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变化研究

产业之窗
54 2020年7月（下）/ 总第265期
引 言
“总部经济”发展模式于1956年起在国外兴起，2001年起引入国内，2003年北京市率先制定“总部经济”发展规划，此后各城市纷纷引入总部经济发展模式，鼓励各类企业在本城市设立其全球、全国或区域总部，并开展了总部经济认定、促进政策制定等工作。

总部经济依靠企业总部的核心价值，吸引各种资源、相关企业汇聚，形成产业链合理布局，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现。

黄威榜(2019)[1]构建了总部经济发展能力的指标体系，对我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进行综合评价，从2005年起每年发布一份我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蓝皮书(下称“蓝皮书”)，2005年至2014年共发布了10期，详细记录了这十年间我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的变化情况。

本文以蓝皮书评价结果为基础，结合描述性分析、差异性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进行对比分析，找出我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的变化情况，为我国制定总部经济政策提供参考建议。

1　指标及数据选取
为更好比较我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的变化，这里只选取2014年与2005年进行对比分析。

蓝皮书在2005年从基础条件、商务设施、研发能力、专业服务、政府服务、开放程度六个方面进行评价，2014年将专业服务和政府服务合并为服务环境，从基础条件、商务设施、研发能力、服务环境、开放程度五个方面进行评价。

前后指标体系中具体指基本一致，故可以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

表1为2005年与2014年指标体系及符号的说明。

表1 2005年与2014年指标体系及符号说明
2005年指标体系
符号2014年指标体系
符号综合能力ZH2005综合能力ZH2014基础条件JC2005基础条件JC2014商务设施SW2005商务设施SW2014研发能力YF2005研发能力YF2014服务环境FW2005服务环境FW2014开放程度
KF2005
开放程度
KF2014
注：FW2005对应的“服务环境”是由该年“专业服务”与“政府服务”合并得到。

我国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变化研究
 ■石 立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摘　要：为了分析我国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的变化情况，选用2005年与2014年我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
的评价数据，结合描述性分析、差异性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各城市综合能力、基础设施、商务设施变化不显著，研发能力、服务环境、开放程度变化显著；各城市发展不均衡，呈现总体差异增大，局部差异变小等特征，由此提出了发展建议。

关键词：总部经济；主要城市；发展能力；变化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科规划2019年度课题“总部经济与广州城市经济耦合关系研究”(2019GZGJ208)。

石立：我国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变化研究
选用2005年六方面评价结果数据和2014年五方面评
价结果数据，为便于比较，将2005年专业服务和政府服
务数据进行算术平均，得到2005年服务环境数据。

另选
取2005年与2014年的综合能力得分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对应指标如表1所示。

2　研究方法的选取
对我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的变化进行
研究，选取2014年与2005年进行对比分析，拟结合以下
具体分析方法。

2.1描述性分析
计算2005年和2014年各方面得分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及标准差系数，通过直接比较得分水平和离散情况，初步判断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各方面得分是否发生变化[2]。

2.2 χ2差异性检验分析
采用χ2统计量比较检验2014年各方面得分与2005年各方面得分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若差异显著，说明2014年与2005年该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

2.3聚类分析
用2005年和2014年五个方面得分数据对各城市进行聚类分析，将具有类似特征城市聚为一类，从聚类特征和聚类结果两方面分析是否存在差异。

3　能力变化分析
3.1描述性分析
计算2005年、2014年我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的综合能力、基础条件、商务设施、研发能力、服务环境、开放程度方面的得分的平均数、标准差和标准差系数，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中，由于各得分数据均采用百分制，并且为标准分数转换得到，故计算结果变化幅度均不大。

比较得分的平均数看出，2014年较2005年综合能力得分的平均数有小幅度上升，其中基础设施、商务设施、研发能力方面得分有微小增加，服务环境和开放程度方面得分有微小下降；从标准差和标准差系数上看出，2014年较2005年综合能力的离散程度有小幅度上升，其中基础条件方面的离散程度有小幅下降，商务设施、研发能力、服务环境、开放程度方面的离散程度均有小幅度增大[3-5]。

