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绅士参与清末兴学的角色分析——以山东曲阜孔氏家族兴学运动为例

关键词：孔氏家族；曲阜学堂；地方绅士
中图分类号：Ｂ２５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清末兴学有其独特之处，是传统教育和现代 教育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所谓“小政府”式的改 革，尤其是地方绅士作为地方领袖，在其中扮演了 极为重要的角色。虽然学界对于绅士与清末兴学 的作用都有诸多研究成果，但曲阜的这次兴学运 动，学人极少涉及。地方绅士有着极为复杂的成 分，到了清末又有了新的分化：就通过进入绅士的 途径和从事职业来看，有学习儒学通过科举的传 统绅士，这类绅士主要参与主持地方事务，包括实 业、教学和议政，等等；也有通过留学进而获得绅 士身份的绅士，这类绅士主要在新学从事教学或 者进入政府谋事；还有放弃了科举进入商业的绅 商，他 们 主 要 经 营 实 业，也 会 参 与 社 会 的 公 共 建 设。虽然对于此三类的绅士研究已经很多，但是 对于绅士在清末兴学上的角色还缺乏一些具体的 研究，且曲阜孔氏家族是绅士中较为特殊的一类。
第 ３９卷第 １期 济宁学院学报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Ｊｉｎ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 １８７７（２０１８）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６
２０１８年 ２月 Ｆｅｂ．２０１８
地方绅士参与清末兴学的角色分析
———以山东曲阜孔氏家族兴学运动为例
曲阜的私塾是较为普遍的，其类型大致有四 种：散馆、门馆、义学和家塾。其中“门馆”的教育 质量最好，府第门阀专门要请有名的一些儒学绅 士，这种待遇一般比较高，孔府的家学也属于门馆 这一类。孔德懋回忆，他们姐弟三人都是在家学 中学习：
教我们的 老 师 是 几 位 名 儒 翰 林，主 要有吕老师、王 老 师，另 外 还 请 过 詹 老 师、边老师、庄老师。课程自然是四书五 经、七弦琴，还有数学和英语，后面还又 加设了历史和地理，从课程多少也能看 出一些时代的影响。除了学这些课程以 外，我们每天还要花大量的时间练习写 字。［３］１１８ 门馆的待遇多数都比较优厚，教育质量都比 较高，但是门馆的老师其实竞争都比较激烈，选人 往往比较严格，为了让孩子学习新学，也有用新式 教师的人。依据曹诗弟的统计，每两个或三个男 孩中就有一个受过某种程度的私塾训练，与其它 外国 学 者 对 中 国 晚 清 情 况 的 总 体 估 计 差 不 多［４］２４。私塾承 担 着 重 要 的 童 蒙 教 育 的 作 用，曲 — 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 ０６ １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塑造与社会变革：１８９５－１９４９年社会教育研究”（１７ＦＪＫ００３） 作者简介：赵建（１９９２ ），男，山东枣庄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与历史文化研究院 ２０１６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近现代中 国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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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绅士的传统角色
曲阜是 孔 子 故 里，被 称 为 东 方 的 “耶 鲁 撒 冷”，孔府、孔 庙 和 孔 林 在 山 东 曲 阜 屹 立 了 千 年，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近代曲阜以孔氏家族为 中心，辐射曲阜四隅十六社，孔氏家族是一个大宗 族，周围分布着众多的旁系家族，这些家族即所谓 的“六十 户 ”［１］４６，孔 氏 家 族 的 中 心 衍 圣 公 府 不 仅 掌握了教化权力，在宗族事务上领导整个孔氏大 家族，而且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于曲阜全面控制，形 成了一个极其稳定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儒家的思 想和这种社会结构之间有着天然的耦合关系。自 清末新政以后，儒学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正统思 想地 位，孔 氏 家 族 地 位 下 降，且 曲 阜 地 理 位 置 偏 僻，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就在这种背景下，传统儒 家文化中心曲阜发起了兴学运动。基于此，本文 主要对于清末曲阜兴学运动的过程加以分析，探 究曲阜地方绅士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阜不少人才都是从私塾走出来的。清末不少私塾 被改造成国民小学，但民国时期曲阜仍还充斥着 大量的 私 塾，据 《山 东 教 育 厅 视 察 报 告》统 计， １９１６年曲阜仍有 １２０余处私塾，后来大量的私塾 教师都被吸收进入了私立小学和官立小学之 中［５］８４。
为基础，以衍圣公为中心，以“中心模式”的兴学方式，发起了曲阜兴学运动且成果卓著。在北洋政府时期，由
于政治突变，孔氏家族与孔教会互为夤缘，孔氏家族由激进转向了保守；五四运动时期，曲阜二师驱逐孔氏家
族委任的校长，二师与孔氏家族关系骤然恶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子学运动的悄然衰落突显出了地方士绅和新学之间一体两面的复杂关系。
近代曲阜作为儒家文化的中心，以祭祀和科 举为主，曲阜不仅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兴办学 校的经验，而且学校形式多样。曲阜地方绅士处 于儒学、科举和宗族的三者的枢纽位置，是整个教 育体制的掌握者，也是教育体制的受益者，因此曲 阜绅士和学校的关系十分密切。
清季以前，曲阜书院林立，主要功能以祭祀和 教学为主，曲阜书院的文化象征意义多过实际的 教化作用。以祭祀功能为主的是尼山书院、春秋 书院、洙泗书院和石门书院，这些书院主要都是在 孔子的圣迹地点设立的，并且得到了政府的资助。 而以教学功能为主的是两学书院和昌平书院，只 有昌平书院的持续时间比较长。书院本身拥有较 好的校舍和大量的学田，有些书院还直接被改造 成了新学，比如昌平书院后来被改造为曲阜中学 堂。这些资源都掌握在了曲阜孔氏家族手中，学 田和祀田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祀田、学田和孔 家私田的数目，仅曲阜一县就有四千二百余顷，由 于管理混乱，所以具体数额不详，但数量上显然是 巨大的。［２］３０－３５
赵 建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育历史文化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清末兴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尤其是曲阜创办了大规模的新学，形成了完整的教育
体系，曲阜孔氏家族作为传统的绅士的代表，对新学的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清季之前，曲阜地方绅士作为科
举、学校和宗族的核心掌握着大量的教育资源；受到清末新政的影响，曲阜孔氏家族以“随时而制宜”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