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隐逸传统的比较

中日两国隐逸传统的比较
作者：曹永洁
来源：《日本问题研究》2023年第04期
摘要：中国和日本古来都有久远的隐逸传统，日本的隐逸虽然也深受中国影响，但无论在隐逸的主体和规模、隐逸的类型、隐逸的思想及动机上都与中国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隐士皆为士人，为士而不仕谓之“隐”，可分为退以待时的儒家之隐和全真保身的道家之隐，具有本土的隐逸思想体系。

日本隐者经历了由皇族、贵族到武士乃至平民的下移过程，皈依佛门即为“隐”，多为感世无常而寄身风雅者，其隐逸思想源于中国道家思想和佛教，与本国文化融合后，异化为日本独特的隐逸传统。

在这些差异的背后，是中日两国古代在政治制度、社會构造、思想传统、心理结构等方面的显著不同。

关键词：中日；隐逸；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无常观；风雅
中图分类号：G04；K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23）04-0062-09
DOI：10.14156/ki.rbwtyj.2023.04.006
中日两国自古都有隐逸的传统，两国关于隐者和隐逸行为的研究成果也不在少数，但就中日比较的视角而言，学界研究的重点多集中于有代表性的隐者之间的比较，比如中国的陶渊明与日本的西行法师、鸭长明以及吉田兼好的比较研究等；而比较的侧重点也多放在文学领域，集中于对隐逸作品的对比分析研究①。

任何“传统”的由来都有其深刻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乃至思想、民族心理的背景，隐者系谱的形成也有诸多因素的参与。

本文力图更多地着眼于这些因素的比较与分析，尝试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中日两国的隐逸主体及规模、隐逸类型、隐逸思想及动机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探讨产生这些差异的深层原因。

一、中日传统隐逸主体的差异
中国的隐逸通常指为“士”而“不仕”，即胸怀治世之才而不入仕为官者，或入仕后辞官者，皆谓之“隐士”。

中国最早的隐逸可追溯到尧舜时代的“许由洗耳”和“巢父弃瓢” （《史记》）的传说，两位隐士皆拒绝了尧所让之天下，成为后世道家尊崇的典范。

商末的伯夷、叔齐，先有互让天下之谦，后有“义不食周粟”之节，其事迹被司马迁举为《列传》之首。

春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群雄纷起争霸，政乱国危，礼乐崩坏，很多没落贵族的后裔为全身避祸而隐，曾任“周守藏室之史”，见“周之衰，乃遂去”（《史记·老子列传》）的老子便是这类隐者。

春秋末年，在周室衰微、诸侯乃至陪臣执国命、传统礼乐文化分崩离析、私学蓬勃兴起的背景下，“士”之阶层应运而生，夏商周三代以来由贵族把持的文化主导权，开始转移到以士人为主体的人们手中，在此后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士人承担了从事学问研究、教书育人、文
艺创作、自然科学研究等所有文化领域的工作。

而在中国官本位的社会评价体系中，士人唯一被认可的功成名就之途就是入仕为官、封侯拜相，方可名利双收、光耀门楣。

《论语》云：“学而优则仕”（《子张》）；孟子也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

在古代社会，士人出仕首先是一种生存需要，他们不治生产，“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论语·微子》），需要倚靠自己的才学入仕，食禄以养己，所谓“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

因此，从政、做官是士人唯一的理想职业，非仕即隐成为中国士人的基本生存模式。

这也与中国世俗和超世俗的两套价值评价体系相对应，即：既肯定封侯拜相、成就宏图伟业的英雄人物，所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又称道“不事王侯”蔑视权贵的高人、君子之“道义重则轻王公”（《荀子》）；既有“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

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1］之叹，又强调君子固穷，当安贫乐道，孔子有云：“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论语·述而》）。