综上可以发现我国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具有综合能力上升但各城市发展差异变大的特征，其中基础设施得分上升且各城市差异变小，商务设施、研发能力均得分上升但各城市差异变大，服务环境、开放程度得分下降且各城市差异增大。

初步判断我国各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2014年较2005年偏重基础设施建设，商务设施、研发能力有提高但各城市均衡发展不够，忽略了服务环境、开放程度的提高，且加剧了各城市发展的不均衡，使得我国总部经济发展能力有提升，但各城市均衡发展不够[6]。

3.2 χ2差异性检验分析
对3.1中初步判断进行检验，以2005年各方面得分为基准，将2014年我国35个主要城市各方面得分与2005年进行比较，以基础条件为例，构造χ2统计量，计算公式为：
（式1）采用Excel软件计算χ2统计量及对应P值，如表3所示。

表3 2014年与2005年的差异性检验结果(以2005年为基准)指标χ2 statistic P-value
基础条件20.993370.960489
商务设施39.248480.246244
研发能力85.31735 2.68E-06
服务环境67.485080.000546
开放程度63.196660.001717
综合能力18.255260.987428从表3可以看出，2014年各城市与2005年综合能力得分没有显著变化(P=0.987428)，因此2014年与2005年我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的相对变化不 显著。

其中基础设施和商务设施方面的得分变化也不显著(P 值均大于0.05)，这可能是由于基础条件与商务设施属于硬件设施，我国各城市发展趋同，各城市很难在这两方面表2 各指标集中趋势、离散程度计算结果表
年份2005年2014年
指标
得分的
平均数
得分的
标准差
标准差
系数
得分的
平均数
得分的
标准差
标准差
系数
综合
能力
46.4914.840.31946.9316.200.345
基础
条件
46.9113.950.29747.7513.560.284
商务
设施
45.3221.430.47345.8322.560.492
研发
能力
45.9513.470.29346.2617.740.384
服务
环境
47.8821.110.44147.3921.590.456
开放
程度
45.7214.710.32245.1617.760.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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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突破；但各城市总体研发能力、服务环境、开放程度均发生显著变化(P值均小于0.05)，这可能是由于研发能力、服务环境、开放程度等属于软件能力，部分城市通过提高了这些软件能力，使得其相对得分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与3.1中对各方面的判断基本一致。

结合原始数据，2014年与2005年相比，在研发能力方面，杭州(增加19.83分)、南京(增加16.3分)、天津(增加16.01分)、西安(增加14.65分)、海口(增加12.77分)、武汉(增加10.56分)的得分均增加超过10分；济南(增加9.31分)、厦门(增加8.92分)、沈阳(增加
8.91分)、深圳(增加8.9分)、上海(增加8.31分)、兰州(增加6.84分)、宁波(增加6.54分)的得分均增加超过5分。

石家庄(减少25.22分)、长春(减少12.29分)、昆明(减少11.71分)、合肥(减少10.42分)、郑州(减少10.2分)、哈尔滨(减少10.14分)的得分均减少超过 10分。

在服务环境方面，2014年与2005年相比，合肥(增加14.18分)、贵阳(增加14.06分)、深圳(增加13.765分)、成都(增加12.47分)、重庆(增加12.29分)的得分均增加超过10分；长春(增加8.59分)、长沙(增加7.715分)、呼和浩特(增加7.035分)、太原(增加5.12分)的得分均增加超过5分。

昆明(减少21.9分)、哈尔滨(减少20.965分)、石家庄(减少16.515分)、济南(减少14.035分)的得分均减少超过10分。

在开放程度方面，深圳(增加29.32分)、武汉(增加15.62分)、西安(增加15.12分)、天津(增加14.92分)、重庆(增加14.24分)的得分均增加超过10分；厦门(增加7.16分)的得分增加超过5分。

青岛(减少16.01分)、福州(减少12.75分)、呼和浩特(减少10.76分)的得分均减少超过10分。

3.3 聚类分析
根据基础设施、商务设施、研发能力、服务环境、开放程度五个方面的得分，采用系统聚类法，计算我国35个主要城市的平方Euclidean距离，绘制聚类的树状图，如图1所示。

