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天地英雄》的“寓意”与“歧义”

《天地英雄》的“寓意”与“歧义”
文/王栩
(影片信息：《天地英雄》，导演：何平，编剧：何平，主演：姜文、赵薇、中井贵一、王学圻，中国大陆、中国香港，2003年)
谁拥有了佛祖的舍利，谁就能控制西域的大小佛国。

觉慧和尚所言，给舍利罩上了一块能窥透人性的凸透镜。

透过它，人性的本质纤毫毕现，展露无疑。

围绕着舍利的劫夺与卫护，何为正义，何为邪恶，界限似乎分明，却又难以名状的模糊。

校尉李对舍利的拼死护送，来栖的一路相助，以及众多好汉的血染黄沙，这值得颂之赞之的精神操守倒不如响马子安大人协助突厥人劫夺舍利时所提条件那么明朗而直白，要娶突厥可汗的女儿为妻。

这是对权力的向往，亦是人性中真实的一面。

提出了一个具体、可感的条件，安大人有了行动上的动力，也就率众倾巢而出，如饿狼般扑向那个垂涎许久的目标——触手可及的权力。

这份志在必得的气势与校尉李们的勇猛堪称旗鼓相当，在这平分秋色的对抗下，安大人的目的明确，校尉李的责任清晰，这让正邪之间的恶战超越界限的划分，而具有了一种歧义性的象征指向。

校尉李早先是个军人，因为不忍心屠杀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哪
怕他们是突厥人，而与几个相知的兄弟们一起叛离了军队。

“反叛者”的身份让校尉李受到来自官方的追捕，这个官方在影片里以“唐朝”作为历史背景的架构，却以含混不清的对官方背景的交待虚化出影片故事超越时代的泛历史化这一特点。

在这一特点的表征下，校尉李卫护舍利的勇猛与无畏的精神也就体现出对武士价值的肯定，而非对捆绑了国家命运的个人操守的颂赞。

“武士价值”或者“武士精神”，在影片里以来栖和校尉李合作抗敌、浴血奋战架构出跨地域的融合。

它抛却了观念的相异，以求同实现了不同国度普通人在价值层面的共存。

这不啻于一种试探，一种先行式的在文艺作品里提出的假设和预见。

作为遣唐使的来栖，为了回到故国，在皇帝的要求下，担任钦命捕快，前往西域边陲追捕要犯，其中就包括了校尉李。

来栖是个武士，自有其对武士精神的理解和认识。

在没遇见校尉李时，完成任务是他的重心，也是对遵守契约的诠释。

校尉李同样如此。

这种精神气质上的相似让真正的武士不管来自任何国度，都会产生惺惺相惜的交契与珍视。

珍视彼此，男人间的情谊在影片里以一场场的恶战与搏杀渲染成义盖云天的生死豪情。

在与响马、突厥军队的连番恶战下，校尉李对武士价值的肯定体现在他的责任意识层面。

校尉李从军队叛离后，带着几个相知的兄弟给大漠中的商队充当护卫为生。

这一次，校尉李接到护送舍利进京的活，在他看来，与往日的活没啥两样。

责任在于，接下了活，就要完成，只是，与往日相比，这趟活走下来更为凶险，正因如此，作为武
士的校尉李，把责任视为恪守武士之道的首要之义，承诺来栖，护送了舍利进京，就与来栖在京城决战，决不远避。

遵守契约的来栖与尊重责任的校尉李在对武士精神的共同认识上殊途同归，武士的价值体现让二人结下了男人间的深厚情谊。

它超越了生死，更超越了国度。

电影作为呈现这一价值的艺术载体，在架构出来的时代背景上模糊了国别、民族、乃至地域的分野，将普通人寻常至极的对“责任”、“契约”、“遵守”等等体认移置到历史的纵深，经由历史语境下对故事的构筑突显人性中日渐稀缺的价值追求。

影片对正邪冲突、善恶对抗没有明显的界限，故事主线只有单一的劫夺与卫护。

劫夺方出于获取权力的目的进行捕杀和追猎，卫护者则出自对责任的尊重拼死抵抗，若将天地比做棋盘，双方皆是落子不悔的棋子。

置身于各自的立场，每个人做出的选择都合乎情理，遑论正确与否，都有其存在的价值。

校尉李将责任看得重于生命，来栖对任务的坚守，安大人对权力的热衷，突厥将军对舍利的贪婪，都在人性层面逐一的展现着。

通览全片，舍利作为权力的象征，它在黄沙漫漫的大漠引来一派刀光剑影的同时，明里暗里又因其浮现出一对弈棋者的身影。

这是两个通过剧情交待出的人物，皇帝与突厥可汗。

两个虚化的人物成了故事的主导者，隐性的推动了故事的走向。

大漠上的厮杀终会止息，隐性的故事走向却会无声的延续。

与其说舍利象征权力，不如说舍利象征未说完的故事。

影片结尾，皇帝得到了舍利，也得到了虚化的西域。

故事真的结束了吗？或许，只有舍利懂得，天地间的棋盘还在那里，
自己作为胜利者的彩头仍旧会虚化出一场场关于劫夺与卫护的故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