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03791_牛河梁遗址出土玉贝的考古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辽宁省牛河梁遗址中采集到了3件玉贝。

由于出土层位缺失，其
文化归属产生了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两种争论性意见。

同时，玉贝仿制的宝贝科海贝只生长于水温较高的低纬度海域，由此衍生出的辽西与热带地区的长距离海陆互动以及玉贝在社会中的作用和意义等相关问题，其认识也相当模糊。

基于此，笔者拟以牛河梁遗址出土玉贝为切入点，对其文化归属、文化交流路径、社会功用等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出土玉贝概况
牛河梁遗址是1981年在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中发现的，1983年10月开始正式发掘。

其中第二地点的发掘工作从1983年一直持续到1998年。

其间，在1985年夏季，发掘人员在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冲沟内清理出3枚玉贝。

玉贝呈白色，并有红褐色土沁，皆经过磨制。

平面为不甚规则的椭圆形，横截面中间稍厚，两侧稍薄，边缘圆钝。

器体正面长端刻一通体凹槽，在凹槽两端各钻一孔。

凹槽两侧刻画数道平行短线，其余部分不见纹饰。

背面较光滑，并磨出一小块台面。

N2Z1C:3，正面稍鼓，背面较平。

凹槽稍
宽而深，槽内可见刻槽时所留的凸棱。

凹槽口部较窄，底部较宽，边缘较为圆滑。

这一形态应是使用较为圆滑的工具，分别在凹槽处
两次斜向磨制形成的。

槽两侧分别有9条和
12条短线，略偏斜。

短线在靠近凹槽处逐渐
变宽，可知短线是由外向内刻画而成。

该器物通体长2.1厘米、宽1.75厘米、厚0.65厘米，凹槽宽0.25～0.3厘米、深0.25厘米，孔径0.2厘米。

（图1-1）N2Z1C:4，形制与
N2Z1C:3基本相同。

正面稍鼓，背面稍平，凹
槽较宽，槽内可见刻槽痕。

槽两侧分别刻出
11条和13条平行短线，基本与凹槽垂直。

器
体长2.3厘米、宽1.75厘米、厚0.75厘米，凹槽宽0.3厘米、深0.25厘米，孔径0.2厘米。

（图1-2）N2Z1C:5，体量在三者中较小，正面和背面都较鼓，凹槽较窄，底部呈V 形。

凹槽两侧皆刻有13条短线，线长短不一，刻画较浅。

双孔从凹槽外缘钻起，两孔间另有一浅凹槽将两者相连。

背部另见2组不甚对称的斜穿透孔，可见其佩戴方式与前两者应当稍有差异。

器体长2厘米、宽1.4厘米、厚
0.7厘米，凹槽宽0.2厘米、深0.15厘米，孔径0.2～0.35厘米[1]。

（图1-3）
观三者形态，应是模仿海生的宝贝科海贝类制作的。

宝贝科海贝种类众多，全部为海生贝类，一般统称为宝贝或宝螺。

其外形呈椭圆形，壳口狭长，两唇有齿状结构，一般长约2.5厘米，宽约2厘米。

在世界上热带和亚热带等水温较高海域的潮间带到较深的海底均有分布。

我国则主要分布于浙江以南的广大区域，其中台湾、海南沿岸和南海海域数量较多[2]。

由此可见，辽西地区与热带
□范杰
牛河梁遗址出土玉贝的考古学研究
┃考古发现与研究┃
①这一观点是2017年10月在美国加州举办的以“探索早期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为中心议题的学术研讨会中提出的。

详见会议摘要———中美考古学者：探寻早期中国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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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地区在很早之前便已产生了直接或间
接的联系。

三者在细节上虽略有差异，但在材质、造型、工艺、体量等方面基本相同，应当为同一时期的遗物。

三者中，N2Z1C:3和N2Z1C:4的形态基本一致，应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或出自同一墓葬。

同时两者背部并不像天然宝贝那样鼓圆，而是均磨出小台面。

这应是仿制背部经过磨平的宝贝，学术界称其为“磨背式”宝贝[3]或磨贝[4]。

需要注意的是，原报告称玉贝玉色为白色，但此种白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白玉之白，而是玉石的白化现象，其玉色也称为“鸡骨白”。

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受到自然或人为造成的高温、强酸、强碱环境的影响，玉石会改变结构，从而褪色变白[5]。

