定理表示为方程Y=F (K , L)，因变量产出（Y）与两个独立的变量（生产资本K和劳动力L）有关，其在一定程度上是同质的。
单独偏导再乘以相应独立变量后之和等于函数或独立变量的总值：例如Y = FKK + FLL。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要素发挥其作用形成了产品的总价值。
根据Smithean观点，追求利润的企业为了获取规模优势将会扩大其经营规模。
在向国外市场扩张时，有超额需求，但其余企业市场占有率较低时，该企业可能达到规模优势。
在这种竞争格局中，随着效益低下的企业逐出市场，高效率经营企业增多，这将整体提高经济生产率并且会刺激新技术的应用。
数学化表达，函数中X1，···，Xn为生产要素，t是其份额，K为其边际价格：f(tx1,···，txn)=tk f(x1,···,xn),对于所有的x1,···,xn和所有的t都大于0，并且都是同质的。
K大于1，意味着当生产要素增加一倍时，产出的增加会超过一倍(Buchanan 和Y oon 1999; 2000)。
场扩大可由经济中的动态专业化产生潜在的再分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即使最初的损害也可以调整并且从新的市场力量所驱使的新的均衡中获益。
此外，由开放所导致的市场扩大同样要求市场准入者的水平提高，这会使市场参与者的效率提高以及市场均衡的帕累托优化。
最后，就技术而言，规模报酬递增要求采纳最新的先进技术，这可以创造动态生产力。
合适的规则制度和政府政策可以加强这一市场进程，促进要素累积（知识、资本）和创新。
关于区域一体化协定对经济影响的讨论涉及以上所提及到的2种政治经济学模型：古典理论明显遵循李嘉图传统，其重点集中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短期影响；而现代贸易理论与Smit hean观点有关，其认为由于规模报酬区域一体化会产生动态经济效果，经济活动的积聚和技术外溢。
然而，传统观点都强调，虽然从短期看一些市场参与者会遭受损失，但从长期来看，贸易自由化使生产要素更有效率地分配。
一体化理论还强调在区域设定中这些影响更为深远，这是因为深度一体化协议反过来会形成更高的生产率和获取更多的经济福利。
这些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还因不完善的现代国际贸易市场而扩大，而现代国际贸易的特点是产业内贸易和众多垂直一体化企业2。
例如，Bardh an和Udr y (1999 chap ter 05)描述了关于贸易开放的市场增强效果的模型：上游市场的特点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而在下游市场上企业是价格接受者并处在规模报酬不变的环境中。
在上游市场上与更为发达经济体的贸易自由化和一体化会同时提高本国上游和下游市场的效率和生产率，因为在自由化后投入在下游市场上的标记价格趋于下降。
尽管从政治经济学不同方向做理论上的论证，但实证上开放--增长的关系是有争议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因内生性和反向因果关系而变得不明确。
从历史上看，在国家间产生的贸易增长已经促进了现代经济增长，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比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要多(Kr avis 1970；Ea sterli n 1998, 41-42)。
技术变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它必须和制度安排相结合比如财产权（如知识产权）和法律的执行
2Baldwin和V enables (1995)提出了新贸易理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技术解释。
克鲁格曼（1995）对国际贸易和不完全竞争市场提供了技术性的文献综述。
关于RIA对经济影响简洁而全面的实证文献综述亦可参见：OECD (2001)。
力以便形成市场激励。
理性人将探寻提升比较优势的机制(North 1990，1993)。
越来越多的实证文献表明关税的简单去除不足于促进经济的增长。
Rodrig uez和Ro drik (1999)断然否认贸易壁垒（关税或非关税）与经济增长间存在负面因果关系。
利用一系列的实证资料，他们指出其他因素促进经济增长，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和国内制度的差异，并认为对贸易政策变化的研究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分析渠道。
然而，Frank el和Rom er (1999)认为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某种脆弱关系，这是确实存在的。
他们认为贸易对收入增长的影响取决于一国的大小和地理特征。
控制这些因素，他们肯定贸易对收入增长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结论同时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他们还尽量减少关税减免的影响，并承认政策和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
总体而言，在文献中存在多样的实证方法，这有可能导致在分析贸易--增长关系中得出不同的结论。
鉴于这种多样性，Gre enaway等（2001）批评了不同的方法，并采用滞后因变量解释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增长的影响。
他们发现贸易自由化对收入的影响可以描绘为J曲线形状，对人均GDP是积极而温和的影响。
最后，Waczi arg和We lch (2003)最近的一篇文章探讨了这一问题。
首先，他们全面校正了有关贸易指标的跨国数据库，例如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贸易自由化的时间追溯到20世界90年代；然后，根据国内贸易政策的变化补充了新的测度策略以便更正一些以前文献中不一致的测量，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间的不断贸易自由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是积极的，经济量巨大且意义显著。
相反，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有关贸易自由化的文献研究的重点为福利影响和贸易方向，很少关注区域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特别是在实证方面。