可以说，这两套价值评价体系暗合了士人的出处之道，隐逸行为也产生自对两者的微妙处理之间。

中国自《后汉书·逸民传序》始，历朝历代都有在正史中为隐逸者立传的传统。

“自从巢父、许由以下，一直到民国初年的哭庵易顺鼎辈，中国隐士不下万余人，即其中事迹言行历历可考者亦数以千计。

”［2］中国隐士是一支潜在的社会政治势力，可在朝堂不安时制约朝政，如东汉末年的“清议”（《后汉书·党锢列传》）及明末的东林党（《明史·顾宪成传》）都是以隐士为中流砥柱。

日本隐逸的主体则经历了由皇族、贵族到武士再到平民的下移过程，这同时也是日本文化承载者的下移过程。

日本平安时代，在中国老庄思想和佛教的影响下，开始零星出现对隐逸的憧憬者和实践者。

这一时代隐逸的主体多为从权力中心脱落的大贵族或仕途无望的中小贵族以及下级官人，大都是素有才名的风雅之士。

例如：平安中期的兼明亲王，虽然身为醍醐天皇的皇子、朱雀和村上两天皇的皇弟，但因缺乏有力的外戚支持，始终不得势，后隐于龟山草堂，写过《兔裘赋》；平安后期的庆滋保胤，出身阴阳道的贺茂氏，作为七位下级官人，晋升无门，最后效白乐天而“吏隐”，曾作《池亭记》，撰《日本往生极乐记》；师承藤原长能的下级贵族歌僧能因，看透荣华之飘渺而出家，后以游历四方、创作和歌的方式隐逸；藤原嫡系的忠通之子九条兼实，虽官居摄政，在后白河上皇的院政和平清盛专权的打压下，几度萌生隐遁之念，仕途落败后出家，笃信净土宗，著有《玉叶》。

从平安后期到镰仓时代，隐逸的主体除了贵族外，还有新兴的武士，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西行法师。

藤原赖长在1142年3月的日记《台记》中描写西行法师道：“以重代武士。

仕法皇。

自俗时入心于佛道。

家富年若心无欲。

遂以遁世。

人叹美之也。

”［3］贵族中的隐者代表则包括：提倡“幽玄”歌风的藤原俊成、《方丈记》的作者鸭长明，以及《徒然草》的作者吉田兼好。

藤原俊成曾官至正三位，因慕西行法师而终于在其晚年出家，度过了28年的隐居生活。

鸭长明出身鸭神社，擅和歌与琵琶，遭同族排挤欲继承父业而不得，感人世之无情，愤而出家，隐于日野山方丈草庵，作随笔集《方丈记》。

吉田兼好出身名门世家，其父是治部少辅，其兄一为大僧正滋遍，一为从五位民部大辅，而他本人却成为日本最著名的隐者之一，其
隐逸动机尚无定论，他的随笔集《徒然草》，对后世有深远影响，至今仍为日本国民最推崇的古典文学作品之一。

到了室町时代，随着武士阶层的贵族化和民众势力的抬头，“出家→漂泊→庵居→孤高自持→寂然独死”式的隐逸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在和歌、连歌、绘画、茶道、花道、能乐等各领域都出现了以风雅技艺谋生的半隐半俗的隐者，例如，和歌的正彻，连歌的心敬、宗祇、宗长、宗硕、玄清，绘画的雪舟、秋月，茶道的村田珠光、村田宗珠、千利休，花道的池坊专庆，能乐的世阿弥等。

至江户时代，随着私学的兴起以及儒学地位的巩固，开始出现平民及下级武士出身的儒者、汉文学者、俳人等知识阶层。

加藤周一把17世纪前半叶的日本知识分子分为四类：御用学者、武士的代言人、试图接近大众者和隐居的诗人［4］。

他所说的第四类即为隐者，他们既非武士也非町人，以吟诗作画的方式避世而居，如石川丈山、元政上人、松尾芭蕉等。

相对于中国庞大的隐士群体，日本的隐逸规模较小，隐者总数不多。

近世的日本学者也纷纷效仿中国为隐者立传，其中较为知名的是林罗山之子林耕读斋的《本朝遁史》和元政上人的《扶桑隐逸传》，前者收入隐者51人，后者收入71人。

他们对隐者的定义都较宽泛，不论僧俗还是贵族庶民，甚至包括天皇，凡略有隐迹者都一并收入，尽管如此也不过寥寥。

由上可見，中国和日本的隐逸主体都经历了由贵族到平民的下移过程，不同的是中国自夏商周三代以后，贵族便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士”之阶层成为隐逸之流品的主体。