而在埋藏过程中，受到风化淋滤和渗透胶结作用的影响，也会产生白化现象[6]。

除此之外，中碱性环境中钙盐也会沉积渗透至玉器表面，进而形成钙化现象[7]。

有学者提出，一些白化现象是祭祀仪式中为达到通神的目的而对玉器进行烧燎的结果[8]。

二、文化归属与年代分析
一般认为，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并未发现除红山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遗存，因而确认该遗址是一处性质较为单纯的红山文化遗址，由此认定这3件玉贝属于红山文化。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系的罗泰教授则提出，玉贝并没有明确的地层关系，且在牛河梁遗址范围内包含多种文化遗存，其有可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留下的①。

需要注意的是，对第二地点一号冢性质较为单纯的认识并不准确。

在第二地点四号冢Z4A 冢体的积石中发现的三座墓葬应当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

三者皆利用冢体碎石
修筑墓圹，其下叠压或打破冢体顶部的堆石结构，开口于冢上第二层，可见其年代要晚于Z4A 所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存。

墓葬中出土一件铜耳饰和一件天河石质的坠珠。

其中铜耳饰两端皆有明显断茬。

其一端稍尖，一端稍扁，形态、大小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常见的一端尖圆、一端被锻打成扁三角形的耳饰基本一致。

另一件坠珠为不规则柱状多面体，这种几何形坠珠在红山文化中尚未发现，但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偶有出土。

由这两件器物可以断定这三座墓葬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

在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也发现了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房址、灰坑、环壕、寨墙等遗迹，并出土较多陶、玉、石、骨、角等材质的遗物。

第一地点、第十五地点等遗址的山下均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

第二地点在20世纪40年代修建锦承铁路时被挖走大量积石，而附近居民也长期在此耕作和取石，这势必对红山文化地层之上的其他遗存造成破坏。

而这3件玉贝是否因此散落于冲沟之内，也值得考虑。

在无法从出土地层明确其年代的前提下，我们试对器物形态和制作工艺进行分析。

红山文化未见相关遗物，暂不讨论。

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了大量的宝贝和仿贝，其中内蒙古敖汉大甸子遗址出土了宝贝、蚌制仿贝和铅制仿贝，共1212枚。

其中宝贝共659枚，皆磨去背部，以便于穿孔。

（图2-1）蚌
制
图1
牛河梁遗址出土玉贝
1.牛河梁N2Z1C:3
2.牛河梁N2Z1C:4
3.牛河梁N2Z1C:5
┃考古发现与研究┃
仿贝共552枚，皆用蚌壳磨成椭圆形片，于隆起一面刻一凹槽。

（图2-2）铅制仿贝1枚，系用范合铸，形态与磨背宝贝相同[9]。

（图2-3）辽宁北票丰下遗址出土10枚宝贝[10]，其从背部两端穿孔，并在两侧刻槽，形态甚异。

（图2-4）内蒙古敖汉旗范杖子[11]和库伦旗胡金稿[12]等遗址也有报道。

很显然，夏家店下层文化宝贝和仿贝形态与牛河梁玉贝有较大差异。

从制作特点看，玉贝的钻孔除前后对钻外，在N2Z1C:5背部还发现两对斜向钻孔。

夏家店下层文化完全不见斜向钻孔的方式，而在牛河梁、那斯台、东山嘴、胡头沟、半拉山等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玉器中，皆可发现一组乃至多组同类钻孔。

这类孔一般是用实心钻斜向对钻和开孔[13]，以片状的动物形玉器较为多见，用以连缀衣物。

其他同时期乃至更早的考古学文化中，这一钻孔方式并不普遍，因此可以将其视为红山文化的特征。

可见这3枚玉贝应属于红山文化，同时也表明其并不是其他文化的舶来品，而是在当地制作的。

出现仿贝的地方必然使用或加工过天然海贝，由此可以确认红山文化中应有宝贝的存在。

在吉林白城双塔一期遗存中发现了距今1万年左右的“磨贝”式海贝。

经鉴定为黄宝螺，属宝贝科[14]。

白城地处松嫩平原南缘，其位置较辽西地区更加深入内陆，在与热带海洋地区进行交流之时，辽西地区则是必经之路。

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兴隆洼文化中，白音长汗遗址出土了数件由东海舟蚶制作而成的装饰品，其产地应当为中国东南
沿海。

