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王霸之道——齐桓公霸权战略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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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王室已不能号令天下,据《史记·周本纪》云:“周室
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①首出的霸主为齐国桓公。

齐,姜太公封地,“大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

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

齐为大国。

”②至齐桓公,以管仲为相,“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③“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④一、齐桓公霸权的构建
童书业曾将齐桓公的霸业分为三期。

第一期自鲁庄公九年至十五年,为创霸时期;第二期自鲁庄公十五年至僖公四年,为攘夷时期;第三期自僖公四年至十七年,主要为“尊王”,是齐桓霸业的顶峰时期。

⑤具体而言,就其霸权运行的过程也可划分为几个步骤:(一)安四邻
据《国语·齐语》,齐桓公意欲“从事于诸侯”,问管仲可否。

管仲说:“未可。

邻国未吾亲也。

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

”⑥安四邻的具体方法一为军事手段,二为管仲所说“反其侵地”。

其中最典型的事例以及最费周折的是“服鲁”。

春秋时期,鲁尚是强国,与齐长期争衡。

齐鲁之间自公元前685年开战,长勺之战后,鲁三败于齐。

前681年,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于柯,“鲁将盟,曹沬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

已而曹沬去匕首,北面就臣位。

桓公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沬。

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

’于是遂与曹沬三败所亡地于鲁。

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

”⑦这次会盟是齐鲁长期征战结束的一个转折,也是齐国建霸事业的一个转折,鲁日后渐成为齐国的盟国。

此后,齐国向南退还了鲁国的侵地棠、潜,向西退还了卫国的侵地台、原、姑、漆里,向北退还了燕的侵地柴夫、吠狗,于是“四邻大亲”。

⑧齐国不断赢得了一个友好的周边环境,而且开始在“四邻”中树立威望。

(二)攘外夷
春秋以前,诸侯与戎狄之间就不断有局部战争发生,齐桓公将攘夷作为联合诸侯和建立霸权的一条重要途径。

前664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

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

”随后河南北间的狄人,又连灭邢、卫两国。

齐桓公都兴兵救之。

需要指出的是,在远征山戎和抗狄救邢的过程中,齐国都是单独出兵作战,并未有其他诸侯相助,在此过程中,管仲提出著名的口号:“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呢,不可弃也。

”⑨至抗狄存卫之时,宋成为齐的盟国;两年后,狄人又伐邢,齐、宋、曹联军救邢,逐走狄人,齐国的盟国进一步扩大。

同年南方楚伐郑,齐、鲁、宋、郑、曹、邾会于宋地,谋救郑。

因此,在“攘夷”和“诸夏亲昵”的号召下,齐国汇集诸多盟国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领导者,其霸权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建立,接下来就要得到春秋强国的承认。

(三)制大国
所谓霸权,是指能够使其他国家按照自身意愿行事。

同时,得不到体系内大国承认的霸权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霸权。

“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秦穆公偏远,不予中国会盟。

”⑩鉴于秦国当时地处西陲,齐桓公霸权的确立必须要得到当时强国晋、楚的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制约大国”。

其时楚渐强盛,陈、蔡等国都受其威胁,即郑亦生动摇。

公元前656年,齐国以“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

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11偕鲁、宋、郑、曹、邾等盟国伐楚,双方兵戎相见,最终“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

12最终齐楚盟于召陵,楚国暂停向北扩张,等于承认了齐国霸权。

“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

13“晋献公卒,里克杀奚齐、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为晋君。

桓公于是讨晋乱,至高梁,使隰朋立晋君,还。

”14这一方面从晋国参加齐国的会盟,可认为其承认齐国的霸权;另一方面,齐国干涉晋国内部国君的废立,也是其霸权权势的一种体现。

(四)震周王
世人提及桓公称霸,多云“尊王”,但霸权的本质是一种权势优势,所谓“尊王”,是齐桓公实现和维护霸权的一种手段,而周室认可并给予齐国“尊王”的合法性,其背后更多的是对齐国权势无可奈何的承认和依靠,即齐国的权势已经“震慑”到周室。

公元前655年,即联军伐楚后的第二年,齐国与诸侯会盟于止首。

周惠王使人告郑:“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

”15即要郑国听命于楚,并拉拢晋结成一个阵线,其意图明显表露齐国权势的不满。

同时止首会盟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周王室储君的废立,周惠王想立少子(王子带),齐国则率诸侯拥立世子,最终世子立,为周襄王,此次博弈以齐国胜出而告终,证明齐国已经具有左右周室的权势。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蔡丘,周襄王亦使宰孔参加,齐国的霸权至此完全建立。