而日本隐逸的主体则主要是包括皇族、贵族、武士在内的统治阶层，直到近世的江户时代才出现平民隐者。

而且，中国隐士规模庞大，隐逸行为具有与体制抗争的政治色彩；而日本的隐者数量较少，形不成社会风潮，也不具有政治色彩，隐者在文化传承上的功绩较显著。

产生以上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形成隐逸主体的政治制度不同。

从政体来看，自秦以后，中国古代的政体一直是“一君万民”式的中央集权制度，帝王一人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为臣者“食人之禄者怀人之忧”（《晋书·皇甫谧传》），须对君主尽忠、尽献策劝谏之责，然其结果却往往是“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认其罪”（《韩非子·主道》），更有甚者，则“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史记·淮阴侯列传》）。

而儒家思想认为君当对臣有“礼”，才可臣之。

《孟子·尽心上》有云：“（古之贤士）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所以，士人的人格理想与专制的君权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当这种矛盾激化时，士人唯一能保全自己的反抗方式就是辞官归隐。

所以，中国的隐逸往往带有反体制、反权贵的抗争色彩。

日本古代是贵族制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由不同的贵族主宰历史，如大和时代的豪族、平安时代的公家贵族、幕府时代的军事贵族［5］，甚者至近代，鲁思·本尼迪克特还是认为，“尽管日本近年来西方化了，它依然是个贵族社会”［6］34。

所以，日本的文化传承在很长的历史
时期都是只能由贵族来进行的，日本的隐者也多出自属于统治阶层的各类贵族，近世的《续扶桑隐逸传》中甚至收入了清和、宇多、花山几位天皇。

日本隐者通常对日本文化的贵族传统持肯定和仰慕态度，如《徒然草》的第100段讲述了太政大臣久我通光的一件日常事：久我相国在殿上要喝水，主殿司奉上土烧器皿，相国说：“拿木碗。

”于是换木碗喝了水。

《徒然草》第153段则记载：为兼大纳言入道被逮捕，众多武士围着押去六波罗，资朝卿在一条大路一带看到后说：“真羡慕呀。

在回想一生时，希望有那样的遭遇。

”从《徒然草》中这些描述贵族日常的文字可以看出，作为隐者的吉田兼好，其生活习惯、审美情趣、人际交往都充满了上层的贵族色彩。

即使是每日于草庵念经诵佛的鸭长明，也有日本学者认为“长明与艳羡白乐天、与源信来往频繁、兼修念佛和法华信仰的庆滋保胤在本质的生活态度上并无不同，无论是信仰还是美意识，长明都继承了贵族社会的传统，并把它原封不动地拿到了草庵里面” ［7］。

由此可见，日本隐者本身虽然放弃了世俗的贵族身份，但仍然具有鲜明的自我身份认同，从而使得日本的隐逸不带有中国式的对抗体制与反权贵的色彩。

另外，中国古代王朝屡易天下，战乱频仍，导致大量士人为全身避祸而隐。

《论语》中，孔子所遇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隐者皆在陈蔡之间，而陈蔡为春秋时代兵燹最烈之地。

后世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初、两宋、元、明末清初等乱世时也都有大批士人隐逸。

所以，中国历史上战乱较多也是中国产生大规模隐逸的原因之一。

而日本的天皇制乃是连续的一系相传，宫廷政权相对稳定，大范围的战乱相对较少，也使得日本缺少产生大规模隐逸的社会基础。

从官制来看，中国古代官制经历了从贵族世袭到平民选拔的过程。

西周时的官制是世禄世卿制，贵族为学亦为仕。

春秋时期，私学兴起，仕与学分离，“士”之阶层逐渐成为官员的主要来源。

两汉时的官员选拔制度是察举征辟制，其实质是一种推荐人才的制度，被举荐者必须是民间“才高名重”、为舆论所推崇的贤者，这一制度催生了隐逸风潮。

孔子有云：“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论语·尧曰》）这句话历代帝王都遵行不疑，每当王朝更迭、新朝初立，士人纷纷归隐之时，皇帝都会颁布征举幽隐的诏书，这已成为历来相传的政策。

