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域经济地区协调发展研究

江苏省域经济地区协调发展研究作者：王现林孙筱
来源：《现代管理科学》2022年第04期
[摘要]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为新阶段省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方向和要求。

作为经济强省的江苏，对省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诉求更为强烈。

基于马克思关于经济活动4个环节和社会总产品再生产理论，利用国内主要统计年鉴，对江苏省域经济发展中的地区差异及其内在影响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地区之间的经济结构差异性与其总量和质量存在内在必然性。

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公经济因素、不完全竞争以及公共性不足等因素制约了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整体质量及竞争力的提升。

应对之策主要有推进结构优化升级，畅通省域经济体系通道，强化公共财政统筹协调能效，构建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相互促进的制度与环境。

[关键词]江苏；地区差距；马克思；协调发展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发展任务，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构性失衡会影响社会和谐安定，“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
小”[1]。

对于经济发达省份江苏，实现省域经济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及其与共同富裕相辅相成，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经济发展的系统动态性和整体协调性
随着新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市场摆脱了自由竞争，进而转入垄断不时严重干扰效率公平的时期。

过剩与垄断的交互作用，超出自由竞争的逻辑和西方主流理论的范式框架，正深刻影响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结构、质量及速度、数量等各个方面，制约着后工业化的进程和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的整体推进。

推动结构匹配和动态平衡，实现地区协调发展，是当下理论与实践中紧迫且重要的课题。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导言》部分对生产、分配、交换及消费的重要论述和研究，在《资本论》中的运用，至今仍然具有理论、方法及实践上的启发乃至指导意义。

1. 经济活动的系统动态性
辩证唯物论拒绝割裂，总是要在事物的系统动态性中把握内在规律性。

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中，可以探究不同层面经济活动的内在关联，发现生产、分配、交换及消费的系统动态性特征与规律[2]。

在短缺时代，生产决定分配、交换、消费。

“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3]，消费是终点，分配与交换是中间环节，且“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交换位于分配环节之后。

生产决定分配、交换、消费的对象，没有生产，另外3个环节就无法进行。

生产的方式决定分配的形式，人们在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和关系也取决于其在生产中的地位与关系。

此外，生产决定交换的规模和程度，生产越发展，交换规模就越大，程度也就越深。

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则表现在生产创造了消费的方式、质量、性质和动力。

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实现整个经济活动的社会化，也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4个根本环节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关系进行社会化分权、分利乃至分化，这也即所谓的分工。

这种分的格局也需要合来加以社会性回归，达到分而不同、合则共赢的辩证统一關系。

然而，私有制的统治地位决定着在该制度之下分而不合的态势，最终必然深刻且根本性地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及共同富裕。

特别是在4个环节中的任何环节，在面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相对过剩的总量问题时，这种总产品的“节余”，形成垄断势力的资质基础，并能通过资本及其市场的杠杆，形成市场势力和权柄。

这意味着过剩的生产力与垄断的生产关系已经结成互动同盟，形成交互利用的利益共同体。

这种基于生产的失衡，再将失衡扩散至其余环节，加剧分配、交换、消费的失衡及其对再生产的制约。

在相对过剩时代，分配、交换、消费反作用于生产。

特别是在普遍相对过剩滋生垄断以来，分配、交换、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不仅表现在产品分配的合理与否、交换的速度快慢会促进或延缓生产的发展，甚至起着决定增长动力与发展潜力、经济活力及竞争力的作用。

过剩时代，消费问题本质上还是分配与供给的前提条件，为生产和交换提供动力、拓展空间领域，推动生产的纵深和广度的发展，促使各行业、各地区保持同步性、协同性发展。

整体经济行为的一体化、同种商品的一价性，均有其形成的可能与必要性。

消费作为生产的目的，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经历了消费环节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品，同时消费又为再生产创造出劳动力。

消
费过程中创造出新的生产需求，为生产提供了内生动力。

当今时代与社会的生产背景是普遍的相对过剩与垄断的盛行，结构性失衡，生产供给的动力和潜力越来越受到分配、交换、消费的制约。

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导致人们的消费倾向普遍降低，交换环节的垄断性等。

生产结构失衡导致分配结构失衡，分配结构失衡引发需求结构失衡[4]，而分配与消费又反作用于生产环节，加剧生产环节的失衡，直接制约生产的可及性、发展的全面性和富裕的共同性。

2. 地区发展的整体协调性
马克思科学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制度驱动之下的工业化及其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

这些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对于21世纪仍然要面对资本制度深度影响之下工业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结构失衡难题的世界，特别是对于追求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的当代中国，具有普遍科学性和指导意义。

