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女性悲剧人生的解剖——从悲剧理论看陶然小说中的女性命运

1481语言与文化研究（2018年夏第十二辑）
香港女性悲剧人生的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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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悲剧理论看陶然小说中的女性命运
◎周美
摘要:本篇论文以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为支撑，探讨陶然的小说集《没有帆的船》中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通过对其作品中各色各样的典型女性形象的分析，揭示香港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一是悲剧的环境，二是悲剧的性格％
关键词：陶然香港女性悲剧
陶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创作，并逐渐成长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可谓是香港文学史上的又一个“奇迹”。

王庆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称陶然自“1974年,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冬夜》发表，此后他勤奋写作，成为70年代之后香港南来作家中的中坚人物之一。

”①吴义勤也盛赞“陶然的小说在香港作家中是卓尔不群和无法取代的”②"他们都对陶然表示了极大的肯定，足见陶然是一位在文学创作上享有盛名的作家。

在他的小说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女性形象的刻画。

在繁华似锦的香港都市中，香港女性演绎着一幕幕人生悲剧，或以青春、美貌和身体作为资本，通过经济上依附男性，换取暂时或永久的衣食无忧;或无时无刻不为金钱而倍感焦虑，在繁华的都市中，有着找不到希望的窒息感;或为了保持目前已有的利益，在名利的诱导下，人性发生畸变;或因为一个错误的抉择，终究没能逃脱爱情的悲剧命运。

在陶然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读者总能感到一股弃之不去的忧郁,常有悲喜交集的情感共鸣。

作家之所以如此构建他的小说世界，无疑是借助女性的生存现状、精神状态、情感经历的灰暗面,针眨香港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和尖锐矛盾，进而引起“疗救”的注意。

因此，本文以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为支点，主要从悲剧环境、悲剧性格两方面来分析陶然的小说集《没有帆的船》中的女性人物悲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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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环境
在悲剧的展现过程中，悲剧产生的环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它不仅孕育
着悲剧人物的性格，还推动着悲剧情节的发展，其作用不可小觑"在陶然的小说中，
就女性悲剧的产生来看，悲剧环境的责任难辞其咎。

毋庸置疑,在小说集（没有帆的船》中，作者构建的社会环境促成香港女性的悲剧命运，她们在男权桎梏的文化环境
和金钱至上的社会环境中举步维艰"
男权桎梏的传统文化对香港女性的教化积重难返，尤其是传统伦理观强调“夫为
妻纲”、“夫为妻天”。

于是，在儒家文化的熏染下，形成了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形象，她
们往往自觉遵守男/夫权社会对女性设置的各种行为规范、道德标准。

正如班昭的《女戒》中为女性制定的样板:卑弱、夫妇、谨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

众所周知，
在传统的男权社会里，绝大多数的女性被困守在家庭中，依靠男性生活，她们只不过
是男性的性伙伴、奴仆、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

这种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主从顺序
必然导致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一方面促使男性在家庭中骄奢跋扈，另一方面酿就女性
的人格尊严被侮辱和践踏。

不可否认，男权意识是造成女性悲剧的一大根源"正如
陶然所演绎的香港女性的悲剧，她们身处男权桎梏的文化氛围,不免带有经济上需依
附男性生存、行为上需“唯男性是从”的思维定势和人格缺陷，于是她们以青春、美貌
和身体作为资本，进而通过经济上依附男性，换取暂时或永久的衣食无忧"《平安夜》
中的汪春霞自知“丈夫看上我，不正是因为我漂亮吗?”③《窥》中的骆明仪深谙慎鸿是
个自私的男人，“只不过是贪图我的美色而已。

”④同样深受男权思想的熏陶，男性在
爱情、经济中占主导、支配地位，于是，他们不断寻求年轻貌美的女性，留恋她们的身体，借她们来充实自己空虚、颓废的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两性关系中，无论是男
性还是女性，他们只是各取所需，女性寻求的只是经济依靠，男性需求的是性欲满足，
于是两性之间的爱情遭受严重质疑。

在这种悲剧环境中，女性的人生被置于一个循
环往复的恶性轮回之中。

总体看来，香港女性的悲剧无疑是源于她们处于一个十分
牢固的男权社会的堡垒，处于一个女性的“社会性别”⑤被标签化的社会"
然而我们也不可以忽略或者否认，香港女性的悲剧与金钱至上的社会环境也有关。

众所周知，香港是国际商业大都市，现代化大都市的繁华让人趋之若鸯，它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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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冒险家的乐园。

然而,“香港不是天堂，它是人间，它有人间的一切好处和坏处,好好坏坏,我们也都只能接受了。

”⑥于是,人们在对金钱积极追求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货币万能、金钱至上的负面价值观念。

