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愧怍”更重要的是“害怕”

比“愧怍”更重要的是“害怕”
作者：黄邵震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上旬刊》 2018年第12期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1]，也就是说，只有以作品文字为出发点和载体才能真正领悟作者的思想情感。

林筱芳在《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中认为杨绛的散文“沉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

然而平淡
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2]。

换言之，杨绛的散文是将自己“绚烂华丽”的情感包裹在“沉定简洁”的文字之中的。

对读者来说，这
是一种挑战，它需要你有耐心肯动脑；当然这也是一种乐趣，它能带给你与作者精神深处的共鸣。

在《老王》一文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全文的最后一句：“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
者的愧怍。

”“愧怍”即是惭愧之意，它出现在文末，本身又包含着明确情感指向，所以历来
为论者重视。

结合前文内容也不难看出，“幸运的人”当是杨绛自指，“不幸者”指的是老王。

杨绛一家颇受老王照顾，她最后还拿了老王的香油鸡蛋，是一个“幸运的人”；而老王一生坎坷，遭遇各种不幸，直至最后孤病而亡，确实是一个“不幸者”。

要说这样一个“幸运的”杨绛，因为占了“不幸者”老王不少好处却无法回报，因为自己拿出去的“钱”实在与老王付出
来的“情”不对等，从而感到“愧怍”，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

但杨绛明明就在“愧怍”的前
一句就否定了这种理解。

她说：“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

因为吃了
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是侮辱他？都不是。

”
那么，杨绛到底在“愧怍”什么呢？这就需要我们再次回到文章，沿波讨源，披文入情了。

其实，要理解杨绛的“愧怍”，首先要看到她的“害怕”。

“害怕”是打开“愧怍”这扇
门的钥匙，是杨绛真正的苦心经营之处，是杨绛深埋于平淡文字之下骇浪惊涛。

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它比“愧怍”本身更重要。

在文章的第六节，杨绛首先特别清晰地点明了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她接着
叙述，因为钱钟书先生的腿出了问题，所以请老王用三轮车送钱先生去医院。

随后，杨绛写了
这么一句：“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

”这句话实在太让人惊诧了！“不敢”乘三轮？是怕自己年纪大了不适，怕老王驾驶技术不好，怕车子安全系数不高，抑或
是怕路上坑洼颠簸不平？显然都不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忘记，本文的第一句话，杨绛是这么写的：“我常坐老王的三轮。

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一个“常坐”三轮，且能
“说着闲话”的人，当然是一点也不会怕乘坐这种交通工具的。

那么，杨绛在害怕什么？也许从她的《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一文中，我们
可以找到答案。

文革开始后，杨绛和钱钟书都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是“牛鬼蛇神”
中的一种，他们的境遇极其糟糕。

在《丙》一文中，杨绛写道：“有一晚，同宿舍的‘牛鬼蛇神’都在宿舍的大院里挨斗，有人用束腰的皮带向我们猛抽。

默存背上给抹上唾沫、鼻涕和浆糊，渗透了薄薄的夏衣。

我的头发给剪去一截。

斗完又勒令我们脱去鞋袜，排成一队，大家伛
着腰，后人扶住前人的背，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儿；谁停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挨鞭
打。

”[3]除了挨骂挨打挨整挨斗，“牛鬼蛇神”们在身体上也被留下明显的标志。

杨绛写道：“那个用杨柳枝鞭我的姑娘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发推子，把两名陪斗的老太太和我都剃去半边头发，剃成‘阴阳头’。

”[4]有了这样明显的标志，哪怕是在最日常的生活中，也会遭到各种攻击。

杨绛记录了一次她乘公交车的经历：“我戴着假发硬挤上一辆车，进不去，只能站在车门
口的阶梯上，比车上的乘客低两个阶层。

我有月票，不用买票，可是售票员一眼识破了我的假发，对我大喝一声：‘哼！你这黑帮！你也上车？’……她看着我的头发。

乘客都好奇地看我。

我心里明白，等车一停，立即下车。

直到一年以后，我全靠两条腿走路。

”[5]
再回到《老王》，现在我们就不难理解，杨绛害怕的不是三轮这个交通工具，她害怕的
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可能遇到的生活甚至是生存的危机。

如果她坐老王的三轮，那群众看到的，很可能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劳动人民在拼命地蹬三轮，而车上悠然坐着一个带着假发的“牛
鬼蛇神”。

这不是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典型画面么，那该是何等的罪大恶极。

一旦被
揭发，那么，呵斥、谩骂、殴打及至发展为更大规模更长时间的批斗，都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才是杨绛“不敢”乘三轮的真正原因。

“不敢”二字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整个社会的真实情态。

这“不敢”两个字，真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了。

杨绛散文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她从不跳出来议论，把什么都明白无误地告知你。

她在大
片的常态叙述中只用了“不敢”两个字，与文章开头遥遥一对，就把一座潜藏在看似平静海面
下的冰山送到了你的面前。

在此之后，就全要看你的眼光和脑髓了。

在《老王》一文中，其实还有一处，杨绛明确使用了“害怕”一词。

这一处，更需要阅
读者去用心体悟。

老王来送香油和鸡蛋之后，杨绛看着他一级一级下楼去。

她这样写道：“等
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有请他坐坐喝口茶水。

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

那直僵
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

”乍一看，这段话的表意很明确，是老王
僵直的样子让杨绛感到“害怕”，不止是“害怕”，而是“害怕得糊涂了”。

然而，仔细一想，却又觉得疑窦重重。

如果真是因为老王的模样而“害怕”，那么当天一开始看到老王时，杨绛
就应该感到害怕，因为当时老王就“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一样了。