二、齐桓公霸权战略分析
大战略理论出于对战争与和平之深层次统一的思考,其核心是综合利用国家的所有各类可用资源,追求其根本性的政治目的,大战略的成功或失败既取决于国际环境,也取决于国家自身的能力,而最关键的是实现目的与手段之间以及不同类手段相互监督间的平衡。

16齐桓公霸权战略的构建与实施是满足上述条件的。

(一)有利的“国际环境”
齐桓公称霸之时其国际环境之有利可谓得天独厚。

首先,自平王东迁以来,周室式微,王室已不能号令天下。

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减弱,诸侯国的实力得以不断的壮大,于是“诸侯强并弱,政由方伯”;另一方面,周天子由于实力不足,也不得不借助于强大诸侯国的权势去维护自身权威,因此“尊王”条件始成,霸
乱世中的王霸之道
——
—齐桓公霸权战略构建王伟伟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中心,
江苏省210039)摘要:春秋时期,周王式微,政由方伯出。

齐国为五霸之首,其霸权的建立历经安四邻、攘外夷、制大国、震周室四个过程;霸权战略的构建除具有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及雄厚的国家力量做支撑外,“称霸而不求王”的霸权目标制定合理,在霸权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能够充分调动国内可用资源,将军事、经济、外交、威望等多种手段综合使用,尤其创造性的利用经济手段达到战略目的,保持审慎的战略克制,最终构建起能够被普遍接受的霸权秩序。

关键词:春秋;齐桓公;尊王攘夷中图分类号:E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6)09-111-003
高等教育在线
总第8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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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6728/ki.kxdz.2016.09.102
学大众·科学教2016年第9期Popular科育
Science
主的兴起已经成为了时代的需求;其次,“夷秋”与诸夏之间的战争。

“夷秋”与诸夏的战争早已有之,但是将诸侯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外侵则是自桓公始,即“攘夷”,这既有利于齐国构建盟国体系,又有利于树立齐国的“国际”威望;再次,当时主要强国战略重心不同。

“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

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

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

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

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

”由此看见,秦国自处于中央体系之外,晋国苦于内乱,楚国则专注于南面扩张,齐国成为当时中原地区唯一具有霸主能力的大国。

(二)雄厚的国家实力
可用的国家优势是成就霸业的基础。

首先,齐国具有两项其他诸侯国无可比拟的优势。

其一,齐具有道义上的优势。

正如齐伐楚所宣称的“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17这实际上给予了齐国讨伐诸侯的名义上的合理性。

其二,齐具有地缘政治上的优势。

是时齐地处华夏东侧,濒海之地,属侧翼大国,既有鱼盐之利,又有利于战略的优势,可确保自身安全,又可制衡“国际体系”内诸国的争斗。

其次,齐具有可用的强大国家实力。

齐桓公以管仲为相,对齐国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改革,其结果使齐在诸侯国中脱颖而出,成为首强。

一者,齐国是国君集权国家。

管仲认为:“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周安。

”“君一置其仪”,令必须由国君制定,不能政出多门。

同时,国君的律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否则,严惩不贷,“亏令则死,益令则死,不行则死,留令则死,不从令则死。

五者死而无放,唯令是视”。

18其潜在的意义还在于要桓公将使百姓生、死、贵、贱、贫,富的权力牢固掌握在自己手里,保证政令由国君所出,以树立国君的绝对权威。

19使齐桓公可以充分调动国内的可用资源,从而成就霸业。

二者,齐国是富国。

“大公望封于营邱,地舄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

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

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

”20管仲作为大臣,其财富比之诸侯国君主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齐国之富。

三者,齐国是军事强国。

据《史记》载,管仲“连五家之兵”,“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

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

三军,故有中军之鼓。

有国子之鼓,有岛子之鼓。

”21这实际上是将军事组织隐于国家行政组织当中,使其他国家无从得知真实情况,可被认为是最早的寓兵于民。

同时练兵力,修甲兵,不以常法出奇谋,这样执行的结果,使得齐国军事实力大盛。

四者,齐国人才辈出。

齐国不仅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齐桓公,还有经邦纬国之贤相管仲,亦有鲍叔、隰朋、高傒等能臣良将。

尤其管仲,是一位卓越而又审慎的国务家,荀子在肯定齐桓公“大节”的同时,把管仲视为“功臣”:“内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难,民亲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爱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齐之管仲……可谓功臣矣。

