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我国“民族考古学”理论研究概况范文1

2021我国“民族考古学”理论研究概况
范文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外“新考古学”如火如荼的发展着，而被视为“新考古学的战斗呐喊”的“民族考古学（ Ethnoarchaeology） ”
[1]13,作为“新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学者关注。

至80 年代，随着国外新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引入，国内学者开始探索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之路，“民族考古学”顺其自然成为探讨的焦点。

1983 年梁钊韬和张寿褀作《论“民族考古学”》，系统论述了民族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及形成过程，自此，国内学者围绕“民族考古学”的定义、起源和发展、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一、关于“民族考古学”定义的讨论 梁钊韬和张寿褀认为，“Ethnoarchaeology”应是Ethnology（民族学）或 Ethnograph（民族志）与Archaeology（考古学）的结合，即“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而成新的一门学
科”[2]206,两人援引英国考古学者安德鲁·谢拉斯于 1980 年所编书中提到的“一些考古学家感到他们自己有必要掌握民族志，用以解释考古学上一些特殊问题，这种做法通常被认为是民族考古学。

”随后，容观夐提出： “民族考古学”是当今人类学领域内把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文献等多种学科结合起来共同探讨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复原人类群体全貌的一门“卫星学科”[3]94.王恒洁与张雪慧在《民族考古学基础》中认为，“民族考古学”既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一门新兴的民族学边缘学科。

[4]7-14汪宁生曾对其定义进行过研究，认为“民族考古学”即用民族学材料来研究考古学的问题；围绕民族志材料获取方式，“民族考古学”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而他更倾向于广义的民族考古学。

[1]5虽然这个观点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但并不是定论，讨论亦未停止。

宋兆麟认为，“民族考古学”并不具备一种科学的特征。

它没有自己的特殊研究对象，所研究的课题都是考古学的内容，也没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

[5]70-71 赵雍则认为，“民族考古学”称为“民族学在考古学中的运用”[6]47更为妥当。

另外，陈雄飞提出，“民族考古学”只是一种方法，即“考古学中的民族学类比方法”,是运用民族学材料做类比范本，综合其他文献及考古资料，研究解释考古材料，复原社会群体全貌的方法。

[7]101出现上述差异，源于多种因素影响。

首先，“民族考古学”译法值得商榷，“Ethno- ”的涵义与“民族”不尽相同。

在中国考古学语境中，“民族考古学”易被理解为“少数民族考古学”,这暗合 20世纪初期以来定型的四裔之学传统。

其次，“民族考古学”属于交叉学科。

自考古学、民族学草创时期起，以民族志资料印证考古问题或者以考古资料印证民族问题都是屡见不鲜的。

但是，资料的简单借用和组合不是构成一个学科领域的充分条件。

二、关于“民族考古学”起源和发展的讨论 关于起源问题。

梁钊韬和张寿褀认为，“民族考古学”从萌芽到初步形成，期间经历了二三十年，但促使民族考古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社会根源则是二战后陆续开展的对文物、古迹大规模的维修与复原工作，这促使考古学家寻找现在仍生活在原始状态下的人群来与古文物进行印证和类比。

而民族学和考古学又有着天然的联系---都是研究“人”的过去与现在。

因此，民族学和考古学的交叉是必然的。

[2]206-208容观夐在《关于民族考古学发展史上的几个问题》中提到，国外民族考古学早期研究历史可上溯至 18 世纪初叶或 16 世纪末叶，国内研究历史不会迟至20 世纪 50 年代末叶[3]94 -95.形成背景是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已把“整体论（ Holism） ”
作为人类学首要的原理和方法。

针对容观夐的观点，张寿祺在两篇文章中对民族考古学史的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认为民族考古学萌芽于20 世纪50 年代，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才能称为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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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宁生则认为，“民族考古学”萌芽较早，约16世纪末17 世纪初。

虽然1900 年曾有人使用“民族考古学”一词，但直到1961 年才首次出现专门讨论考古学类比方法论的文章，这标志着“民族考古学”开始形成[1]3.国内“民族考古学”的调查研究工作于 20 世纪中叶起步，当时中国处于对外封闭状态，可以说是独立发生的。

