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的知行观解析

王通的知行观解析
佚名
【摘要】文中子，隋末大儒。

自宋后，其人其书均被怀疑。

撇开真伪之争，单从
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中说》对后人影响甚大却是不争的事实。

以现状言，学术界对王通的“中道”和“三教可一”的思想关注甚多，而对其知行思想的研究和探讨颇为不足。

因王通侧重儒道的认识与推行，对具体知识的重要性有所淡化，表现在知行关系上，便提出重行不重知的主张。

%Wang Tong was famous Confucian in Sui dynasty. After Song dynasty,he and his works have being sus-pected. As far as His work-Zhongshuo is concerned,His thought ha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is that many scholar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his thought of middle road and combination of three religions,and ignore his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Because Wang Tong over-looked the importance of concrete knowledge gave emphasis to comprehend and practice Tao,in the relation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he thought that practic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
【期刊名称】《宜春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5(000)007
【总页数】5页(P58-61,93)
【关键词】王通;《中说》;知行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41
文中子，山西人，隋末大儒，初唐四杰王勃的祖父。

自宋以降，其人其书均在被怀疑之例。

但千年来，真伪之问题迄今未解决。

撇开真伪之争，单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王通对后人影响甚大却是不争的事实。

自唐李翱起，就有不少大儒都对其思想都给予了不同程度上的关注。

以现状言，学术界对王通的“中道”和“三教可一”的思想关注甚多，而对其知行思想的研究和探讨颇为不足。

本文以《中说》为主要文献根据，尝试对王通的知行思想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和阐述。

一、经学更新与知行思想的提出
到了东汉末年，经学逐渐成为教条，成了名教。

学说一旦成为教条，便意味着生命力的丧失。

随后，玄学和佛学的兴盛，又加上中原政权更替不迭，儒学逐渐衰微。

《隋书·儒林传》:“自晋室分崩，中原丧乱，五胡交争，经籍道尽。

魏氏发迹代阴，经营河朔，得之马上，兹道未弘。

” 《文中子·王道篇》也如是言:文中子曰: “甚矣，王道难行也。

吾家顷铜川六世矣，未尝不笃于斯，然亦未尝得宣其用。

”随着隋朝在政治上的统一，儒学便有机会得以更新。

隋文帝杨坚欲有所作为，政治上尊敬文士，并实行科举考试以选拔人才，儒学有了短暂的兴盛，但随着隋朝的灭亡，儒学的兴盛犹如昙花一现，旋即消失，而后才在中唐时期出现了儒家的复兴思潮。

即便在隋朝存在期间，也并不是说儒学一直受到重视，也经历兴衰之坎坷。

《隋书·儒林传》:“高祖膺期纂历，……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
之礼。

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

于是超擢奇秀，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

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

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及高祖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朮，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

既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

炀帝即位，复开庠
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

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其风渐坠，以至灭亡，方领矩步之徒，亦多转死沟壑。

凡有经籍，自此皆湮没于煨尘矣。

”在此背景下，王通最忧虑的便是“王道”不兴。

他说: “今言正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

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

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

王道何从兴乎?吾所以忧也。

”(《文中子中说·王篇道》以下只注篇名)。

因此，王通自比董仲舒，自觉地承担起振兴儒学的重任。

王通振兴儒家从续《六经》开始，正如他自己所言:“吾续《书》以存汉晋
之实，续《诗》以辩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

”(《礼乐篇》)。

在《续六经》中，《元经》具有提纲挈领之作用。

“《春秋》、《元经》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

失则无所取衷矣。

”(《事君篇》。

从中得知，王通作《元经》与孔
子作《春秋》目的一样，也为彰显君王之得失，实际上就是为了正名。

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王通也说:“《春秋》，一国之书也，其以天
下有国而王室不尊。

故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

《元经》天下之书也，其以无定国而帝位不明乎。

征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归，此《元经》之事也。

”(《魏相篇》)。

王通续《六经》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当时的统治者未能一如既往地重视儒学，还在于汉代经学未能复兴儒学。

王通说: “盖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故齐、韩、毛、郑《诗》之末也，大戴、小戴《礼》之衰也。

