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知县刑守道冒着酷暑亲勘横桥、斜...

清代江南乡村的水利兴替与环境变化——以平湖横桥堰为中心
冯贤亮
一区域背景
江南地区的核心是环太湖流域，地势低洼，湖荡汊港等水体形态密集分布于内。

其水源主要来自西部茅山、天目山的溪流，经苕溪（分东苕、西苕）、荆溪等大流汇入太湖，再经由“三江”下泄入海。

明清时期的“三江”地区一般是指吴淞江、刘河、望虞河等。

明人早就指出，“东南民命，悬于水利，水利要害，制于三江”①。

清代人普遍认为，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与太仓的土地虽不及一省之多，但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堪称国家的根本；而且在地势上，这些地方是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利修治显得十分重要②。

由于江南地区水流“纡迴百折，趋纳有准”，其患常常在“塞”③。

洪涝期的排水作业，当属江南地方政府的首重要务，在这样地理条件的局限下，江南产生的治水技术也与此密切相关。

在传统的苏南地区，因处于太湖水系的下游，为基本的排水地带，历史上一直是以吴淞江为中心的；在浙西，则基本属于太湖水系的上游，是水源地带，水利事业的兴废长期以湖州府的漤港为中心。

就整个历史时期而言，这里的水利社会史，可以说是以吴淞江为主导的，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对它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域，这也深刻影响着明清时代及后来人们对江南水利的基本认识，并且经常强调这一带的过剩水量如何排泄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这里的水利史是以洪涝灾害史为主流的。

因此，在以往水利史的研究中，较多关注的是太湖水系上游与下游的洪涝灾害，特别是下游以吴淞江为中心的排水于道治理问题，研究成果较多④。

然而，与涝相对的旱，在江南历史上也经常发生，以高阜地带最为明显，危害并不亚于那些大水灾。

明代后期的江南大旱灾与清代特大旱灾的屡次发生，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里的水利社会。

以清代而言，江南发生过的特大旱灾，至少有14次，即发生于顺治九年（1652年）、康熙十年（1671年）、十八年（1679年）、三十二年（1693年）、四六年（1707年）、五三年（1714年）、六十一年（1722年），雍正元年（1723年）、二年（1724年），雍正十一年（1733年），乾隆五十年（1785年），嘉庆十九年（1814年），道光十五年（1835年），咸丰六年（1856年），都表明旱灾在江南的严重性⑤。

譬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夏秋之交的大旱，使河流四涸，井底干枯，许多地方连
日常饮水都感到困难，更无暇车救农田了，人们开始外出求水。

嘉庆十九年（1814年）夏季由于旱期太长，地上都长了毛，河港全枯，行路不必再循桥坝，各随走向⑥。

这样的旱情，实在令人惊怖。

与松江府、苏州府相毗连的浙西嘉兴府，河港分布也相当复杂。

明清两代，该府统辖了嘉兴、秀水、嘉善、海盐、平湖、崇德（清代改称石门）、桐乡七个县⑦，都号称水乡泽国。

以水地面积与平地比较来说，水就占了十分之五、六，而且环江带湖地区，纵有浦，横有塘，其支流随地域不同则有港、泾、荡、浜、瀼、淹、溇等称谓⑧。

清代著名的水利专家、地方官王凤生的水道概述⑨，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这里的水文环境：
嘉郡，泽国也……众水发源天目，上承杭、湖两郡之委，以下达吴淞之江、黄歇之浦，其间群流交贯，吐纳潮汐，瀦为泽，迤为川，析为港汊，尤难更仆数。

……府境之水，其大者有三，一曰漕渠（即运河），一曰长水塘，一曰海盐塘。

……以上各水，皆郡之来源，至于汉塘，东至平湖县境五十余里为市西河，受陶泾水（即界泾），东经县治入当湖，又东三十里，或由广陈出朱泾，或由新仓出姚家廊下，或由洁芳桥、吕公桥出溪塘、新塘，至龙头，均归东泖；又由普济桥东出金丝婕桥，至金山，又自城西出孟家桥，至嘉善，又自东湖出东塔桥，合陶泾水，东流入乍浦独山，统归泖湖，由黄浦以入海⑩。

嘉兴府在明代实行分县改革后，南部地势较高的县内，大抵旱多潦少11。

平湖旧隶海盐，至明宣德五年（1430年）分析其东北境之当湖镇而立县12，称平湖，意思是与湖相平。

它既与西边的海盐、海宁有着相似的地理背景和水利条件，又与东边的松江府接壤，与淀泖水系相沟通，也属浙西要隘之一；历史上这里发生的旱情多于水患，与真正低洼水乡的社会生活，还有较多的不同，须时时关注水利方面的建设，蓄存水源。