例如，马克思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论述还可以运用到宏观整体的层面，如根据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框架，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分割（分配）为两大部类的C、V和m，以及3次交换乃至4类群体的消费，这些相互紧密关联着的基本环节是经济分析的主要内容。

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出现供求方面的不匹配，无论是总量还是结构性的，都将造成失衡和混乱。

实现结构匹配与总量平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但是仅在市场自发作用下，社会生产和消费之间无法自觉实现平衡。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结构失衡、生产过剩。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分析两大部类之间的平衡[5]，即商品生产与消费活动之间形成平衡性结构关系，社会再生产才得以实现。

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结构失衡的外向扩展性。

在当今普遍相对过剩的时代背景下，有效需求根源于消费者整体的支付能力及支付意愿。

从事实性结果和可持续性发展势态来看，制约支付能力的是最广泛的中低收入群体，而制约支付意愿的则是高收入群体。

现实性的问题在于，分配差距在群体上的分布，最终根源分布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行业；因此需求上的差距，还可以内在地表现在地区性差距上。

这就迫使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与居民收入的地区性差距形成了交互作用机制，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及居民收入差距构成结构性矛盾3个最主要的层面，它们共同构成省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的掣肘。

贯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4个环节，协调地区发展将有利于扩大内需，拉动增长，助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

二、江苏经济地区差距的表现
从“强富美高”向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跃升，这深刻体现出理论和实践层面对江苏省域经济发展中结构性问题的关切，而多维度地认清地区性差距尤为紧迫。

1. 生产层面的地区差异
生产环节中，江苏省三地区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产业结构1。

其一，经济总量差异。

通常而言，衡量经济发展的程度与速度，首选指标是经济总量及其人均水平以及相应的增长速度。

由图1可知，三地区生产总值总体呈上升态势，但无论从绝对数值还是增长速度来看，苏南均优于苏中、苏北，差距明显且有进一步扩大之势。

苏南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持续保持在50%以上，总体呈现“强者愈强，弱者趋弱”的态势。

2020年，苏南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56393元，相比2000年增长了7.01倍，比2020年苏中、苏北人均生产总值超出22.8%和96.6%。

由于苏南地区发展基础相对坚实，能够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与苏中、苏北地区的差距很难出现缩小的趋势。

省内三地的经济总量差距不断扩大，固然有历史、政治、区位等外在性因素，但不可以忽视省域内部系统内生的成因，包括地区间的生产效率、社会性财产权利分配、人与资源等要素的流动、人民发展的程度以及与这4个方面构成契合的制度及政策驱动。

这些方面的联合作用机理，需要通过下面的分析来进一步探析。

其二，产业结构差别。

产业发展的高级化和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韧性及可持续性，均能体现出产业结构的质量水平。

这既依赖于拉动产业升级优化的生产、分配、交换的制度体制机制，也有赖于资本、人力等要素现代化发展的程度及其能效。

三地区作为相对独立的体系，在产业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布局上以及城乡土地的跨地区置换中，均存在着显著的扩大差距的驱动力。

由图2可知，2020年苏北第一产业占比仍高达10.56%，远高于苏中和苏南的5.01%和1.57%。

苏南第三产业占比最高且上升势头较好，2014年起苏南第三产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贡献率超过50%。

直到2018年，苏中、苏北的第三产业占比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苏中、苏北第三产业占比较低，发展相对滞后，服务业发展较为缓慢，这是其经济落后于苏南的一个重要原因。

显然，产业发展质量的地区差异性与地区研发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存在高度相关性。

生产要素自主流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促使苏南地区的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从而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带动生产环节资源供给变化；最终，供需端的结构变化也会带动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

相比之下，蘇中、苏北两地区则相对较弱一些。

2. 分配层面的差距
从物质的基础性来看，生产决定分配，生产结构失衡内在地决定了分配结构失衡。

生产对分配的决定性，不仅仅体现在所有制层面，还体现在对分配原则和格局的决定性作用。

按劳分配并不会拉大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而市场化的体制机制，按要素、按贡献的垄断，以垄断的方式进行分配，差距的形成和不断拉大具有体制性和必然性。

工商优先发展和土地财政
的交互作用，挤压农业、农村发展空间，农民变市民，加剧城乡差距的同时，也拉大了地区之间的落差。

主要表现在：
一是居民收入的地区性差距突出。

2020年苏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8万元，同2014年相比，整体增长了58.9%，是2020年苏中、苏北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42倍和1.88倍。

三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处于上升阶段，但由于苏南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数较高，因此与苏中、苏北的收入差距在绝对数值上进一步拉大。

另外，苏南在保持较高富裕程度的同时，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收入差距呈现出明显的持续性。