《书》残于古今，《诗》失于齐鲁，汝知之乎?”(《天地篇》)。

王通认为《九师易》、《三传》的兴起及汉代的《诗》学、《礼》学等未能真正把儒学精神发扬光大。

因此，王通以“有绍宣尼之为业者，吾不得而让也”(《天地篇》)的使命弘扬正统儒家。

王通对儒学的弘扬不是重新建构，而是追根溯源，正本清源。

他说:“吾于礼乐，正失
而己，如其制作以俟明哲。

”(《礼乐篇》)。

王通认为，儒学的核心在于“道”。

他的学生薛收问文中子，什么是道。

他说:“五常一也。

”(《述史篇》)。

此道即是“五常”之道。

隋代的王通与春秋时代的孔子一样，遇到了同样的难题，自己的主张难以推行。

他的学生房玄龄说:“道之不行也，必矣。

”(《立命篇》)。

为此，文中子发出这样的感叹:“非知之艰，行为惟艰。

”(《魏相篇》)。

面对“王道”难以推行，虽然王通发出了“道之不胜时久矣，吾将若之何”(《王道篇》)的感叹，但他并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认为学说能否行于世关键在于人。

他说: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必也传又不可以废也。

”(《天地篇》)。

王通正是为了弘扬儒家正统学说，从而展开对知行问题的论述。

二、“不行而得者”与“非积学可致”
既然在弘扬儒家正统学说中人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要弘扬儒家学说就必须首先理解儒家学说，而理解儒家学说的前提就是人必须有认识能力。

王通对人认识能力的论述从“三才”开始的。

所谓“三才”就是指天地人。

他说: “气为上，形为下，识都其中，而三才备矣。

气为鬼，其天乎?识为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

”(《立命篇》气、形、识分别指代天地人。

识就是意识，或者说是认识能力，是人所特有的。

人类运用认识的能力获得关于天地的认识，这便是“理性”。

王通不仅强调了认识能力为人类所有，“人者统元识焉，非止圆首足之谓也”，而且
还强调人具有理性思维能力。

这种能力王通称之为“穷理”。

他说:“心者，非他也，穷理者也。

故悉本于天，推神于天，盖尊而远之也。

”(同上)。

这段话虽是针对宗教而讲的，但无疑他在肯定人的认识能力源于自然的同时，强调了心的穷理功能，而穷理就是透过现象认识本质。

有认识能力，但不一定就有知识。

在知识来源上，历来有“生知”与“学知”之争。

“生知”的说法，早在先秦就已经遭到了荀子的批判，他说:“五官簿之而不知，
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正名》)，东汉的王充也是如是主张，他
说:“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

”(《论衡·实知》)。

王通也像前辈一样，
坚决肯定知识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获得的。

《礼乐篇》说:
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挤慕道久矣，未尝不充欲焉。

游夫子之门者，未有问而
不知，求而不给者也。

《诗》云:‘实获我心，盖天启之，非积学能致也’。

”子闻，子曰:“无故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也。

”
在这段对话之中，王通的学生程元说自己的知识都是从夫子那里学来的，并引用《诗经》加以证明。

《诗经》这段的意思是说:我确实获得了知识。

即使是上天能
够启发我，但知识的最终获得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

文中子对此深表赞成，并
说:“天下没有不学而能够获得知识，并取得成功者。

”
为了更好地获得知识，王通特别强调讨论、交流在积累知识中的作用。

他说:“广
仁益智，莫善于问?乘事演道，莫善于对。

非明君孰能广问，非达臣孰能专对乎?其因宜取类，无不经乎!洋洋乎，晁、董、公孙之对。

” (《问易篇》)。

扩大仁义、
增加智慧，没有比“问”更好的方法了。

了解和掌握事物的真相，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实行，没有比讨论更好的办法。

汉景帝和汉武帝之所以能够成为圣君，其原因之一在于能与晁、董、公孙等贤臣善对。

王通与其他儒者一样，认为学习的根本目的不在获得利益的多少，而在于对“道”的认识。

他说:“君子之学进行道，小人之学利。

”又说:“学者，博诵乎去哉?必也贯乎道。

”《(天地篇)。

所以在知识与道德的问题上，王通主张以仁统智，仁智合一。

《中说》:“薛生曰:‘智可独乎?’子曰:‘仁以守之。

不能仁则智息矣，安所
行乎哉。

”(《问易篇》)。

没有道德引导，知识将隐而不显，实践更无从谈起。

但没有知识，功业则无法建立。

他说:“元亨利，运行不匮者，智之力也。

”(同上)。

正由此，他提出了心与迹的问题。

《问易篇》:
魏徵曰:“圣人有忧乎?”子曰:“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乎?”问疑。

子曰:“天下皆疑，吾独得不疑乎?”徵退，子谓董常曰:“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
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问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

心迹之判久矣，吾独得不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观之则殊也，而适造
者不知其殊也，各云当而已矣。