乾隆年间的地方文人这样描述平湖：“面山环海，左枕三泖，右控具区，洵西浙之藩篱，东瀛之门户也。

城郭之中，街衢纷错，舟楫通行，……东湖一区，实为众水之所潴蓄。

13”基本上将平湖县的环境特质予以清晰地展示出来了。

平湖县城设于当湖镇，但作为湖泊的当湖，在城的东南部，也称东湖，周40里，分九派，东西南北无所不达，堪称嘉兴府南部诸县的噤喉。

就西南地势来说，海盐视平湖稍高，迤逦而西，至海宁，地势更高，直至石门、仁和，绵亘五六百里，都是“仰藉此水，以资灌溉”14。

嘉庆十九年（1814年），以嘉兴府通判身份摄平湖县事的王凤生15，对这里的地理情况显然了如指掌。

他说：
东南濒大海，以乍浦九山为其绾毂，北汇三泖，西界嘉兴，南界海盐，西北界嘉善，东北界江南金山
县，川原沃衍，泖水一日两潮，均沾利泽。

虽东南隅稍形窿阜，而渠港流通，亦能曲达16。

但总体而论，平湖县是“原隰不齐”，大概是“原十之七，隰十之三”，容易发生亢旱的地区集中于东十九都、二十都、十四都等，因此必须关注水利建设，多建堰闸17。

至于平湖境内的水乡地区，多赖潮汐以资灌溉。

无论是高阜地带，还是低洼地区，都需要保持河港的通畅，既利于引水通潮，也便于适时的排泄水流，因此特别忌惮泥沙淤塞、堰坝过于重隔18。

距离平湖县境东北约30里的地方，是著名的三泖，地属松江府华亭县。

那里本来称作“谷泖”的水体，往南经过泖桥，再向东南到达平湖县境内的广陈镇，由广陈往西就到著名的当湖了。

当湖东南就是捍海塘。

谷泖又分细为长泖、东泖。

由泖港蜿蜒至横泖，是为东泖，出东泖为泖桥19。

由于三泖在松江、嘉兴一带至为重要，清代浙西有不少官绅对此作过详细的解析。

海宁人、生员吴骞就曾考察过三泖的位置与水流，他指出：“三泖本出三江之口，西入虹桥，趋当湖，一支西南入海盐，复经海宁、石门、仁和，汇于塘栖，南达省会之北新关，流入太湖。

”又说鲁应龙的《闲窗括异志》谓当湖泖港，至今直通太湖，“尤其确证”19。

此后，王凤生对其繁复的源流变化与沿革，曾予详细考证。

他说，三泖者，一曰圆泖，近泖桥处较为宽大，故又称长泖，从泖桥而上萦绕百余里，别称长泖，其源就来自平湖的当湖。

通过古今对比，他认为：“当以北至山泾、南至斜塘、中有泖塔者为圆泖，踰悬星泾而北，南至泖桥者为大泖，其由泖桥南至当湖者为长泖。

”具体位置，根据当时新修的《松江府志》，他指出：“长泖在今金山、平湖之间，虽淤废成田，阔如支渠，而其名尚存；大泖在今娄、金之间，已为田为荡，绝无形迹；圆泖在今娄、青之间，周不过二十里，即近山泾之泖。

21”
王凤生在任平湖县令时，吏治勤敏，深受百姓爱戴。

他的考订，显然明确了三泖的沿革与位置，而且也揭示了其间的环境变迁。

毋庸置疑，地方水利一直是江南环境史与社会生活史的核心内容。

作为研究清代中国水利社会史的权威学者，森田明曾深刻地指出，水利灌溉、治水等事业是无法单独实施的，必须与历史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方面的各种问题密切配合，方能进行22。

本文的考察，即以浙西乡村的一个水利设施横桥堰作为解析的个案，拟对地方水利社会史进行重新建构，并就政府如何介入一个乡村小水利设施的全过程，予以特别关注。

二关于横桥堰
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赵善任秀州知州，建海盐堰81处，后来属于平湖县的有39处。