朝廷对隐逸的礼遇，与中国社会对隐逸价值的普遍肯定互为因果，加之存在许多诸如薛方、逢萌、严光、周熏等聘而不肯至、至而不肯屈者，更使隐逸得筑高名。

魏晋以后的九品中正制以及唐代的制举制度，都是对汉代察举征辟制的发展改良。

这些官员选拔制度为平民士人平步青云提供了捷径，对当时的隐逸之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催生出“隐以求仕”的功利性隐逸。

这是中国产生大规模隐逸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古代虽然也尝试推行相当于科举考试的贡举，但由于其贵族传统太过强大，而平民阶层又极其不发达，使具有平民色彩和平等精神的科举制在日本无法扎根。

天武朝的官制已经明确提出以氏姓大小作为官员考选的标准，天武天皇十一年（683年）八月“癸未……且诏曰，凡诸应考选者，能检其族姓及景迹，方后考之。

若虽景迹行能灼然，其族姓不定者，不在考选之色”［8］。

持统朝《净御原令》的考仕令中也包含以族姓为考选条件的规定，这种以族姓作为晋升条件的考选标准，是律令官人制度的根本原则，也是《养老令》荫位制的雏形。

这种保
护贵族权力的官制的存在，为日本庶民的入仕之路设下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随着摄关家的权倾朝野，律令制名存实亡，更使占少数的贵族阶层集政治权力、经济实力、文化创造力于一身，为日本文化定下了贵族化的基调。

而从科举制下解脱出来的贵族教育，也避免了政治上的功利性色彩，蕴育出知性、优雅、纤细、优美的王朝贵族文化，后世一直保持着文化上的优势。

而产生自知识阶层的隐逸之流品，作为贵族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者，自然无法出自庶民。

到了室町时代，随着武士阶层的贵族化和民众势力的抬头，“出家→漂泊→庵居→孤高自持→寂然独死”式的隐逸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在和歌、连歌、绘画、茶道、花道、能乐等各领域都出现了以风雅技艺谋生的半隐半俗的隐者，例如，和歌的正彻，连歌的心敬、宗祇、宗长、宗硕、玄清，绘画的雪舟、秋月，茶道的村田珠光、村田宗珠、千利休，花道的池坊专庆，能乐的世阿弥等。

至江户时代，随着私学的兴起以及儒学地位的巩固，开始出现平民及下级武士出身的儒者、汉文学者、俳人等知识阶层。

加藤周一把17世纪前半叶的日本知识分子分为四类：御用学者、武士的代言人、试图接近大众者和隐居的诗人［4］。

他所说的第四类即为隐者，他们既非武士也非町人，以吟诗作画的方式避世而居，如石川丈山、元政上人、松尾芭蕉等。

相对于中国庞大的隐士群体，日本的隐逸规模较小，隐者总数不多。

近世的日本学者也纷纷效仿中国为隐者立传，其中较为知名的是林罗山之子林耕读斋的《本朝遁史》和元政上人的《扶桑隐逸传》，前者收入隐者51人，后者收入71人。

他们对隐者的定义都较宽泛，不论僧俗还是贵族庶民，甚至包括天皇，凡略有隐迹者都一并收入，尽管如此也不过寥寥。

由上可见，中国和日本的隐逸主体都经历了由贵族到平民的下移过程，不同的是中国自夏商周三代以后，贵族便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士”之阶层成为隐逸之流品的主体。