在红山文化之后的小河沿文化中，大南沟遗址出土了1枚榧螺科海贝坠饰，该海贝主要生长在温度较高的海域，而这同样是宝贝科海贝的主要分布区域。

可见辽西与温
暖海域人群有着频繁互动，红山文化便由此获得了宝贝。

同时，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海生贝类，并在红山文化生产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的红山文化遗存中，一处窖藏坑H17内发现了290余枚毛蚶的贝壳，约三分之一有钻孔。

这是迄今为止红山文化遗址出土海贝最多的遗址[15]。

魏家窝铺遗址发现两类海生贝类，其中一类为毛蚶，共3件，分属两个个体，顶部有穿孔。

另一类为帘蛤科海贝，共计８件，至少分属３个个体，部分壳体有加工痕迹[16]。

西水泉遗址发现蚌器28件，包括饰件和刀两种，皆有穿孔。

发掘者认为其用料与赤峰红山遗址所出相同，为海产的紫斑文蛤[17]。

而在红山文化中，与其生产、生活、祭祀等活动有着紧密关系的动物，如猪、鹿、熊、蛇、蚕、鸟、龟等，皆会以玉雕琢其形象[18]，因此，以玉制贝便顺理成章了。

三、来源与传播路径
辽西地区以及周边海域并不生长宝贝，因而红山文化宝贝的来源与路径便成为需要探讨的问题。

有关中国宝贝科海贝的来源与传播路径，论著颇丰，归纳起来可分为三种认识。

第一种以考古发现、传世文献和品种鉴定为依据，认为宝贝科海贝是从包括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内的西太平洋，沿海岸线北上或从陆路传播到内陆地区[19]。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发现的宝贝科海贝来自印度洋，其线路又可以分为两条。

其一是从印度洋沿岸的印度和中南半岛向北传播到云南地区[20]，其二是北方草原地带连接印度洋和中国内陆地区[21]。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海贝传播可能存在多条路线[22]。

可见，
传播路线
图2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宝贝和仿贝1.大甸子M726:13 2.大甸子M430:4 3.大甸子M512:6 4.丰下T23⑤:1
┃考古发现与研究┃
虽有差异，但宝贝的来源地不外乎中国沿海地区和印度洋沿岸。

虽然国内年代最早的宝贝距今已有万余年，但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再未发现相关遗物。

可见这一时期宝贝的传播应当具有偶然性，尚未形成大规模使用宝贝的趋势。

直到距今5500—5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才在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早中期墓葬[23]以及广西内陆地区的冲塘遗址[24]中再次出土相关遗物。

其中，前两者所在北方地区从此开始大量出现宝贝。

这表明中国对宝贝需求的扩大是从距今5500—5000年开始的。

广西冲塘遗址距南海并不遥远，其宝贝科海贝应当来源于南海。

其后，距今4000年左右的香港马湾岛东湾仔北遗址也出土了1枚宝贝。

可见有学者提出的史前南海沿岸不生产宝贝的说法并不准确。

然而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东南沿海地区虽发现了有丰富的贝丘遗址且沿岸皆有宝贝生长，但长江以南的广大区域内并不见宝贝的身影。

可见该区域对于宝贝的获取尚停留在偶发的阶段，影响范围也仅限周边地区。

我国南海沿岸居民未出现同时期北方地区对于宝贝的偏爱并赋予其特殊含义的现象。

虽然无法排除通过多次交换从而传播到北方的可能性，但从发展态势和现有考古材料看，这一假设的可能性并不大。

同时，红山文化的波及范围不包括这一区域。

多连玉璧是红山文化对外影响范围最大的一类器物，其在大汶口文化的大汶口、周河、野店、花厅、尉迟寺、小徐庄等遗址，崧泽文化的营盘山、青墩等遗址，凌家滩文化的凌家滩遗址，薛家岗文化的塞墩遗址皆有发现。

红山文化对相邻的大汶口文化以及江淮之间的凌家滩文化有着重要影响。

但到长江北岸，其影响力明显下降。

从遗址的地理位置看，其波及范围最终停留在了长江一线，尚未触及南海沿岸的宝贝产地。

这或可进一步证实红山文化宝贝并不来源于南海沿岸史前文化。

相比较而言，红山文化向西获得宝贝的可能性更大。

靠近印度洋的南欧、西亚、中亚和南亚以及中国西北的甘青地区出土的宝贝的年代存在明显的西早东晚的趋势。

目前已知最早的宝贝，发现于法国境内的Langerie-Basse洞穴和Barma-Grande洞穴[25]以及以色列Skhul[26]等，分布于地中海沿岸及其周边地区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遗址。