当时已经有人指出，由于历年久远，民逐私利，这些堰多被任意改建，以致蓄泄不时，旱潦无备23。

至于横桥堰，本是一个普通的水利设施，由于地理形势的紧要，居然在清代历朝经常引起官绅们的高度关注。

它建于何时，圯于何时，早已无从稽考。

据说，本来是一个泄水的地方，而非来水处所24。

它位于平湖县城东北45里，东承三泖之流，原来并无堰坝设施；桥本身也荒圮日久，附近居民就筑起堰坝，阻塞了河道25。

清前期的人这样论道：
横桥，实因横泖而名也。

初有横桥而无堰，何以名横桥堰？从后之人名之也。

闸亦后建，何以不名闸？闸毁复堰，不知闸而名之也26。

毫无疑问，上述对于横桥及其建堰的历史，已经相当模糊，有史可据的，应当是从乾隆年间开始的，而且其在水利上的独特意义，也开始被确认。

海宁人吴骞的《重开平湖县虹桥堰记》曾说：
予夙闻平湖有虹桥堰者，在当湖东北四十五里，曰后厍港之侧，逼近松江府华亭县界，上承三泖之流，潮汐直贯虹桥，西注当湖，支虽九派，而西南与盐官之谷水合，故宋《祥符图经》有谷泖之称，不知何时虹桥倾圮。

村民初设舟为渡，既而筑堰，又且日渐填塞，侵占成平地，必迷失其故踪。

此水不通，则自平湖以西诸邑皆不免涸辙之忧27。

这个虹桥，就是横桥28。

当时人普遍认为，横桥堰是东南数县水道的关键，但在平湖县新旧地方志中记载极少29。

相对而言，道光三年（1823年）平湖县令汪仲洋的报告（汪氏用的也是“虹桥”一词），要明确得多。

他指出：
虹桥堰并非水口总汇，而溪塘大河上下包纳，岸阔流深，此塞彼通，或可听诸自然，顾开通桥堰，其利虽仅得其半，而不开通虹桥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

……溪塘大河、虹桥堰相为表里，其导引泖水之内入也，犹人有食气二嗓，饥饱得分物有由入，其泄河水之外出也，犹人有大小二肠，清浊分途，物有由出，一通一塞，犹为偏重，气脉俱绝，不亦僵乎？是不独平湖之病也，由平湖而南则海盐，由海盐而西南则海宁，直西而石门、桐乡，由平湖而西则嘉兴、秀水，由平湖而西北则嘉善，俱病30。

从乾隆元年（1736年）以后，平湖地方水势渐缩，到乾隆四十九（1784年）、五十年（1785年）间，浙西频年旱暵，平湖县的当湖之水自救一县不暇，更焉能波及他邑。

以故，海盐、海宁诸县尤显困顿，每
遇六、七月间，无论支流泾汊，都化为断港绝潢，数十万顷田畴弥望槁壤，小民奔走告灾无虚日。

地方官只是仰祷于天，不知俯察于地。

当湖联通三泖，颇有诸县噤喉之谓。

当湖东北45里的横桥，很早倾圮，村民最初设舟济渡，既而筑堰，又且日渐填塞侵占成平地，致使泖水来路不通31。

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月，王恒莅任平湖知县，适逢大旱。

他力排众议，果断地下令开决横桥堰，使得泖水顺畅到来，直达苕溪，泽被邻境32。

五十二年（1787年），盐商方瑞登等奉盐道卢崧的命令，进一步将其改建成三洞环桥，桥的东部建有石闸1座，募夫2名，专司启闭之事33。

这是横桥堰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首次大事。

王恒为此特地撰写了一篇碑记，以述开堰经过及其效验：
乙巳四月，余来承乏，适遇亢阳，远近支河莫不焦涸。

六月既望，坊之耆老环籲请开。

余驰诣览观，揆形度势，有必不可断遏者，亟为决放，严禁阻挠，水得大来，田无孔暵，在一邑之内，既获有秋，而演漾余波，北至苏州，西渐省会，不第同郡各邑之均为沾溉，泖之利益大矣哉34。

辈分比吴骞小很多的嘉兴人姚驾鳌，乾隆五十年（1785年）大旱的时候，他尚未弱冠。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大旱时期，姚驾鳌从友人李肖舟处看到了吴骞给陈焯的信，知道横桥堰地方可以将泖河水引入内河，引贯西南，以资灌溉。

姚氏本来要向当地政府申请这样引水济旱，但恪于众议而未成功。

这时，海盐的吴榕园也倡议开堰，就一起联合了海宁、海盐等地16人向平湖县令刘肇绅呈请35，七月二十七日就开始派人勘办，八月初五引水至王店，渐通海宁硖石36。

关于这一次开堰的具体情形，以海盐乡绅王纯的回忆最为详备。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王纯在海宁硖石的张氏“詠斯楼”，写下了《开平湖横桥堰后记》。