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受过考古学训练的人进行一系列田野工作，中国的“民族考古学”才开始形成。

其中，包括汪宁生、张寿褀[10]、李仰松[11]、宋兆麟、容观夐等一批老学者。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国外新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技术不断传入国内，“民族考古学”引起学者们的广泛讨论。

李富强在谈到“民族考古学”产生的理论前提时，认为民族志类比分析法已经很早就为考古工作者运用于分析研究中。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柴尔德、克拉克、瓦德·泰勒等考古学家不赞同沉迷于器物分类分型的传统考古学，希望把考古学的目标从器物研究转变到人的研究，即把出土遗迹、遗物所反映出的人的生活环境、生活状况、生活制度等进行推测和复原后，考古学渐渐倾向于与民族学合作，民族考古学作为一门新的边缘学科才逐步迈上形成和发展之路。

[12]107 对“民族考古学”起源的论述，宋兆麟的观点与汪宁生等人相近，但他意识到了“民族考古学”的困境：八十年代新考古学遭遇冷落，“民族考古学”也因适应性差、难以普及，渐渐使人产生怀疑。

与此同时，新考古学内部还发生了分裂。

[5]71-72 关于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国内学者观点较为清晰。

蔡葵、周大鸣和宋兆麟等人做过详细论述。

蔡葵认为国内“民族考古学”萌芽于 20 世纪 30 年代，形成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20世纪 70 年代以后得到初步发展，前后经历了 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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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鸣认为从考古学和民族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我国在这两门学科形成之始就已开始了交叉---民族考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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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王国维作《匈奴相邦印跋》，成为考古印证民族史的先河。

而民族学印证考古学问题，则首推蔡元培。

蔡元培在《美术的起源》中提到：“考求人类最早的美术，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古代未开化民族所造的，是古物学的材料。

二是现代未开化民族所造的，是人类学的材料。

”文中的“古物学”,即考古学； “人类学”即“民族学”.以上论述与汪宁生的一些观点相符。

宋兆麟也认可此说。

[5]72 -73 三、关于“民族考古学”理论基础的讨论 “民族考古学”要成为一门学科，就必须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

在早期的研究文章中，关于“民族考古学”的理论都不甚明晰。

20世纪 80 年代，容观夐在《值得提倡的民族志类比分析法---“民族考古学”介绍》和《关于民族考古学发展史上的几个问题》中不同层次地提到，众多考古学家从理论上确立了一种观点和方法，即人类的行为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有着一定的历史延续性，用近现代落后民族的民族志资料可以类比、解释考古发现，从而更真实地复原古代的历史面貌。

国外学者已经指出，“民族考古学”的理论基础是运用类比分析的方法，从当代落后社会的考察中引伸出有助于解释过去事件和过程[3]96 -97.同时，他
还指出“整体论（ Holism） ”作为人类学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理。

要求人们从总体上、本质上来了解人类，要求对人类生存的因素做出动态的相互关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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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观点遭到了张寿褀的驳斥。

1993年，李富强在《试论民族考古学的理论基础》中对“民族考古学”理论做了系统论述，认为文化人类学理论中的“新进化论”正是民族考古学产生的理论前提[12]109.“民族考古学”的前提假设，是全世界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有着共同的规律，其社会历史文化都经历大同小异的发展阶段，故学者们可以今论古，即用现代原始民族的民族志材料来阐明古代人类的情况。

同时，还驳斥了“传播论学派”的荒谬。

1997年，郭立新在《民族考古学三题---关于名实问题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探讨》中再次对“民族考古学”理论作了详细论述，认为“民族考古学”是地质学“均变说”思想在考古学领域应用的产物；主张“现在”是理解“过去”的钥匙，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理解，可以推演出关于遥远的古代的许多知识。

他还提到，新进化论学派中的文化唯物主义和文化生态观是“民族考古学”的重要理论前提，认为“在相类似的环境中，使用相类似的技术，应产生相类似的社会群体，并用相类似的价值和信仰去支持和协调其活动”[16]26 -27,即具有相类似的环境和技术的文化应具有可类比性。