距今1万年左右的纳吐夫文化，发现有人头骨中以宝贝代替眼睛的现象。

宝贝的使用在西亚地区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距今8000—6000年，宝贝开始在中亚的哲通文化，印度河流域的梅尔加赫文化[27]中以及伊朗高原[28]等地区出现。

而在距今5500—5000年，宝贝同时出现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中。

其后在龙山时期，甘青地区出土宝贝或仿贝的遗址愈加密集。

而同时期更偏东的陕西石峁、寨峁等遗址[29]，山西下靳、陶寺等遗址[30]，内蒙古朱开沟遗址[31]才始见宝贝或仿贝。

甘青地区南部的西藏昌都卡若遗址[32]和四川理县建山寨遗址[33]也是这一时期首次发现宝贝。

宝贝出现在欧亚大陆各地的时间差异，应当是文化传播的结果。

而甘青地区的宝贝应当是向西通过河西走廊连接欧亚草原地带获得的。

而红山文化所在的辽西位于欧亚草原地带东部，其与欧亚草原腹地有着频繁且畅通的交流与互动。

其常见的平底筒形罐不仅普遍存在于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南部，在内蒙古中部距今6200—5500年的仰韶文化王墓山坡下类型和距今5500—5000年的海生不浪文化中也有类似器物。

而更靠西的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新西伯利亚、托姆斯克、阿尔泰等地区，也常发现距今4000年左右的同类器物[34]。

红山文化中出土大量的体态丰腴的女性陶塑、具有欧罗巴人种特征的石像、石制容器等遗物则是与更为遥远的中
┃考古发现与研究┃
亚、西亚地区存在文化交流的证明。

而在同一时期的欧亚草原腹地的遗址中也时有宝贝出土，可见红山文化已经与拥有宝贝的史前居民有接触。

这提醒我们，红山文化很有可能并未经过河西走廊，而是直接通过欧亚草原地带获得印度洋的宝贝。

四、社会功用和影响
史前宝贝和仿贝大多出自墓葬。

由于多有钻孔，因而被认为是装饰品，或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也有学者提出其具有生殖崇拜的含义。

需要注意的是，玉器在红山文化中具有祭祀祖先和天神的作用。

因而红山文化玉贝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装饰品或者象征物品，而是用于祭祀的礼仪用品。

而在欧亚草原地带，宝贝同样具有除装饰品和身份象征之外的含义。

耶利哥遗址有以石膏涂抹头骨，并用宝贝代指眼睛的现象，其所在的房址则被认为是一处祭室[35]。

印度河流域的史前遗址的宝贝皆与海螺一起出土，而海螺在当时是一种重要的礼仪用具[36]，宝贝应当有着近似的作用。

而模仿宝贝制作的玉贝，显然是将这种外来文化符号融入了红山文化的祭祀体系之中。

这一行为在红山文化中并不是孤例，晚期盛行的刃边玉璧和多连玉璧类玉器，其在中国东北地区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出现甚早，可追溯至万年以前。

黑龙江小南山遗址发现有距今9000年左右的玉璧，其孔甚小，体量不大，但皆为刃状边，器物形态上与红山文化玉璧存在明显的演变规律，可见有由北向南传播的趋势。

这种早期玉璧也应当有着较为特殊的含义。

同一时期，各式小型的裸体女性造像也开始在祭坛和积石冢等祭祀遗存中被发现。

造像以夸张的方式突出了女性的乳房、腹部和臀部，而对头部与脚部进行了简化。

而这种特征的女性造像在欧洲和西亚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便已经出现，被认为是丰产巫术的“道具”[37]，并在红山文化的祭祀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红山文化祭祀性彩陶中常见勾卷状和几何形的纹饰，其被认为是受到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影响而产生的。