”22太史公则评论说:“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

”23“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

”24除此之外,“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

临菑亦海岱之闲一都会也。

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

其中具五民。

”以上种种,均为齐桓公称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合理的战略目标
战略能否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对目的和手段是否能做精确计算,把他们正确地结合起来加以使用。

目的必须与现有一切手段相适应。

25齐桓公的战略目标是“求霸”,即成为中国诸侯中的霸主,而非将周天子取而代之的“求王”,这个战略目标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的。

首先,就名义而言,虽然周王式微,但是在春秋时代,周天子天下共主的观念仍是深入人心,不可动摇。

霸主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取而代之则是有悖人心的。

其次,春秋的时势并不具备称王的条件,关于此点,吕思勉先生的解释颇为中肯:《管子·霸言》曰:“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

强国众而言王事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

”又曰:“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王,后举者亡。

战国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

”此殷商之所以成王业,而齐桓、晋文止于称霸也。

盖强国少,则服一强而号令已施于天下。

强国多,不可胜诛;战虽胜,犹虑有蓄全力以乘吾后者;则不得不善藏其锋。

强国少,众小国皆可胁而服焉。

强国多,地丑德齐,齐盟而思狎主,况欲南面而朝之乎?晋不能于齐,楚不能于秦,晋、楚之力,岂让殷周,终不能代周而兴者,世异而所直之敌不同也。

26有鉴于此,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推行其霸道,是一种合理的战略目标。

(四)有效的战略实施
目的与手段平衡与否,是一项战略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

齐国在其霸权的推行过程中,基本上是符合这一标准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战略目标的实施具有层次性。

齐国总的目标是实现霸权,但是在霸权的实现过程中,则是划分为几个层次所进行的,即上述所说的:安四邻、攘外夷、制大国、震周室。

通过安四邻结束了与长期敌国鲁国的对抗,并将之慢慢的演化为自身的盟友,在此过程中,齐国所采取的“退还土地”政策,使之在周边的小诸侯国中树立了威信,获得了其支持;“攘外夷”政策则使齐国以“攘夷”的名义将诸夏诸侯团结起来,并因其国强成为自然而然的盟主,反对夷狄入侵的同时,既能借诸侯之力压制南方的楚国,又能树立齐国的威信;“制大国”,指的是制约大国,即利用诸侯之力制约南方强国楚国的向北扩张,或与体系外大国秦国合作共同干预体系内强国晋国的内政,使晋、楚不得不承认齐国在中央地区的霸主地位;“震周室”其实质是向周天子展示实力,使周王不得不承认并依赖于霸主的权势作用,这是“尊王”的根本前提。

四个战略目标层层递进,环环相连,共同缔造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

其次,战略手段使用具有多样性和协调性。

手段与手段的平衡是一项大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

所谓的手段涵盖军事手段、外交手段、经济手段等等,而齐国在构建霸权的过程中将多重手段密切的结合使用。

军事手段与外交手段紧密结合在一起,在齐国称霸的过程中屡见不鲜。

如在伐楚的过程中,齐国先是与楚国兵戎相见,后进行战略媾和,签订盟约,确保双方的战略利益。

而桓公的“九合诸侯”实际上就是通过外交手段召开国际会议,建立“国际秩序”。

桓公称霸过程中比较具有显著特色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齐国善于通过经济手段达到战略目标,比较有名的是粮食之战。

例如与莱、莒之间的粮食之战。

管仲建议齐国提高茈价,输入茈(染料),于是莱、莒“释其农耕而治茈”,导致莱、莒两国的粮食储备下降。

次年齐国下令禁止输入“茈”,两国粮价因缺粮而上涨,而“齐粜十钱”,“莱、莒之民降齐者十分之七”,27不久,“莱、莒之君请服”。

更著名的是白鹿之谋,即齐国以高价购买楚国出产的白鹿,使“楚人即释其耕农而田鹿”,而这时齐国却“闭关,不与楚通使”,楚缺粮。

齐国令载粟于齐、楚边境,“楚人降齐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28通过多种手段的配合使用,有效的实现了齐国建立霸权的目标。

另一方面,齐国注重威望的吸引力,即建立在军事基础之上的“诚信”之名。

在齐桓公称霸的过程中,国家威望的建立一直贯穿始终,其霸权能够得到普遍承认,除了其国富兵强之外,很重要的是建立在以“诚信”、“尊王攘夷”旗号为标志的威望吸引力上。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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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鲁,鲁将师败……与鲁会柯而盟。