在这种商业机制挤压下，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不起眼且平淡无奇的小人物，她们为生存苦苦挣扎，成为万能金钱的焦虑者。

其实，在小说中，作者屡次谈到金钱是商业社会中对人构成最大威胁的压力，在《没有帆的船》中他感慨“人在这个世界上如此奔忙，到头来还不是为了金钱?”⑦在《元老》中也喟叹“钱并不是一切，但没有一点钱,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十分痛苦的事情。

”⑧于是，对于底层小人物而言，金钱是他们生存的最基本保障，一方面它可以为人的生存提供基础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从精神上推动人的成长和进步。

如果基本的生存都得不到满足，美好的事物、幸福的人生必然被摧毁。

《视角》中的冯玉珍夫妇的悲惨遭遇，就是最好的印证。

为了改变贫穷的状态、实现发财梦，丈夫投机倒卖黄金，结果倾家荡产还欠了不少外债，焦虑不安的他怀疑妻子与好友有奸情，便迁怒于妻子和好友，最终愤怒冲破了理智，他欲置好友于死地，最终导致“一死一被抓”的凄惨结局，只留下冯玉珍独自承受折磨与煎熬。

某种意义上，金钱至上的社会是冯玉珍凄惨处境的根源,一方面为了养家糊口，她不得不从事一些应酬性的工作，另一面为实现发，得产的险，神的磨，冯玉
自己所见证的惨案转化为对香港金钱社会莫名的恐惧和迷惘。

毋庸置疑,“比起大时代的洪流大人物的起落,小人物的悲欢当然微不足道，可是，也正是点点滴滴小人物的命运，构成了历史的一个侧面。

”⑨在香港，有很多冯玉珍般的小人物，她们犹如盛世中的喽蚁，在繁华的都市中，感受到小家庭的幸福薄如蝉翼,有着找不到希望的窒息感，最终无可奈何、落入了更悲惨的处境，不可否认，金钱至上的时代环境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悲剧性格
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物的悲剧性格决定了人物的悲剧命运,在他看来，“性格是人物品质的决定性因素”⑩，它不仅能显示人的思想内涵,还能决定人物行动的性质。

特别是在进退维谷的境地中做抉择时，更能显示出人物的性格在事件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在陶然的小说集%没有帆的船》中，不难发现，香港女性的悲剧很
华文文学151大程度上与其性格弱点有关。

最为典型的是《见报》中的侯玉贞，她是小有知名度的
电台女主播,和娱乐圈不少明星打过交道，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她有极强的自身优越感;后来收到心仪对象寄来的婚讯请柬，她猛然跌进绝望的深渊，凭空增添了一份醋
意和报复感;又受到圆滑处世思想的熏陶，她虽怒火中烧，却努力伪装、压抑自己。

这
三种不同的情感纵横交错,诱发她的多重人格:有时骄奢跋扈、冷眼瞧人，有时又和颜
悦色、待人亲近;有时真诚相对、渴望爱情，有时又性情乖戾、诅咒幸福;有时自命不凡，有时又自惭形愧。

既为爱情失败者，又不肯低头，偏要与对方一挣新闻头条。

于是，在这多种性格的主导下，侯玉贞在现实和欲望的夹缝中苦苦挣扎。

其实，她并非“坏人”，亦不是“穷凶极恶之人”，因为“在道德品质和正义上并不是好到极点，但是
她的遭殃并不是由于原罪，而是由于某种过失和弱点。

”⑫正是这种性格上的弱点促
成侯玉贞对爱情失望，对新人不屑于顾，让自己失控，可以说，多重的人格让侯玉贞悲
剧的分量更加浓重"
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阐释了引起悲剧行动的原因，他认为“思想和性格是行
动的起因”⑪。

卡斯特尔维屈罗也对《诗学》进一步阐释,认为促使一个人行动的原因
之一是利益的驱使，“和利益相关的原因又有两种:或者为了得到目前没有的利益，或
者是为了保持目前已有的利益。

”⑮此观点放在陶然塑造的女强人身上很合适，她们
的悲剧表面上看是因为性格上的弱点，实则是偏激的思想、人性欲望的膨胀。

在陶然
的小说中，由于利益的驱使，一系列灵魂缺失、人性畸变的现代女性形象展现在世人
面前。

《走出迷墙》中基层女员工白玲莹成为公司老板后，为了维护管理层、领导阶级
的利益，在处理公司事务时独断专行，在日常工作中以权压人,严重伤害了下属们的
自尊心，更难以容忍的是她剥夺了员工们的休息时间，引起职员的强烈不满,就连曾
经情意绵绵的恋人也觉得“他再也不能忍受在她面前陪着笑脸的角色”,“不能总是
被她不平等地俯视”⑭，于是递交了辞呈。