则夫二未违一也。

”
所谓“心”不是指一般的知识而是指真理，即“道”，王通的“道”当然是指仁义之道，迹则指“道”的具体表现，如一般的知识或具体的行为。

“心与迹”二分的思想，在先秦就已经有了。

《庄子·天运》说: “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

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庄子》为抬高“道”的地位，刻意贬低具体的知识——《六经》。

但王通与庄子不同。

他认为“心”
与“迹”固然有不同，但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正所谓“自汝观之则殊也，而适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当而已矣。

则夫二未违一也。

”即便如此，在两者关系上，毫无疑问，王通对“心”仍然是有所偏重的，从而提出了“无知”与“无识”。

《述史篇》:
温彦博问知。

子曰:“无知。

”问识。

子曰:“无识。

”彦博曰:“何谓其然，”子曰:“是究是图，亶其然乎?”彥博退告董常。

董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顺帝之
则也。

”
这段话的含义似未有人对其进行明确解释，因为不太好懂。

温彥博问何谓知与识。

文中子说，“无知”与“无识”。

但又说:“仅仅穷根究底就够了吗?”如此就有疑问了，文中子对知识到是肯定之还是否定之?实际上，从心与迹的角度来看，王通
的态度是明确的，即认为与仁义之道相比，知识是其次的，即“无知”与“无识”。

因为在文中子看来，如果“道”得不到认识与推行，再多的具体知识都是无用的，反之，若有“道”，那么即使很少知识，也能够感化天下，所以董常引《诗经》“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加以证明。

三、知之者不如行之者
因为王通侧重儒道的认识与推行，对具体知识的重要性有所淡化，表现在知行关系
上，便提出重行不重知的主张。

具体说，王通从难易、轻重等几个方面加以分析知行关系的。

(一)知易行难。

在难易关系上，王通认为知易行难。

他认为全面系统地了解儒家正统学说不难，但是推行不易。

仁寿三年，风华正茂的文中子来到长安，向隋文帝呈治国方略《太平十二策》，但没有统治者采用。

《太平十二策》的主要内容就是三极之道(天道、地道、人道，又称中道)。

王通看到王道难以推行，于是归而隐，开始续《六经》。

王通总结自己的经验，于是认为知易而行难。

他引用《尚书》
说:“非知之艰，行为惟艰。

”又引了《道德经》加以证明。

他说: “老聃曰:‘吾
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

’”
(二)知轻行重。

因为王通更加重视道的推行，所以在轻重关系上，王通主张知轻行重。

他说:“知之者，不如行之者”(《礼乐篇》)行比知更为重要。

在具体的实践中，他对学生也是这样要求的。

他的学生贾琼向王通请教“事人之道”。

王通告知后，又问:对此理论终身读就可以了吗?王通说，这是远远不够，得终身行之。

贾琼正是接受了此理论，后来便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知善而不行，见义而不劝，虽有拱壁之迎，吾不入其门矣。

”(《周公篇》)。

知道善事却不去做，见到勇义不加勉励，虽用珍宝相迎，我也不会入这样的门。

其意就是道德实践比道德知识更为重要。

王通强调实践就是强调发挥人的主观性，他认为只要经过不懈努力，就可以解决很多难题。

比如，学生繁师玄对他说:“远矣，吾视《易》之道何其难乎?”文中子笑着说: “终日乾乾可也。

视之不臧，我思不远”(《周公篇》)。

看着感觉很难，实
际上只要不懈努力，解决日之并不遥远。

难题之突破，困难之解决，除了发挥主观能动性之外，还必须遵行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

王通对此，也有深刻认识。

宇文化及问道: “天道人事如何?”王通说:“顺阴阳仁义，如斯而已。

”对付天道，应该
顺应阴阳自然规律;对付人事，应该顺应仁义社会规律，如此便可以成功。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王通的知行思想存在明显的悖论(事实上，其他大都儒者也
有): “己与命”的矛盾。

一方面王通把命解释为因果必然性，主张人在天命面前无能为力。

他说: “治乱，运也。

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穷达，时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

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

一来一往，各以数至，岂徒云哉?” (《立命篇》)。

无论是国家的治乱还是个人的穷达、吉凶皆有天数。

既然一切有天数，因此君子应该重视它，畏惧它。

但另一方面，王通又强调个人的努力，强调事在人为。

文中子分析晋室衰落、灭亡的原因非天定而是人为。

他说:“此非天也，
人谋不臧咎矣夫!”(《述史篇》)。

正是在天命与人为的矛盾，文中子一方面有“道之不胜时久矣，吾将若之何”之叹，但另一方面又主张“人能弘道”。

己与命的内在紧张关系，也反映在“归隐”这个问题上。

王通面对政府的征召，却派弟子姚义推辞，要做严君平，归隐山林;但当想归隐时又说:“独善可矣，不有言者，谁明道乎?”(《礼乐篇》)。

这表明王通仍然不想归隐。

这两方面的矛盾，反映了王通矛
盾复杂的心理及对自己命运的无奈。

四、王通知行思想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王通一生的愿望就是推行王道，当被统治者拒纳后，便著述立说，广招门徒。