可杨绛那时的反应只是
“吃惊”，她只是“吃惊地说：‘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如果不是这样，对老王外表
的“害怕”是后来产生的，那么在送香油鸡蛋的过程中，老王的样子就应该有巨大且可怕的变化。

但是，这也没有。

直到老王离开，杨绛对他的外貌描写的用词也还是“直僵僵”。

事实上，假如再仔细看一下原文，我们就会发现，“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这一句的后面，杨绛用的并
不是逗号，而是句号。

若是逗号，那后句老王“僵直的身体”“散成一堆骨头”确实就是“害
怕得糊涂”的原因。

但杨绛却用了句号。

用了句号，这句话就独立于前后句，“害怕得糊涂”
就可以包含和表达其它的含义了。

其实每每细读《老王》，我们总不免有这样的感觉，即杨绛对老王有些“冷”。

老王送冰，杨绛不要他收费减半；老王送默存，杨绛一定要给钱；老王送香油鸡蛋，杨绛转身回屋拿钱。

杨绛常常用“钱”去应对老王的“情”。

老王把杨绛一家人当朋友甚至当亲人，但杨绛似
乎却只把老王当个雇工而已。

难道杨绛不明白，老王根本不是为了“钱”，钱是不能回报“情”的吗？在文章的绝大多数地方，杨绛总是在试图与老王保持一定的距离，总是在用一种看似
“热情”方式“无情”地拒绝着什么。

那么，杨绛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到底要拒绝什么呢？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里，如果有人对“牛鬼蛇神”的你表达善意，
你也把他当朋友甚至当家人对待，可能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一是可能被他背叛。

作为“劳动人民”的他可能有一天突然醒悟，怒斥你这个“牛鬼蛇神”，历数你对他的剥削或者引诱。

二是
可能被群众揪斗。

你一个“牛鬼蛇神”，连坐公交车都没有资格，凭什么跟“劳动人民”称兄
道弟，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诡计。

三是可能连累对方。

他这个“劳动人民”立场不坚定，被你这
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腐蚀，你们都不是好东西。

哪一种结果，带来的都是必然更大的狂风
暴雨，更狠的打击伤害。

杨绛真正“害怕”的正是这个，杨绛要“拒绝”的也正是这个。

她不是不明白老王的真
挚善良，她不是不可以像亲人一样对待老王，她是在害怕成为“有感情的人”，因为她和钱钟
书都不是“人”，他们只是“牛鬼蛇神”。

她深深的明白，在那个时代，她与别人之间的情感
羁绊会带来无法承受的更大伤害。

她和她的家人承受不了，老王也承受不了，谁都承受不了。

所以，如果说“不敢乘三轮”还是一种被动的无奈，为的是尽量避免外来的肆意攻击；那么“害怕得糊涂了”则是主动的拒绝，不与任何人过多过深地产生关系以杜绝一切的可能。

这些“害怕”——不管是“被动的无奈”还是“主动的拒绝”——都是不幸，而后者则应该是更大的不幸。

值得指出的是，“害怕”并非只出现在杨绛一个人身上，老舍、傅雷、翦伯赞的结局，季羡林、沈从文、巴金的遭遇，我们几乎可以在那个时代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它的影子，所不同的，只是表现的形式罢了。

如此说来，“害怕”真正反映出的，是那个年代的颠倒与混乱——一个逼迫“人”拒绝“情”的时代，一个“无情”的时代，一个“人性”泯灭的时代。

看到了杨绛的“害怕”，我们再来看她的“愧怍”，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杨绛的“愧怍”，绝不仅仅是以“钱”对“情”的愧怍。

因为她的“愧怍”，并不是多年以后不经意间的领悟，而是多年以来不断反省的结果。

杨绛的“愧怍”，本质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逃避畏缩在一个底层百姓的真挚善良面前所表现出的自惭形秽。

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下，以功业为处世之道，以品行为立身之本的社会精英们，却从身体到心理都被控制甚至被扭曲，还不如一个蹬三轮的底层百姓来得善良质朴，来得坦荡真实，这真是让人愧煞！杨绛的“愧怍”，证明她想清楚了自己和他人，也想清楚了整个时代。

杨绛说自己是“幸运的人”，然而，真的是这样么？在那些年里，她被戴高帽、被剃阴阳头，被人辱骂、被抽鞭子，被下放“干校”、被关进“牛棚”。

她并不是安然休闲地生活过来，而是历经艰难地生存下来。

她实在要比很多人“不幸”。

但她没有抱怨，她只说自己感到愧怍。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替杨先生提出这样一个诘问：在那个时代里，那些活得好好的或者说好好地活着的“幸运的人”，是否需要对杨绛这样的“不幸者”愧怍呢？
注释：
[1]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2012:555.
[2]林筱芳.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J].文学评论,1995(05):102.
[3]杨绛.将饮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38-139.
[4]杨绛.将饮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41-142.
[5]杨绛.将饮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