从图1的树状图可以看出，将所有城市分为三类，此时距离d取值稍大于5即可，分类如表4所示。

结合原始数据，第一类城市综合能力较高，且在各项能力中，基础设施、商务设施和服务环境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第二类城市综合能力一般，各方面能力表现比较均衡；第三类城市综合能力较弱，特别是商务设施和服务环境方面表现最弱[7]。

图1 我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各项得分的聚类树状图
表4 2005年各城市聚类结果表
分类城市
第一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第二类
昆明、厦门、郑州、长沙、哈尔滨、西安、石家庄、济南、
成都、杭州、天津、武汉、青岛、宁波、大连、福州、南京、
沈阳、重庆
第三类
乌鲁木齐、南宁、呼和浩特、贵阳、银川、兰州、西宁、
长春、太原、合肥、南昌、海口
根据2014年的树状图，同样将所有城市分为三类，此时距离d取值在7到8左右，分类结果如表5所示。

结合原始数据，第一类城市综合能力较高，且在各项能力中，服务环境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第二类城市综合能力一般，各方面能力表现比较均衡；第三类城市综合能力较弱，特别是商务设施和服务环境方面表现最弱。

表5 2014年各城市聚类结果表
分类城市
第一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第二类
重庆、沈阳、长沙、济南、合肥、郑州、青岛、宁波、大连、
厦门、南京、西安、天津、武汉、杭州、成都
第三类
乌鲁木齐、南宁、银川、呼和浩特、西宁、兰州、昆明、
贵阳、海口、长春、南昌、太原、哈尔滨、福州、石家
庄
对比2005年和2014年的树状图，根据分为三类时d 取值的变化可以发现，2014年较2005年总体差异有增大的趋势，这说明不同类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差距变大。

第一类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的差距有变小的趋势，这说明这四个城市逐渐趋于同等水平的总部经济发展能力；第二类中南京、西安、天津、武汉、杭州、成都等五个城市与其他中部城市之间总部经济发展能力的差距有变大的趋势，这些城市逐渐总部经济发展的各项能力得到提高，有着追赶一线城市的趋势；第三类中乌鲁木齐、南宁、呼和浩特、贵阳、银川、兰州、西宁、南昌、太原等边缘地区或不发达地区城市总部经济有着差距缩小的趋势，这些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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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立：我国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变化研究
弱，且能力水平趋于相同[8]。

总体来看，这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呈现总体差异增大，局部差异变小（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强的城市和能力弱的城市差异变小，能力一般的城市差距变大）的趋势，这与3.1的初步判断基本一致。

结 论
对比2014年与2005年，发现我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中综合能力、基础设施、商务设施有微小变化、但变化不显著，研发能力、服务环境、开放程度有变化显著；各城市均衡发展不够，且呈现总体差异增大，局部差异变小的特征。

建议各城市根据自身资源优势，在加强基础设施、商务设施等硬件条件改善的同时，重点关注研发能力、服务环境、开放程度等属于软件能力的提高；建议国家加强对发展落后地区的引导和扶持，缩小不同层次城市之间的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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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8]　张萤雪.中国主要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研究[D].辽宁大
学,2018.
作者简介
石立，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总部经济分析。

多样、内容丰富的马拉松活动开展，以此发挥示范带动 作用。

除此之外，大范围推广马拉松知识，当前很多参赛者对马拉松运动的认识浅薄，因为马拉松知识缺乏，所以跟风式参与马拉松活动，实际上，这并不是马拉松赛事长效举办的有效方法。

基于此，赛事组委会要在能力范围内通过多种有效途径（包括官网、传统媒介与新媒体）积极宣传马拉松知识，以此丰富参与者知识储备，使其在了解的基础上激发热情，进而主动参与马拉松活动。

此外，普及马拉松知识也是各种民间马拉松组织所应肩负的社会责任。

结 论
综上所述，马拉松赛事在各大城市举办，这既能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又能带动体育事业发展。

冷思考城市马拉松赛事的过程中，探索发展马拉松赛事的可行性路径，如合理定位马拉松赛事、完善马拉松赛事产业链、建立城市马拉松赛事长效机制。

这能为城市马拉松赛事稳步推进注入内动力，取得和谐城市建设的良好效果，最终推动我国体育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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