而日本隐逸的主体则主要是包括皇族、贵族、武士在内的统治阶层，直到近世的江户时代才出现平民隐者。

而且，中国隐士规模庞大，隐逸行为具有与体制抗争的政治色彩；而日本的隐者数量较少，形不成社会风潮，也不具有政治色彩，隐者在文化传承上的功绩较显著。

产生以上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形成隐逸主体的政治制度不同。

从政体来看，自秦以后，中国古代的政体一直是“一君万民”式的中央集权制度，帝王一人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为臣者“食人之禄者怀人之忧”（《晋书·皇甫谧传》），须对君主尽忠、尽献策劝谏之责，然其结果却往往是“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认其罪”（《韩非子·主道》），更有甚者，则“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史记·淮阴侯列传》）。

而儒家思想认为君当对臣有“礼”，才可臣之。

《孟子·尽心上》有云：“（古之贤士）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所以，士人的人格理想与专制的君权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当这种矛盾激化时，士人唯一能保全自己的反抗方式就是辞官归隐。

所以，中国的隐逸往往带有反体制、反权贵的抗争色彩。

日本古代是贵族制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由不同的贵族主宰历史，如大和时代的豪族、平安时代的公家贵族、幕府时代的军事贵族［5］，甚者至近代，鲁思·本尼迪克特还是认为，“尽管日本近年来西方化了，它依然是個贵族社会”［6］34。

所以，日本的文化传承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是只能由贵族来进行的，日本的隐者也多出自属于统治阶层的各类贵族，近世的《续扶桑隐逸传》中甚至收入了清和、宇多、花山几位天皇。

日本隐者通常对日本文化的贵族传统持肯定和仰慕态度，如《徒然草》的第100段讲述了太政大臣久我通光的一件日常事：久我相国在殿上要喝水，主殿司奉上土烧器皿，相国说：“拿木碗。

”于是换木碗喝了水。

《徒然草》第153段则记载：为兼大纳言入道被逮捕，众多武士围着押去六波罗，资朝卿在一条大路一带看到后说：“真羡慕呀。

在回想一生时，希望有那样的遭遇。

”从《徒然草》中这些描述贵族日常的文字可以看出，作为隐者的吉田兼好，其生活习惯、审美情趣、人际交往都充满了上层的贵族色彩。

即使是每日于草庵念经诵佛的鸭长明，也有日本学者认为“长明与艳羡白乐天、与源信来往频繁、兼修念佛和法华信仰的庆滋保胤在本质的生活态度上并无不同，无论是信仰还是美意识，长明都继承了贵族社会的传统，并把它原封不动地拿到了草庵里面” ［7］。

由此可见，日本隐者本身虽然放弃了世俗的贵族身份，但仍然具有鲜明的自我身份认同，从而使得日本的隐逸不带有中国式的对抗体制与反权贵的色彩。

另外，中国古代王朝屡易天下，战乱频仍，导致大量士人为全身避祸而隐。

《论语》中，孔子所遇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隐者皆在陈蔡之间，而陈蔡为春秋时代兵燹最烈之地。

后世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初、两宋、元、明末清初等乱世时也都有大批士人隐逸。

所以，中国历史上战乱较多也是中国产生大规模隐逸的原因之一。

而日本的天皇制乃是连续的一系相传，宫廷政权相对稳定，大范围的战乱相对较少，也使得日本缺少产生大规模隐逸的社会基础。

从官制来看，中国古代官制经历了从贵族世袭到平民选拔的过程。

西周时的官制是世禄世卿制，贵族为学亦为仕。

春秋时期，私学兴起，仕与学分离，“士”之阶层逐渐成为官员的主要来源。

两汉时的官员选拔制度是察举征辟制，其实质是一种推荐人才的制度，被举荐者必须是民间“才高名重”、为舆论所推崇的贤者，这一制度催生了隐逸风潮。

孔子有云：“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论语·尧曰》）这句话历代帝王都遵行不疑，每当王朝更迭、新朝初立，士人纷纷归隐之时，皇帝都会颁布征举幽隐的诏书，这已成为历来相传的政策。

朝廷对隐逸的礼遇，与中国社会对隐逸价值的普遍肯定互为因果，加之存在许多诸如薛方、逢萌、严光、周熏等聘而不肯至、至而不肯屈者，更使隐逸得筑高名。

魏晋以后的九品中正制以及唐代的制举制度，都是对汉代察举征辟制的发展改良。

这些官员选拔制度为平民士人平步青云提供了捷径，对当时的隐逸之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催生出“隐以求仕”的功利性隐逸。