二是城乡收入的地区间差距不断扩大。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步增长（图3）。

从相对比值来看，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农村居民的两倍以上。

但差距逐渐缩小，2011—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为9.4%，高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6个百分点。

2020年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31万元，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42万元，城乡收入比降至2.191。

3. 市场交换层面的差异
劳动力及其他资源流向的地区差异，主要体现为人力和资本、资源的非对称性流动加剧区域发展差距。

对于特定地区来说，资源的稀缺性是共性，而能否从地区之外获取人力、资本、资源的输入，就决定了能否获得竞争性优先发展权，这也是获得地区性收入的重要基础。

就此而论，这种以交换的方式形成的跨地区流动性，最终形成了地区之间在增长与发展的基础、权益上的再分配关系。

由于历史、区位及政策的影响，各种资源向苏南地区流入，而反馈机制并无对称性流量。

因此，地区差距不断拉大，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劳动力的非对称流动。

全国范围内江苏省属于人口流入地区，但由于省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人口在省内存在不同程度的流动性：苏南为人口净流入地区，2011—2020年人口净流入193.73万1；苏中、苏北为人口净流出地区，2011—2020年苏中地区人口流出11.05万，苏北的人口流出规模远大于苏中，达到74.12万。

人口的流动规模与经济发展状况高度相关。

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结构失衡的外向扩展性。

在当今普遍相对过剩的时代背景下，有效需求根源于消费者整体的支付能力及支付意愿。

从事实性结果和可持续性发展势态来看，制约支付能力的是最广泛的中低收入群体，而制约支付意愿的则是高收入群体。

现实性的问题在于，分配差距在群体上的分布，最终根源分布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行业；因此需求上的差距，还可以内在地表现在地区性差距上。

这就迫使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与居民收入的地区性差距形成了交互作用机制，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及居民收入差距构成结构性矛盾3个最主要的层面，它们共同构成省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的掣肘。

贯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4个环节，协调地区发展将有利于扩大内需，拉动增长，助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

二、江苏经济地区差距的表现
从“强富美高”向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跃升，这深刻体现出理论和实践层面对江苏省域经济发展中结构性问题的关切，而多维度地认清地区性差距尤为紧迫。

1. 生产层面的地区差异
生产环节中，江苏省三地区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产业结构1。

其一，经济总量差异。

通常而言，衡量经济发展的程度与速度，首选指标是经济总量及其人均水平以及相应的增长速度。

由图1可知，三地区生产总值总体呈上升态势，但无论从绝对数值还是增长速度来看，苏南均优于苏中、苏北，差距明显且有进一步扩大之势。

苏南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持续保持在50%以上，总体呈现“强者愈强，弱者趋弱”的态势。

2020年，苏南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56393元，相比2000年增长了7.01倍，比2020年苏中、苏北人均生产总值超出22.8%和96.6%。

由于苏南地区发展基础相对坚实，能够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与苏中、苏北地区的差距很难出现缩小的趋势。

省内三地的经济总量差距不断扩大，固然有历史、政治、区位等外在性因素，但不可以忽视省域内部系统内生的成因，包括地区间的生产效率、社会性财产权利分配、人与资源等要素的流动、人民发展的程度以及与这4个方面构成契合的制度及政策驱动。

这些方面的联合作用机理，需要通过下面的分析来进一步探析。

其二，产业结构差别。

产业发展的高级化和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韧性及可持续性，均能体现出产业结构的质量水平。

这既依赖于拉动产业升级优化的生产、分配、交换的制度体制机制，也有赖于资本、人力等要素现代化发展的程度及其能效。

三地区作为相对独立的体系，在产业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布局上以及城乡土地的跨地区置换中，均存在着显著的扩大差距的驱动力。

由图2可知，2020年苏北第一产业占比仍高达10.56%，远高于苏中和蘇南的5.01%和1.57%。

苏南第三产业占比最高且上升势头较好，2014年起苏南第三产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贡献率超过50%。

直到2018年，苏中、苏北的第三产业占比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苏中、苏北第三产业占比较低，发展相对滞后，服务业发展较为缓慢，这是其经济落后于苏南的一个重要原因。

显然，产业发展质量的地区差异性与地区研发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存在高度相关性。

生产要素自主流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促使苏南地区的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从而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带动生产环节资源供给变化；最终，供需端的结构变化也会带动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

相比之下，苏中、苏北两地区则相对较弱一些。

2. 分配层面的差距
从物质的基础性来看，生产决定分配，生产结构失衡内在地决定了分配结构失衡。

生产对分配的决定性，不仅仅体现在所有制层面，还体现在对分配原则和格局的决定性作用。

按劳分配并不会拉大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而市场化的体制机制，按要素、按贡献的垄断，以垄断的方式进行分配，差距的形成和不断拉大具有体制性和必然性。