王通的思想不属于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在其生年似乎没什么影响，史书都没有为其立传。

但到了中晚唐以后，王通的思想日益受到重视，特别到了宋代，王通的影响更是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度。

宋人把文中子编进了《三字经》“文中子，及老庄”，可见王通在宋代的地位。

宋儒对文中子的评介很高。

小程说:“论其粹处，殆非荀扬所及”。

［1］(P282)朱熹对王通虽有“平生好自夸大”和“于本领处欠”的评介，但仍然承认王通在学术上的地位，他说:“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规模，诚有非
后人之所及者”。

［2］(P3262)朱子还认为，与韩子相比，王通有志于学儒家之道，而韩愈则无。

《语类》: “或问: ‘文中子僭拟古人是如何?’曰:‘这也1 是他志大要学古人，如退之则全无要学古人底意思。

’”［3］(P3270)不仅如此，朱
子认为王通分明是要做事业的，其心公，而过韩子则是追求功利的。

他说:“看来
文中子根脚浅，然却是以天下为心，分明是要见诸事业。

……如韩退之……至每日
功夫，只是做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己。

……至于做官临政，也不是要为国家做事，也无甚可称，其实只是讨官要职而已。

”［3］(P3260)从以上评价看，王通对宋
明理学的影响不可小视。

而从思想上史看，无疑，王通是从两汉经学向宋明理学过渡的关键人物之一。

比如宋明理学尤其关注“诚”，甚至可以说“诚”是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而王通对此，已经关注了。

他说:“推之以诚则不言而信。

”此外，王通“人心道心”、“以性制情”等思想与宋儒思考的方向深深契合。

［4］(P53)就知行观而言，王通的思想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也是有的。

宋明理学创立后，知行问题是宋明理学家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王通的“心迹”之论受到了程朱的批判。

如小程认为，王通的穷理尽性与乐天知命之论甚好，但心迹之判则不是，他说:“如此自不相害，说得极好，至下面数句言心迹之判便
不是。

”［1］(P270)朱子也说:“‘穷理尽性吾何疑，乐天知命吾何忧’此说是。

”又说:“文中子以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

”［3］(P3270)但是，王通重行的
思想对宋明理学还是有影响的。

首先从“知之者不如行者”言，对朱子是有影响的。

小程侧重知先行后，行难知难，而朱子与此略有不同。

他在继承程颐重知思想的同时也强调了行。

他说:“致知力，用功不可偏废……如程子云:‘涵养须用尽，进学
则在致知’分明自作两脚说，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

”［5］(P148)在此，朱子认为知行关系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就以轻重来说，须以力行为重。

虽然在此朱子并没有提及王通，但从他对王通的“诚有非后人之所及者”评价看，受其影响是很正常的。

其次，从“无识”与“无知”角度言，对陆九渊也有影响的。

王通认为与具体知识相比，对仁义之道的体认更为重要，换句话说在“尊德性”与“道问学”关系上，王通偏重前者。

陆九渊不也正是如此吗?陆九渊说:“今世论学者，本末先后，一时颠倒错乱，曾不知详细处未可遽责于人，如非礼勿视、听、言、动，颜子已知‘道’，夫子乃语之以此，今
先以此责人，正是躐等。

”［6］象山认为“非礼勿视、听、言、动”的具体行为是第二义，第一义乃是颜回所说的“道”，未识道，而责人，就是本末先后未分，颠倒错乱。

虽然不能说，陆九渊“先识其大体”的主张直接受到王通的影响，但从其“孟子之后，以儒称于当世者，荀卿，扬雄、王通、韩愈”［7］的评价来看，间接受其影响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总之，从朱、陆的知行观之具体主张和对其评价来看，说王通的知行思想对朱陆有引导之功似乎并不过分。

参考文献:
［1］程颢，程颐. 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四［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黎靖德. 朱子语类(八)［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宋］黎靖德. 朱子语类(八)［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4］任继愈. 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宋］黎靖德. 朱子语类(一)［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象山集·象山语录(卷1)［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象山集(卷240)［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