1999年，容观夐在《试论发展中的我国民族考古学》中对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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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王恒洁与张雪慧在《民族考古学基础》中也提到了一些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如文化圈理论、文化区理论、年代---区域推论以及文化辐合论等。

[4]72-77当然，在上述讨论中也不乏关于“民族考古学”理论的反对者。

梁钊韬和张寿褀在《论“民族考古学”》一文中援引了弗里曼《一种作为阐明考古材料的理论结构》中的观点，认为古今有别，以当代残余的仍过着采集狩猎生活的群体，对远古人类情况进行直接类推，只会将远古事物导入歧途；同时，还提到了马丁·沃斯特的观点，认为今天残留于世界上的原始氏族，其居住地仍局限于一些小地点里，其所受到的局限性，大大超出于更新时期古人群的活动地点；以残存于当代的一些原始事物，对远古的进行类比并复原，极容易变成歪曲考古的记述。

对此，西方早已有过反驳，并举出实例论证了“民族考古学”理论的合理性。

[2]210-211使用民族志材料，必然存在时间性的差异和地域性的差异。

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在民族志材料的选择和使用方面，我们需要有方法、有规律的进行甄别，而这些正属于“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内容。

四、关于“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的讨论 前文已多次提及“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其核心就是民族志类比分析法。

梁钊韬和张寿褀归纳总结了“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首先，对相应的残存的古事物进行直接性观察；其次，将相应或相似的残存古事物或有关的古代文物，加以对证，进而将有关古事物进行类比、类推；第三，深入分析；最后，作小
结”[2]210.
以上，其实就是之后容观夐提倡的民族志类比分析法的系统性提法。

1987年，汪宁生对“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更加系统、详细的论述，认为“民族考古学”的方法，首先是田野工作方法，然后是本身的研究方法[1]7.而田野工作方法就是对民族志材料的收集和记录工作。

前文提到“民族考古学”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一是考古学者亲自到现代民族中从事田野工作，亲自取得材料来和考古材料；二是民族志材料可以来自自己的田野工作，也可以依赖前人的相关记载。

汪
宁生认同第二种。

虽然扩大了“民族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却有着中国独特的历史原因。

如果说田野工作方法是序言，那本身的研究方法则是正文。

有三个步骤，即“类比---假设---验证”.这与他1983 年最初接触欧美“民族考古学”英文书刊时，发现欧美学者在1977 年就已提出了类似的过程，可谓是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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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是整个方法的核心。

选择什么样的民族志材料进行类比，存在两种意见---“直接历史法（direct historic approach） ”和“普遍比较法（ gen-eral comparative） ”.前者认为，对考古材料的复原应以同一地区的民族志材料来类比。

这种方法所需要的条件过于苛刻。

后者则认为，可从各个地域的大量民族志的材料中归纳出带普遍性的模式，来与考古材料进行类比。

这使中国以及欧洲的大部分缺乏文化连续性的地区的“民族考古学”研究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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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两种方法并非汪宁生独创。

早在1961年罗伯特·埃舍尔的《考古学阐释中的类比》一文中就有论述，1977 年丹尼尔·斯泰尔在《民族考古学：方法和运用的讨论》中又作了进一步完善[8]51.这种方法在韩建业、陈雄飞[7]101 -110、徐坚等学者进行“民族考古学”研究中曾多次提到，并得出上述类似的结论。

汪宁生又将类比材料的取得方法分为“形式类比（formal analogy） ”和“关系类比（ relational a-nalogy） ”.形式类比，即从“活的社会”中寻找与出土遗存类似的事物，然后加以比较；关系类比，即从“活的社会”中找到类比资料后，进而了解它的环境关系等。

大多数学者使用前一种方法，对于后者的论述则寥寥无几。

[1]17-18仅仅上述几种研究方法，显得过于笼统和片面。

于是，汪宁生及后来学者又作了不同程度的补充和说明。

汪宁生提出，选择民族志材料时要考虑几个方面：“第一，文化连续性；第二，自然环境可以比较；第三，文化背景可以比较”[1]8 -9.他还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先近后远”的原则，受到广泛认可。