传统文献中通常使用虚拟变量，这表明区域一体化的潜在增长效应仅仅取决于一国签署协议，并不能反映协议或国家的特点。
通过在一些方法上的创新，Berth elon (2003)填补了这一空白。
他使用了2个变量：绝对RIA，其评估了伙伴国的市场，以及相对RIA，其反映了相对于本国市场伙伴国市场的规模。
前变量反应了一国加入的不同影响，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南椎体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
后一个变量可以使一国去测度不同的效果，例如，捷克共和国和乌克兰加入欧盟，阿根廷和哥伦比亚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通过这些变量，作者发现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区域一体化促进经济增长，并且采用不同的评估手段其结果
是一致的。
作者也认为RI As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取决于三种不同RIAs国家间发展水平：北-北（只包含发达国家）；南-南（只包含发展中国家）以及北-南（包含这两类国家）。
作者发现北-北国家间协定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而在北-南和南-南协议中其结论不明。
值得注意的是，大量文献讨论的是开放对收入增长的影响而不是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因而，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却很少涉及，然而这是非常重要的。
越来越多的文献关注贸易自由化对福利影响这一空白领域。
定量研究--C GE模型--已经应用于单边、多边和区域框架下贸易自由化对福利影响这一领域。
例如，关于世界生产和贸易的Mich igan模型就是这些定量分析之一，它覆盖了22个国家/地区的18个经济部门并结合了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贸易3。
根据这项研究，贸易自由化对生产要素丰裕者的福利有积极影响，而在像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充裕的是非熟练劳动力和土地。
关于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世界银行2006，第9和第10章）全面讨论了贸易自由化的影响。
这份报告强调了北方农业补贴/关税的负面影响，并强调消除贸易保护可以快速地促进发展中国家贫困居民收入增长。
然而，世界银行的报告也承认贸易自由化会导致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改变，并且收入的增长取决于一些其他的因素，例如人力资本的水平或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性。
事实上，报告中提及到，受害者可能出现在一些国家最贫困的居民中，因为他们的农产品会被国内外更有竞争力的生产者所取代。
因而，报告建议从微观层面和个案研究去评估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国家的影响，这是值得的。
当然，有关贸易自由化对消除贫困、收入分配和就业影响存在大量的疑问(Ox fam 2002)。
刚才提到的Oxf am的研究还讨论了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一个最主要的批判贸易协议的例子是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在这篇论文中我认为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其动态作用力，包括促进技术进步，它能使资源节约和促进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
以下探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进一步阐述贸易自由化、技术变革和经济增3有几项研究它评估了多边贸易自由化下可能获取的定量收益并使用了Michigan模型数据。
例如Drusilla K. Brown, A. V. Deardorff 和Robert M. Stern, 在乌拉圭回合和多哈回合下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计量分析，RSIE 讨论文件第489页，Ann Arbor MI,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2。
同时可见于，Sandra Polaski. Winners和Losers：多哈回合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Washingt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6)。
CGE模型还可以应用于多边区域自由化的定量影响。
长之间的关系。
新增长理论
新增长理论，也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其假定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它承认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复杂的以及由人力资本的积累所决定。
新增长理论侧重于研究由技术投资所引发的经济增长。
因此，相对于新古典经济模型，新增长理论视技术为一个内生变量。
无论是由私人还是由公共部门所实行的R&D活动都认为会增加经济中的技术存量，其中的一些也许会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以及增加利润。
因而，R&D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在资本和劳动力既定的情况下新技术使生产方式更有效率4。
新增长理论强调R&D活动和创新的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不仅有利于创新，并且有利于整合其他领域发展的知识。
因此，该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发展与致力于研究的人数增加有关，因为它对创意的增加有积极的影响。
因规模报酬递增，人类知识的进步将会使创新的成本下降（Ro mer 1990）5。