这是中国产生大规模隐逸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古代虽然也尝试推行相当于科举考试的贡举，但由于其贵族传统太过强大，而平民阶层又极其不发达，使具有平民色彩和平等精神的科举制在日本无法扎根。

天武朝的官制已经明确提出以氏姓大小作为官员考选的标准，天武天皇十一年（683年）八月“癸未……且诏曰，
凡诸应考选者，能检其族姓及景迹，方后考之。

若虽景迹行能灼然，其族姓不定者，不在考选之色”［8］。

持统朝《净御原令》的考仕令中也包含以族姓为考选条件的规定，这种以族姓作为晋升条件的考选标准，是律令官人制度的根本原则，也是《养老令》荫位制的雏形。

这种保护贵族权力的官制的存在，为日本庶民的入仕之路设下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随着摄关家的权倾朝野，律令制名存实亡，更使占少数的贵族阶层集政治权力、经济实力、文化创造力于一身，为日本文化定下了贵族化的基调。

而从科举制下解脱出来的贵族教育，也避免了政治上的功利性色彩，蕴育出知性、优雅、纤细、优美的王朝贵族文化，后世一直保持着文化上的优势。

而产生自知识阶层的隐逸之流品，作为贵族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者，自然无法出自庶民。

到了室町时代，随着武士阶层的贵族化和民众势力的抬头，“出家→漂泊→庵居→孤高自持→寂然独死”式的隐逸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在和歌、连歌、绘画、茶道、花道、能乐等各领域都出现了以风雅技艺谋生的半隐半俗的隐者，例如，和歌的正徹，连歌的心敬、宗祇、宗长、宗硕、玄清，绘画的雪舟、秋月，茶道的村田珠光、村田宗珠、千利休，花道的池坊专庆，能乐的世阿弥等。

至江户时代，随着私学的兴起以及儒学地位的巩固，开始出现平民及下级武士出身的儒者、汉文学者、俳人等知识阶层。

加藤周一把17世纪前半叶的日本知识分子分为四类：御用学者、武士的代言人、试图接近大众者和隐居的诗人［4］。

他所说的第四类即为隐者，他们既非武士也非町人，以吟诗作画的方式避世而居，如石川丈山、元政上人、松尾芭蕉等。

相对于中国庞大的隐士群体，日本的隐逸规模较小，隐者总数不多。

近世的日本学者也纷纷效仿中国为隐者立传，其中较为知名的是林罗山之子林耕读斋的《本朝遁史》和元政上人的《扶桑隐逸传》，前者收入隐者51人，后者收入71人。

他们对隐者的定义都较宽泛，不论僧俗还是贵族庶民，甚至包括天皇，凡略有隐迹者都一并收入，尽管如此也不过寥寥。

由上可见，中国和日本的隐逸主体都经历了由贵族到平民的下移过程，不同的是中国自夏商周三代以后，贵族便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士”之阶层成为隐逸之流品的主体。

而日本隐逸的主体则主要是包括皇族、贵族、武士在内的统治阶层，直到近世的江户时代才出现平民隐者。

而且，中国隐士规模庞大，隐逸行为具有与体制抗争的政治色彩；而日本的隐者数量较少，形不成社会风潮，也不具有政治色彩，隐者在文化传承上的功绩较显著。

产生以上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形成隐逸主体的政治制度不同。

从政体来看，自秦以后，中国古代的政体一直是“一君万民”式的中央集权制度，帝王一人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为臣者“食人之禄者怀人之忧”（《晋书·皇甫谧传》），须对君主尽忠、尽献策劝谏之责，然其结果却往往是“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认其罪”（《韩非子·主道》），更有甚者，则“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史记·淮阴侯列传》）。

而儒家思想认为君当对臣有“礼”，才可臣之。

《孟子·尽心上》有云：“（古之贤士）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所以，士人的人格理想与专制的君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