鲁将盟,曹沬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曰:‘反鲁之侵地!’……于是遂与曹沬三败所亡地于鲁。

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

七年,诸侯会桓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

”“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

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

’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

诸侯闻之,皆从齐。

”之后,桓公杀哀姜,立卫君无不打着“仁义”的旗号。

而齐桓公最精彩的表演当属以“尊王”之名伐楚。

“二十九年,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

蔡姬习水,荡公,公惧,止之,不止,出船,怒,归蔡姬,弗绝。

蔡亦怒,嫁其女。

桓公闻而怒,兴师往伐。

蔡溃。

遂伐楚。

”此次事件中,就齐桓公而言达到了两个目的:既讨伐了损害齐国威望的蔡国,又通过伐楚打出了“尊王”的旗号,树立了齐国的威望。

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日益彰显,即使至皇宫卒,余威仍在。

“鲁僖公十九年,诸侯盟于齐,以无忘桓公之德”。

第三,保持审慎的战略克制。

历史证明,战略的过度扩张往往是导致战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在齐国霸权战略的实施过程中,齐国的君臣尽量保持了审慎的战略克制,这是齐国霸权战略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根据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这种审慎的战略克制可通过几件事表现出来:其一,对强国楚国的战略克制。

前656年,齐连同鲁、宋、郑、曹、邾诸侯等诸侯国以“楚不向周王纳贡”的名义伐楚,在具有战略优势的前提下,能够认识到屈王所说的:“君以道则可;若不,则楚方城以为城,江、汉以为沟,君安能进乎?”29最终鸣金收兵,与楚国盟而去,保持了一种战略上的审慎和克制;其二,对“尊王”较为严格的遵守。

齐桓公霸权得以确立,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周王室的“认可”,反之很多诸侯国则不承认霸权。

如“秋,复会诸侯与葵丘,(齐桓公)益有骄色。

周使宰孔会,诸侯颇有叛者。

”30但总体而言,齐国在战略上较为克制,始终尊重周天子的权威,从而保证了齐国霸主地位的合法性。

如“三十五年夏,会诸侯于葵丘。

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

桓公欲许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赐。

”31
(五)构建了可被广泛接受的霸权秩序
所谓霸权,归根结底是要落实到一系列的秩序构建上。

齐桓公通过九合诸侯,使其秩序安排获得周室以及诸侯的承认。

关于霸权秩序最重要的阐述在葵丘之盟,“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

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

’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

’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

’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

’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

’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32该同盟实际上内涵几层意思:其一,尊周王;其二,安排诸侯国国内秩序;其三,诸侯国相互之间不得进行攻伐;其四,同盟成员在霸主的领导下可以对违背盟约的诸侯进行讨伐。

这种秩序安排既维护了周王的权威,又能保障小诸侯国法理上的安全,同时,虽赋予了霸主齐国对破坏盟约者进行讨伐的权利,但并没有侵犯当时强国秦、晋、楚的根本利益,因此齐国霸权秩序安排是可以被普遍接受的,保障了齐国的霸权地位,并为之后的四霸建立霸权奠定了秩序基础。

当然,桓公霸权秩序的稳定有赖于霸权国家,其结构与时代发展的趋势是根本相悖的,大国吞并小国已成为春秋时代的国际潜规则,在其中胜出的成为大国强国,成为新的霸主,而待小国被兼并殆尽,春秋则进入了战国时代。

三、对齐桓公霸权构建的评价
诚如齐桓公对自己的评价:“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

諸侯莫違寡人。

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33纵观齐国称霸的过程,有几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修改但未打破原有的秩序,具体表现
就是“尊王”,虽图霸主之位,但并不试图改变周王天下共主的局面并对之加以维护;第二,特别注重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国家威望,正如孔子所言“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

”34第三,找到诸侯的共同利益点“攘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自身为盟主的大同盟;第四,对大国保持战略上的克制,尊重大国的战略利益;第五,齐国的霸权是建立在自身国家实力强盛的基础之上的,而之后齐国霸权之所以衰弱,内因在于内乱不止,消耗了国家力量,被后兴起的大国取而代之。

齐桓霸权的构建已远去千年,但历史具有相似性和经验性,当下齐桓公霸权的兴衰或许仍对当今中国外交具有积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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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176-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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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管子·轻重篇》
[29]《史记·齐太公世家》
[30]《史记·齐太公世家》
[31]《史记·齐太公世家》
[32]《孟子·告子下》
[33]《史记·齐太公世家》
[34]《论语·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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