而这类纹饰并不是单纯为了装饰，有学者提出彩陶纹饰具有“原始巫术礼仪的图腾含义”[38]，而这种勾卷状的彩陶纹饰则是“神目”[39]。

同样，凌家滩文化出土的玉人、玉龙、玉鸟、玉璧、连璧、玉箍形器等玉器在红山文化中也有发现，而这些玉器在两地均为祭祀用品，其含义是相近的。

这意味着，红山文化与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不止于物质层面，还包括对不同文化中祭祀元素的吸纳和改造，并将其融入自身的祭祀体系中。

这应当与红山文化神权至上的社会性质有着密切联系。

苏秉琦先生将国家形成的过程分为三种模式，即原生型、续生型和次生型[40]。

他将红山文化向国家迈进的过程归纳为原生型，这一认识在当时来看具有相当的准确性和前瞻性。

随着考古资料的丰富和研究的逐渐深入，我们进一步确认红山文化传承并发展了辽西史前文化的部分文化传统。

同时也应注意到，以宝贝为代表的外来祭祀性因素对红山文化的影响。

这些因素又集中出现于红山文化晚期这一关键的时间节点，其对当时社会的塑造或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与红山文化同期乃至更早的考古学文化中皆未发现玉贝。

其后已知年代相对较早的玉贝发现于成都金沙遗址Ⅰ区“梅苑”东北部地点[41]（图3-1），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

而中原地区则在西周时期才有玉贝出现。

因而红山文化玉贝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玉贝。

从仿贝的角度看，最早的仿贝为兰州花寨子半山类型墓葬出土的1件陶贝。

陶贝由白色黏土烧制而成，呈椭圆形，中间磨出半圆形凹槽，周围刻有锯齿状纹饰，形似海贝，但不见穿孔，时间距今4700—4300年[42]。

（图3-2）其年代晚于红山文化玉贝。

其后在
┃考古发现与研究┃
图3
出土仿贝
1.金沙梅苑2001CQJC:632
2.花寨子M48:3
3.柳湾M765:4
4.下靳M11:1:2
青海柳湾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墓葬出土多
件石贝，石贝一面略鼓，鼓面有一竖线划槽，槽两边有数道短线横划纹，刻槽上下端各穿一孔，年代距今4300—4000年[43]。

（图3-3）其形态与红山文化玉贝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大约同一时期，下靳遗址出土的石灰贝刻槽内部也为上下两个钻孔，其基本特征与红山文化玉贝相同。

但形体更加修长，且仅一侧有短斜线。

（图3-4）其中是否存在着仿贝上的文化交流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红山文化玉贝作为中国境内目前所知最早的仿贝是没有疑问的。

五、结语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不是一处性质单纯的遗迹，玉贝也并无明确地层，这为判断其文化归属和年代带来了一定难度。

但从制作工艺、文化传统、社会背景等方面分析，牛河梁遗址出土的3件玉贝应当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遗物，而非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遗留。

同时，玉贝在当地是模仿宝贝科海贝制作的，不是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的舶来品。

其不仅是中国境内最早的玉贝，而且是最早的仿贝，对同类器物具有文化发生学意义。

依目前的考古材料，尚无法完全确认玉贝所仿制的宝贝科海贝的来源。

但欧亚草原地带出土的宝贝科海贝有由西向东传播的趋势，似与文化传播有关。

与此同时，辽西地区与中亚、西亚之间的文化交流很早便开始了，并在红山文化时代达到了顶峰。

可见两地在人群与物质上的交换已经相当频繁。

而红山文化同中国南海沿岸的史前文化的交流并不显著，出土材料也远不如同时期的北方地区。

可见红山文化通过欧亚草原通道获得印度洋的宝贝科海贝的可能性更大。

在汉代“凿空”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之前，欧亚草原地带一直是中国史前文化与中
亚、西亚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冶炼技术，造车、养马、种植小麦等技术和物产获取，以及中原地区的诸多文化因素的向西传播，也多经这一区域。

而中国北方史前宝贝的西来，是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诸文化交流互动的又一证明。

此外在红山文化晚期，海贝同其他外来祭祀因素被吸纳到红山文化的祭祀体系中。

这可能是神权在红山文化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其与其他文化交流时更加偏向祭祀方面的互动。