1994年，赵雍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民族志材料的选取归纳为以下八点： “1. 所类比的两套材料最好处于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背景下； 2. 所类比的两套材料最好具有同源关系； 3. 所类比的两套材料最好出于同一地区或相邻地区； 4. 所类比的两套材料最好处于相同或相近的自然环境背景下； 5. 所类比的两套材料最好处于相同的经济类型背景下； 6. 所选用的民族志材料应该尽量是那些没有被‘污染'过的； 7. 考古学所用的民族志材料，应该用考古学的眼光和手段对之进行全面的分析、理解和利用；8. 考古学在用民族志材料前，必须将考古学材料尽可能地按照考古学基本方法去吃透”[6]47 -48.另外，郭立新也提出了类似的原则。

2000年，陈雄飞对民族学类比方法具体应用中的若干问题提出新的看法，认为类比推理形式要多样化，不仅使用正类比，还要会使用反类比、合类比。

[7]107当然，无论什么样的民族志材料，类比方法是对考古材料的一种或然性的解释模式，至于这个解释是否成立，还有待验证。

换句话说，民族志材料本身不是决定性因素，最终还要看考古材料本身是否具有足够合理的根据。

正如汪宁生所说的，一次成功的类比，关键在于验证。

郭立新对此有系统的论述：“首先根据假说推断，考古遗存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微观面貌和宏观特征，然后再与考古遗存的实际面貌相对照。

若二者之间完全相同，则假说大体可以成立；若只有部分相同，则表明假说可能只有部分能够成立，也可能完全不能成立，需要修正或重新研究”[16]30.
五、结语 国外“民族考古学”的起源含糊不清，其原因张寿褀已经点明，主要在于人们混淆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这两个概念。

“民族考古”早在19 世纪就已存在，1877 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以及 1884 年恩格斯的《家
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均使用了“民族考古”的一些方法---民族志类比法。

反观中国，对于“民族考古”的基本方法和观点，国内也并不陌生。

中国人很早就知道“礼失而求诸野”,先进地区已经消失的事物，在边疆偏僻地区可能还有保存。

“民族考古”的萌芽期很长，“民族考古学”作为一门有理论和方法的边缘学科则出现较晚，这个观点已逐步被学者们接受。

“民族考古学”产生的初衷，缘于国外一些考古学家不满足于传统考古学的方法，即通过研究古器物来达到“透物见人”,进而了解古代人类社会甚至意识方面的内容，所以，他们借助民族志材料来弥补考古遗存的不足。

对于将中国“民族考古学”倾向于民族学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古代民族的起源与发展的考究） ,已是偏离了“民族考古学”的初衷，局限和禁锢了自己的研究范围，故称其为“考古民族史”更为合适。

例如，将辽、金、元考古改成“契丹、女真、蒙古考古”,或是将清代考古改为“满族考古”,着实不妥。

而将“民族考古学”只定义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工作，更是片面。

反对派们所提出的“古今有别”、“地区有别”还需结合具体的自然、物质、文化等环境进行阐释。

考古学、历史学的意义在于复原和研究古代人类社会，从而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若一味的强调“古今有别”,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片段式”发展，各个地区的人类社会毫无相似性，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及考古学自身的学科发展将会陷入“死胡同”.如今，“民族考古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理论和方法都日益完善和规范，且已广泛运用在考古学研究中。

“民族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和方法论之争论依然存在，但我们相信它的研究对象一定是考古学范畴，必然是以考古学为出发点，解决考古学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不难看出“民族考古学”饱受争议源于同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具有交叉性。

回溯考古学发展史，其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亦是从地质学、生物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之中借鉴过来的。

经过几代人的不断研究与探讨，“民族考古学”正逐步走向成熟。

即便当下对“民族考古学”的定义、发展史、理论方法等方面依然存在争议，却始终无法掩盖“民族考古学”在探索考古学新领域时的意义。

我们只有怀着包容的态度和严谨的学术理念，不断发展和完善“民族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才能为考古学以及其他相关科学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