白玲莹通过权力打压、经济制裁来实现理
想等方式带有某种病态心理，她在职场中飞扬跋扈、独断专行,虽然已初具现代女性
觉醒意识一彻底颠覆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实现自身的独立和解放。

然而尖锐、偏
激的反抗行为却使她在偏离正常人性的轨道上越走越远，在成为新的剥削阶级的同时，必然免不了悲剧的结局一遭受心灵的折磨和爱人的离去"可以说，人性欲望的
膨胀是导致其悲剧的根源之一。

正是“为了保持目前已有的利益”，促使女强人们对
权力和金钱欲望的膨胀，她们在工作中恃强凌弱、冷眼观人，在爱情中不屑一顾、玩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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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裸露着一个无常、畸变的人性，最终不可避免爱情和事业的双双失败。

她们对利益的追逐有社会原因，更有性格和人性的原因,譬如人性中越来越多的自私自利和阶级意识。

在小说集%没有帆的船》中，陶然自觉地以人性欲望的膨胀和多重的人格解释香港女性的悲剧,解释她们的行为动机,解释她们人性的畸变，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仍适用于现代女性的悲剧。

悲剧人物之所以遭受横祸，除了人性的“弱点”所致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自己的某种“过失”。

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将它概括为“过失说”。

在他看来，悲剧的人物“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⑮。

也就是说，悲剧的结局是悲剧人物自身的某种过失或错误造成的，这种过失可能就是一个错误的抉择。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悲剧理论，不难发现，陶然的小说中因错误的抉择而酿成悲剧的女性所占比例很大。

《没有帆的船》中的美琪选择了一条似乎是自我独立的道路，她在反抗依附男性行为中确认自我生命的意义，要求在象征秩序中获得和男人平等的诸多社会权力，要求在线状时间中占有自己的合法位置。

然而美琪终究也没能逃脱爱情的悲剧命运，时间一点点的吞噬着美琪的魅力与男友的激情，他们的爱情也慢慢变得枯萎，最终变得平淡无味。

所以美琪“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会是傀儡了吗？也还是傀儡。

”⑯最终她的不幸遇害，男友并没有感到深深地自责和愧疚，反而将她迅速遗忘的行为，就是最好的证明。

还有，《倒错》中已为人妇的朱慧茵与十年前的恋人再度重逢并旧情复燃，在婚外恋情中寻求精神和肉体的叛逆感，也同样是个错误的抉择。

她虽用理智控制着情感，但同样有属于她的苦涩和辛酸。

她彷徨于传统女性观和富于冒险精神的现代女性思想的矛盾冲突之中，试图在理性和爱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这也是一种妄想。

她在两个男人之间周旋，表面上看起来天衣无缝，其实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的行为，她越沉浸于满足之中，越是展现她的堕落。

与其说是她的抉择是当时的文化环境所致，倒不如说是她害怕失去富有的家庭，害怕失去现有的爱情。

因此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来推断,她在传统伦理文化与爱情冒险之间跚跚,最终她心力交瘁是其悲剧结局的必然结果。

概而言之，在小说集《没有帆的船》中，陶然将香港女性悲剧的根源进行深入的挖掘,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香港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是由于她们处于一个男权桎梏的文化环境和金钱至上的社会环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个悲剧的环境将她们置于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然而，不可否认，她们的悲剧也与自身的性格弱点、偏激
华文文学155思想和行为过失密切相关。

显而易见，陶然是沿着鲁迅开辟的文化道路前行,在新的
时代环境中,对香港悲剧人物怀着异样的沉痛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无疑，对于
陶然来说,他借助香港女性的生存现状、精神状态、情感经历的灰暗面，针眨社会时弊，暴露现实问题和尖锐矛盾，旨在揭出女性的生存之痛、人性畸形、灵魂缺失等病苦，进而引起全社会“疗救”的注意。

通过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看小说集%没有帆
的船》的悲剧性,既可以加深对香港女性悲剧的理解，也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亚里士多
德悲剧理论中的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

注释：
①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693页。

②蔡益怀主编:《陶然作品评论集》，香港文学评论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③④⑦⑧⑭陶然:％没有帆的船》，香港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63,323,71,314页。

⑤［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页。

⑥⑨袁勇麟主编:《陶然研究资料》，福建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53页。

⑩姚介厚:《西方哲学史: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学术版）》，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
825页。

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4-85页。

⑫董学文主编:《西方文学理论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⑬朱立元主编:％西方文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

⑮［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8页。

⑯鲁迅:《娜拉出走以后》，《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周美，女,1990年3月，山东省乳山市,2015级在校研究生，鲁东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
为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