他感叹道，从平湖县令王恒经营横桥堰开始，到吴骞等人恢扩其事，不数十年间已兴废无常，“可知人存政举，总期后之踵而行之”37。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浙西再次出现大旱情。

七月初八，嘉兴生耆胡继儒等向府里呈告，要求开横桥闸，并请嘉兴县开麒麟坝，也获得了成功。

至于遇到大水如何措置，姚氏提出四条策议，以供当道参考38：
首先，因嘉兴府西南地区遇旱即涸、遇水即溢，而河畔桑地每年遭受农民的扩垦，加挑稻杆剥入河滩，使临河桑地帮阔，数年间就可增加4、5尺，结果“地日广，河日狭”，严重的地方还不能通船，所以政府要严责坊保监督流浚河道，不许地方民众私占；
其次，各地鱼簖有阻遏河流之害，必须尽快“请县拔簖，以通流水，使南北通流”；
第三，大水成灾，过去多因开河失误所致，应当由官方事先晓谕乡村，以免怨咨蜂起；
第四，太湖、淀山湖、脰湖、三泖等都是浙西乡村泄水的重要去处，曾因盗艘出没，居民筑堰塞断水口，使旱不能进、潦不能出，需要趁农暇时下令附近居民改土堰为栅栏39，堰外再加闸板，“无事则下闸截堵，有事则启闸流通”。

姚驾鳌的策议，可以反映有清一代江南乡村水利方面的基本问题，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其后，当地居民在横桥堰西面3里的斜桥又筑堰一道。

这道堰坝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大旱期间，由嘉兴知府宗源瀚通令开决，挖掘深通40。

这一年新建的斜桥，由平湖知县邢守道捐钱建造41，宗源瀚写了一篇建桥记，以表彰其功。

斜桥堰的开通，使河水及时溉及农田，并波及邻境，“旱不为灾”42。

道光三年（1823年），江、浙两地都准备大修水利。

正月十八日，嘉兴府接上级政府令，要求各县“疏浚下游水道，以资涸复、播种春花”。

海盐知县汪仲洋对此作了很好的表态，主要是申请重开横桥堰。

他强调从浙西水利的长远考虑，应当在嘉善、平湖通水人泖处加强水利工作；至于经费，应请筹款垫付，再由各县分摊。

根据汪氏对平湖横桥堰水利情况的实地查勘，工程估单中涉及的开掘淤沙、重建麒麟坝闸与横桥堰闸的工料、修桥费用等，需要库纹银20609.93两⑤。

嘉兴人姚文枏是浙西名宦，也是徐用福的姻亲。

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指出了浙西环境的恶化、水利举措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议论也较深刻：
最为害者，土涨后乡人私筑土堰，有十余条之多，以便行路，阻遏来水。

嘉善境内，亦有之。

余亲历各境，中年人犹指所变桑田不少也。

近复渐增渐多，是非水性之不利，实人事之不修。

若不极力疏通，日后河道势必全塞，浙西之生计将绝44。

不久，嘉兴知府宗源瀚即向上级政府再次提出开决横桥等堰、引泖水济旱的请求。

宗氏的立论依据与开堰原因，是历朝地方官绅的实地勘察经验，以及绅士的各种言论。

宗氏提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闰六月二十日以前的旱情，几乎造成灾荒，他提倡应该利用农暇，抓紧水利的修复工作。

况且横桥、斜桥一带，河泥壅塞，已占河面三分之二，再不疏通，将会产生旱无以纳、潦无以泄的惨象。

宗氏又说：道光年间，乍浦同知王凤生，留心郡国利病，奉檄遍勘水道，著有《浙西水利备考》，即言平湖通泖各河道，宜疏复深通，剷削涨河，撤去堰坎，清厘旧址，以免久而淤塞。