总之，人力资本的增加，会促进技术创新，而这些从长期看会促进经济增长。
这些理论上的发现有政策上的应用并且论证了正规教育和劳动力培训的重要性。
然而，在文献中仍然没有一致的定论。
例如，在有关经济增长的教科书中，Jones(2000)强调不受政策制定者控制的市场力量（如人口增长率）决定技术进步和经济的长期增长。
此外，新增长理论认为，当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一国可以提高它的R&D投资和创新水平。
这是因为国际知识外溢和来自商品贸易及外国直接投资的正外部性。
Coe等(1997)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工业国家R&D资本存量正相关。
因此，若一国进口更为复杂的产品，吸收的技术将会进
4这些假设的方程形式可以用柯布-道格拉斯模型表示，它是在索洛增长模型中增加了人力资本：Y(t) =
K(t)αHβ[A(t)L(t)]1 - α- β, (1) 其中K为资本存量，L是劳动，A为创意（例如知识）；H是人力资本，在给定的社会中通过劳动和创意之间的相互作用人力资本将会增加。
5生产函数中规模递增的性质意味着经济主体使用的创新具有排他性（非竞争性）。
然而，有一些会有偿使用其创新（部分排他性）。
在前面所提及到的基于Romer(2002:100)研究成果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规
模报酬递增的性质可以解释创意的变动，从而生产函数为Ǻ (t) = B[aK K(t)]β[a L L(t)γ] A(t)θ, (2)
θ> 0, β≥0, γ≥1 , 其中Ǻ是跨时期创意存量的变化，B是位移参数，K是资本存量，L是劳动力存量，aK和aL是创意产业（如知识密集型商品）的资本和劳动力边际产出，β, γ和θ分别是资本，劳动力和
知识的弹性系数，A是当前的资本存量。
这种函数形式可以表示规模报酬不变、递减和递增。
在R&D中，研究人员、固定成本以及其他因素的配置是非常重要的，双倍的资本和劳动力可以产出超过2倍的产品。
因而，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参数θ是正的。
步（例如，在国内产品生产中所使用的机器和设备），或者因FDI增加，本国企业通过复制外国的生产方法提高自身的生产率。
不过，后者的机制也有缺陷，因为外国企业可能会限制技术转让，以保持竞争优势。
接收国高质量劳动力的缺乏也许会是另一个障碍。
此外，企业会依据许可限制只转让一定级别的技术。
而合理的制度会加快这一进程，例如最低限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必须的，而缺乏它会阻碍技术转让(Narul a 2003: 191-192)。
随着开放性的日益重要，新增长理论承认国内制度的重要性。
例如，知识产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是其中一个案例，通过构建一个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知识积累的环境，知识产权将有助于经济增长(Gould and G ruben1996)。
另一个关于知识产权的争论来自其静态和动态效果。
一般来说，在静态环境中，知识产权并不是福利最大化，因为在一轮创新后，理性的企业家便成为了合法的垄断者。
然而，一旦创新发生，外溢效应便可能扩散到经济体中的其它部门。
研究活动需要大量的沉没成本，如高层次人力资本的建立，因而临时性的垄断是需要的。
如果新发明被广泛的知识产权制度所保护，继续进行创新的激励将会变得更大。
在动态环境中，专利保护是合理的，因为市场参与者从事有风险的活动，促进技术进步并且扩散到其它部门，这对社会进步是有益的(Nar ula 2003; Ma skus 2000)。
在全球范围内，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有非对称的影响：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可能并不会使每个国家的福利最大化。
知识产权的净进口国也许需要付出更多的特许权使用费。
因此，国内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其本身可能无法保证经济增长。
一方面，发达国家倡导知识产权需要无歧视性地保护，这样市场力量足以推动技术创新。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认为无歧视性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阻碍本国的R&D，并且它们怀疑私营跨国公司会转移最新技术和支持国内学习。
根据新增长理论的假设，因不合理的机制所导致的与外部R&D接触较少通常与较低的生产力增长率有关(Schi ff and Wang2006)。
由于跨国界的外部性和知识外溢是不可避免的，发展中国家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将有助于其经济增长。
Dia o 等人(1999)论证贸易开放影响对外国R&D的吸收：如果一国能有效地利用外国技术，收益将显著。
最后一点涉及到国内研发能力的问题。
根据这一假设，Leder man 和M aloney(2003, 2006)检验了R&D投资和发展模式，验证了虽然发展中国家R&D投资回报率更高，但是其他制度变量应该计算到R&D投资决定
中。
尽管发达国家投资回报率较小，证据表明其在R&D有更多的投资。
这表明拥有国家创新机制的国家可以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
在对墨西哥的研究中，他们断定RIA贸易一体化并不能刺激R&D。
因而，贸易一体化/开放似乎是技术创新的必要而不充分条件，这就需要其他的政策和完善的制度。
总之，基于新增长理论的假设，有政策导向的文献表明贸易开放和外国直接投资是促进外溢和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渠道(Schi ff and Wang2006,Schiff等2002)。
更多的理论文献也支持这一技术外溢的假说：D iao等(1999)和C oe等(1997)验证更为开放的国家国外和国内的R&D存量都已增加。
由于新贸易议题包括技术密集型的行业例如通讯服务，理论和实证的争论对贸易政策和贸易谈判有重要的影响，并且有可能影响国内的R&D政策。
如此发展，知识产权的保护已经是当代贸易议题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并涉及到有关政策空间和国内制度建立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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