工商优先发展和土地财政的交互作用，挤压农业、农村发展空间，农民变市民，加剧城乡差距的同时，也拉大了地区之间的落差。

主要表现在：
一是居民收入的地区性差距突出。

2020年苏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8万元，同2014年相比，整体增长了58.9%，是2020年苏中、苏北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42倍和1.88倍。

三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处于上升阶段，但由于苏南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数较高，因此与苏中、苏北的收入差距在绝对数值上进一步拉大。

另外，苏南在保持较高富裕程度的同时，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收入差距呈现出明显的持续性。

二是城乡收入的地区间差距不断扩大。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步增长（图3）。

从相对比值来看，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农村居民的两倍以上。

但差距逐渐缩小，2011—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为9.4%，高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6个百分点。

2020年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31万元，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42万元，城乡收入比降至2.191。

3. 市场交换层面的差异
劳动力及其他资源流向的地区差异，主要体现为人力和资本、资源的非对称性流动加剧区域发展差距。

对于特定地区来说，资源的稀缺性是共性，而能否从地区之外获取人力、资本、资源的输入，就决定了能否获得竞争性优先发展权，这也是获得地区性收入的重要基础。

就此而论，这种以交换的方式形成的跨地区流动性，最终形成了地区之间在增长与发展的基础、权益上的再分配关系。

由于历史、区位及政策的影响，各种资源向苏南地区流入，而反馈机制并无对称性流量。

因此，地区差距不断拉大，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劳动力的非对称流动。

全国范围内江苏省属于人口流入地区，但由于省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人口在省内存在不同程度的流动性：苏南为人口净流入地区，2011—2020年人口净流入193.73万1；苏中、苏北为人口净流出地区，2011—2020年苏中地区人口流出11.05万，苏北的人口流出规模远大于苏中，达到74.12万。

人口的流动规模与经济发展状况高度相关。

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结构失衡的外向扩展性。

在当今普遍相对过剩的时代背景下，有效需求根源于消费者整体的支付能力及支付意愿。

从事实性结果和可持续性发展势态来看，制约支付能力的是最广泛的中低收入群体，而制约支付意愿的则是高收入群体。

现实性的问题在于，分配差距在群体上的分布，最终根源分布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行业；因此需求上的差距，还可以
内在地表现在地区性差距上。

这就迫使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与居民收入的地区性差距形成了交互作用机制，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及居民收入差距构成结构性矛盾3个最主要的层面，它们共同构成省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的掣肘。

贯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4个环节，协调地区发展将有利于扩大内需，拉动增长，助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

二、江苏经济地区差距的表现
从“强富美高”向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跃升，这深刻体现出理论和实践层面对江苏省域经济发展中结构性问题的关切，而多维度地认清地区性差距尤为紧迫。

1. 生产层面的地区差异
生产环节中，江苏省三地区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产业结构1。

其一，经济总量差异。

通常而言，衡量经济发展的程度与速度，首选指标是经济总量及其人均水平以及相应的增长速度。

由图1可知，三地区生产总值总体呈上升态势，但无论从绝对数值还是增长速度来看，苏南均优于苏中、苏北，差距明显且有进一步扩大之势。

苏南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持续保持在50%以上，总体呈现“强者愈强，弱者趋弱”的态势。

2020年，苏南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56393元，相比2000年增长了7.01倍，比2020年苏中、苏北人均生产总值超出22.8%和96.6%。

由于苏南地区发展基础相对坚实，能够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与苏中、苏北地区的差距很难出现缩小的趋势。

省内三地的经济总量差距不断扩大，固然有历史、政治、区位等外在性因素，但不可以忽视省域内部系统内生的成因，包括地区间的生产效率、社会性财产权利分配、人与资源等要素的流动、人民发展的程度以及与这4个方面构成契合的制度及政策驱动。

这些方面的联合作用机理，需要通过下面的分析来进一步探析。

其二，产业结构差别。

产业发展的高级化和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韧性及可持续性，均能体现出产业结构的质量水平。

这既依赖于拉动产业升级优化的生产、分配、交换的制度体制机制，也有赖于资本、人力等要素现代化发展的程度及其能效。

三地区作为相对独立的体系，在产业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布局上以及城乡土地的跨地区置换中，均存在着显著的扩大差距的驱动力。

由图2可知，2020年苏北第一产业占比仍高达10.56%，远高于苏中和苏南的5.01%和1.57%。

苏南第三产业占比最高且上升势头较好，2014年起苏南第三产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贡献率超过50%。

直到2018年，苏中、苏北的第三产业占比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苏中、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