而汪仲洋通禀中亦议清查私垦，开掘沙涂，严禁填占，且于宽深、丈尺、土方、工用，皆有估计，其说甚详。

为此，应该参照历史的经验兴举水利。

十月初八日，宗源瀚向上级的报告中，还特别指明，斜桥堰地区已经由平湖县令邢守道全力兴复水利，加固斜桥；而横桥堰的开堰缘由等情况，需要呈明上级后才能展开具体的工作。

宗氏特别表扬了邢守道勤于政事、为地方公共工程极尽心力的精神，十分难得45。

地方公事，除了地方官员的努力兴导外，绅士们的言行及积极参与十分关键。

在清代平湖县有关横桥堰公共工程的屡次兴废过程中，这些官绅，显然颇具乡望色彩。

而且许多事例也表明，没有他们，横桥堰的重开工作无一可能成功，自然也不会有水利方面的一系列积极效验。

这些，时任嘉兴知府的宗源瀚看得十分清楚，也多次向他的上级反映这些事实。

不过，他首先强调的是政府的态度及其在地方公事中的积极性等问题。

宗氏的想法，得到了浙江巡抚杨昌浚的首肯。

为了保证水利工程按计划、有序地展开，禁止任何违犯政府举措行为的发生，宗源瀚还以嘉兴知府的名义，向府内各城乡地区发布了一则通告：
钦加三品衔、候补道、浙江嘉兴府正堂、世袭骑都尉、加一云骑尉宗为出示晓谕事。

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奉藩宪恽札开据，该属绅士徐用福、姚文枏等呈称，厍港等处工程，现已会同印委祀土开工，所有各处阻绝水道之大坝及拦阻潮汐往来各簖，垦乞扎府出示晓谕，一律拆拔，呈请察核等情到司，据此查疏浚厍港各处工程，该绅等择日开办，所有邻近阻绝水道之大坝及拦阻潮汐之鱼簖，自应一概拆除，永远禁止，据呈前情，除批示外，合亟札饬，札到该府，立即遵照，查明邻近各坝、各鱼簖有碍水道之处，刻日出示晓谕，勒令一律拆除，永远禁止，如有抗违，即行拿究，一面转饬平湖县妥为弹压，照料查禁，均毋违延，切切。

等因。

奉此查泖浦塘、厍港等处工程前经本府会同县委禀奉藩宪详准，拨款开浚，其大徐塘等处归姚绅捐办开通，现已先后开工，所有各该处阻绝水道之大坝及拦阻潮汐往来之鱼簖，自应一律拆除，永远禁止，以通水道，除饬平湖县将开浚各工妥为弹压照料并随时查禁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该乡民渔户人等知悉，凡所有邻近各坝、各鱼簖有碍水道之处，刻日一律拆除，不准再有筑设，如敢抗违及阻挠情事，定即拿究不贷，各宜凛遵毋违，切切，特示。

光绪廿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给46。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杨氏所允准的“俟农隙之际，察看兴办”，并未得到实行47。

也许与杨昌浚因牵涉刑案而去职有关48。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六月份，浙江布政使恽祖翼49，对嘉兴府规复水利、加强河道疏浚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

他认为，凡是有碍农田水利的，应该予以排除，宗源瀚领导的嘉兴府水利规复工作，意义
重大，“从此，遇旱则嘉属之七县、杭属之海宁、钱塘均受灌溉；遇潦则并仁和、钱塘、归安、德清等县亦同畅泄，地方受益，实非浅鲜。

”因此，他出面向浙江巡抚刘树棠呈请，要求按照嘉兴府的计划，由省里垫付公款银17500两，以后“按丝输捐，分年归补”；对徐用福尽心地方公益，姚文枏捐资工费银2800多两的义举，应向中央申请嘉奖50。

很快，巡抚刘树棠就作了批示，并在七月十四日向中央禀报，获得通过；而关于表彰徐、姚二人功绩的奏请，也同时在二十八日得到允准51：这是清代大规模整治浙西嘉兴府平湖县等地区水利的最后一次，影响深远。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七月间，有关清代平湖县横桥堰的兴废与相关各朝水利事业的隆替，已经地方文人之手，结集而成《浙西横桥堰水利记》。