然而这些外来祭祀因素在红山文化晚期社会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对塑造当时社会形态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并由此对红山文化向文明社会迈进的“原生型”模式进行重新审视，则是今后相关研究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
告:1983—2003[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114-115.
[2]张素萍.中国海洋贝类图鉴[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91.
[3]钟柏生.史语所藏殷墟海贝及相关问题初探[J].“中
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3分,
1993(3):687-737.
[4]郑家相.古代的贝化[J].文物,1959(3):65-66.[5]闻广.古玉的受沁:古玉丛谈(六)[J].(台北)故宫文物
月刊,1994(12):92-101.
[6]王荣.古玉器受沁机理初探[D].合肥: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2007:16-19.
[7]王荣,唐际根,何毓灵,等.殷墟透闪石和蛇纹石玉器
┃考古发现与研究┃
自然白化现象研究:兼谈重识“钙化”现象[J].南方文物,2018(3):79-87.
[8]a.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3:287；b.周晓晶.红山文化玉器研究
[D].长春:吉林大学,2014:83-86.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
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6:183-191.
[10]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辽宁北票县丰下遗址1972
年春发掘简报[J].考古,1976(3):197-210.
[11]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敖汉旗范仗子古墓群发掘简
报[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00):22-25.
[12]郝维彬.内蒙古库伦旗胡金稿古墓葬清理简报[J].
北方文物,2002(3):21-24.
[13]邓聪,刘国祥.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技术初探[M]//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525-540.
[14]a.王立新,金旭东,段天璟,等.吉林白城双塔遗址新石
器时代遗存[J].考古学报，2013(4):501-533；b.汤卓炜,王立新,段天璟,等.吉林白城双塔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动物遗存及其环境[J].人类学报,2017(4):537-552. [15]邵国田.敖汉文物精粹[M].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
出版社,2004:20.
[16]陈全家,张哲.赤峰市魏家窝铺遗址2010—2011年出
土动物的考古学研究[J].草原文物,2017(1):104-114.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
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J].考古学报,1982(2):183-198,265-266.
[18]范杰.红山文化龙纹玉器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
大学,2018:54-56.
[19]a.刘斐.中国货贝产于南海[J].社会科学战线,1986
(2):205-207；b.近藤乔一.商代海贝的研究[C]//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389-412；c.李凯.先秦时代的“海贝之路”[J].青海社会科学,2010(1):146-150.
[20]a.方国瑜.云南用贝作货币的时代及贝的来源:附
云南用盐块代钱的记载[J].云南社会科学,1981(1): 24-41；b.刘世旭.略论“西南丝绸之路”出土海贝
与贝币[J].四川文物,1993(5):34-39；c.杨斌.马、海贝与白银:全球视角下的云南[J].全球史评论,2010
(00):324-360,438.
[21]a.彭柯,朱岩石.中国古代所用海贝来源新探[M]//
考古杂志社.考古学集刊:第12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119-147；b.木下尚子.从古代中国看琉球列岛的宝贝[J].四川文物,2003(1):29-34；c.汤惠生.再论卡若、曲贡等西藏史前遗址的相关问题[J].藏学学刊,2014(1):11-31,236.
[22]a.敖天照.略谈三星堆海贝的来源[J].文史杂志,
1993(6):53-54；b.皮拉左里.滇文化中的贝和铜钱[J].蒋志龙,译.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49-51；c.董志强,岳永芳.青海古代的原始货币:海贝[J].青海民族研究,2000(1):93-96. [23]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
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J].文物，1978(3):48-49,97. [24]何安益,杨清平,宁永勤.广西左江流域贝丘遗址考古
新发现及初步认识[J].中国历史文物,2009(5):4-10. [25]安特生.阿芙罗狄忒的象征[J].陈星灿,译.彭劲松,
校.南方文物,1992(3):117-125.
[26]VANHAEREN M,D’ERRICO F,STRINGER C,
et al.Middle Paleolithic shell beads in Israel and Algeria[J].Science,2006(5781):1785-1788.
[27]丹尼,马松.中亚文明史:第1卷[M].芮传明,译.余太
山,审订.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81-90.
[28]HELWING B.The Iranian Plateau[M]//DANIEL T.
Potts：A Companion to the Archaeolog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Chichester：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12:501-511．
[29]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
队,神木县文体广电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韩家圪旦地点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6(4):14-24,2;b.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神木县寨峁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2(3):3-18.
[30]a.下靳考古队.山西临汾下靳墓地发掘简报[J].文
物,1998(12):4-13,97-98,2,102；b.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
山西临汾下靳村陶寺文化墓地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99(4):459-486,525-534.（下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