海盐县人徐用福受委托52，撰成序文一篇，将横桥堰的历史大概予以详细说明：
乾隆丁未吴槎客（骞）先生致平湖司训陈君，书达邑宰王公（恒），开堰筑桥设闸。

己酉，复致宪幕张君，书请琅公发款，派员督率大开。

两君皆先生莫逆交，一言而得二十余年乐利，遇也，亦天也。

嘉庆己卯、庚辰，嘉兴生耆请府县启闸，其时桥与闸已废。

道光三年，盐令汪公（仲洋）稟估未办。

咸丰丙辰，海宁进士陈君锡麒与同志亲访其地，图开未成。

同治癸酉，署嘉守宗公（源瀚）勘稟大府，先由平湖令邢公（守道）捐廉数百，开斜桥堰，而虹桥港奉批于农隙举办，时迁则已。

光绪壬辰，夏旱，余请于上，委郡守宗公履勘，士人以无关宣泄，尼之，而雨适至，历数十年屡图不成，不遇也，亦天也。

以十余县水利，数万金工役，临渴掘井，必无成理。

应于海宁、嘉属合筹巨款，力请于上，专委大员，绅出佐理，开复旧规，建桥设闸，以时启闭，则涝可消、旱可纳，且于旱尤宜。

先不可使河水之速泻，后可纳泖水之频来。

浙西绝大水利，万民有食，成赋无亏。

今朝廷方励精图治，特简大臣讲求农学。

惟讲农学必求水利，舍是虽别有善策，恐无能为役。

爰集府县志所载，及前人记牍汇刻一编，如“南湖考本”，俾后之人有所征焉53。

因有切身的感受，徐用福的记录自然具有很强的真实性，特别是几次兴复横桥堰的原委，由他道来，更见精核。

三环境变化
在江南的很多地方，水利设施若非长期细心维护，淤废是必然的结果。

光绪年间，徐用福对浙西水利及其环境作了如是评析：
浙西水利，首在天目，由余杭南湖灌注；尾在三泖，由松江、黄浦消纳。

当夏秋之交，海潮盛则泖水亦盛，漫溢内河，俗称北水。

此天生不涸之源，以滋养嘉禾也。

善、平当尾之口，呼吸灵通；禾郡当尾之右，潜伏消长。

故善、平、嘉、秀必大旱而后属意于此。

独海宁、海盐居尾之前，如岸之壖，黄梅无雨，南风泻泄，万车齐戽而河先涸，故即小旱而宁、盐两境已困，亟思引泖以救灌。

盖地之高下不同，即缓急之情不同也。

泖之来源，自青阳汇之龙头，入嘉属通道不一，而溪口厍港最要，取其直西也。

惟流逆沙涌，不时加疏通，尾闾阻塞，天时不顺，地利不求，使万顷田畴坐听枯槁。

徐用福还认为，较近的典型事例，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至七月间，长期出现的干旱，“农人戽水救苗，河尽涸”；不过那时幸运的是，松江泖水忽然增长倒灌，随戽随满，苗寻不死，岁薄有秋54。

环境的变化虽然缓慢，但细心的人们都会发现，这种变化的结果是相当严重的。

雍正年间，海盐庠生冯人佺在他的水利条议中，就已提到，海盐“城河淤塞，历有年所，自管家桥而东为尤甚；南门、北门虽有河形，舟楫不通，地脉阻塞，所关匪细”55。

乾隆年间的人们，深刻地意识到平湖县地区“乃以民居稠密，日侵月占，而水道窄、河流淤矣。

”显得不无忧虑56。

嘉善人黄凯钧的《遣睡杂言》，则提及嘉庆十九年（1814年）江、浙夏季大旱时，松江与嘉兴两府地区虽称水乡，都因河流日浅，对农田造成严重影响。

当时较积极的做法，是要利用潮汐上涨时候，及时地进灌田苗57。

灾害的不断产生，使地方官绅不得不重新审视水利环境。

咸丰六年（1856年），江南再次出现大旱58，海宁进士陈锡麒与一些关心地方公益的绅士，亲身考察横桥堰等地的水利环境，既作了详细的记录，又提出了若干建设性的意见。

陈氏自撰的《访横桥堰日记》写道：
自平湖东湖至杨白堤，沿溪塘大河，直趋东北，约三十余里，抵青阳汇口，西入小港，即新埭镇。

出青阳汇而南约六七里，入厍港而西，河面宽者约四五丈，窄者二三丈不等。

复四五里，抵横桥故址。

惟见桥石横斜，两岸土滩皆昔时河身。

桥东旧亦有港，今亦淤塞，潮大时间亦可通。

西去里许，抵杨庙。

庙南向仅容数武，有王公“横桥碑记”嵌右墙，完好。

庙西有大汇漾，漾西沙沱约涨数亩，皆蒲草，沙脚漾口，土人就筑小堰，阑水种菱，广十数亩，蓄水不行。

西南一港，又有叠堰；数十步外，望有木桥，即斜江堰也。

其南马浦塘，其北不及半里，复有一堰，询系道光初年始填此堰，名高闸基堰，旧时必亦闸基59。

他还说，杨庙前面的河道本来呈十字形，东面正好是厍港，港水由港口西来，过指挥坟前，直趋横桥；锺带庙北的余镇塘水，本来也是水流通畅，现在河道里重叠设堰，“蓄水如池”，致使北来之水绝断。

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