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问题的讨论

第32卷第7期2018年7月
教育与教学研究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search
Vol.32No.7
Jul.2018
关于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问题的讨论
陈文嬅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100089)
[摘要]索绪尔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自问世以来，学界对其的争议一直居高不下。

从语言的本质问题、语言的“象似性”问题、现实生活中语言的习得和使用问题以及新造词的构成问题等几个方面入手，探讨索绪尔所提出的任意性原则是 否为语言的本质属性。

研究发现，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只是一种有变化的语言现象，而不是语言符号的本质属性。

[关键词]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语言现象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6120(2018)07-0017-08
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在讨论语 言符号的本质问题时，创造性地将构成语言的“音
响形象”和“概念”分别用“能指”和“所指”代替，指
出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结合的产物，同时能指和所
指之间的联系具有任意性(arbitrariness)。

此后，任 意性不仅被看作是语言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且还成
为了语言学一切研究的基本假设。

连索绪尔本人
都强调，“没有人争论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它是
统领整个语言学的原则。

”[1]68由此可见，任意性原
则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中具有本体论的地位，是
一条纲领性的原则。

然而，围绕着任意性问题的历
史争论也就此展开，时至今日依然绵绵不绝。

本文
在梳理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来龙去脉与
历史纷争的基础上，从语言的本质问题、语言符号
“象似性”问题、现实生活中语言的习得和使用问题
以及新造词的构成问题等几方面入手，尝试讨论索
绪尔所提出的任意性原则是否为语言的本质属性，
以期对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有更全面和更深刻的
了解。

一、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确立 及影响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指“能指和所指之间的
【收稿日期】2018-04-09
【作者简介】陈文婷(1985—），女，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

关系是任意的。

因为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那么可以直接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1]67。

首先，这些词的发音和它们的概念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

在语言符号内部，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完全是任意 的;其次，语言间的差别导致这些所指都会有不同 的能指，世界上存在不同的语言便是证明:“‘牛’的所指就有不同的能指，有的语言中是boeuf，有的语 言中是—。

”[1]67_68
在此基础上，索绪尔论述了语言符号任意性原 则的两个要素:“任意性”是音义的心理存在联系之 属性;“任意性”的联系具有符号的价值，联系的双 方及联系后的整体都受到系统的制约。

索绪尔认 为，符号本质上是一种抽象且纯粹的理性形式。

而 语言符号是人类社会所有的符号体制中最具有符 号资格的，因为语言符号的音义结合完全是心理上 的，并且完全是任意的。

但是当语言符号和语言意 义是任意性的联系，没有任何感性的相似时，语言 就无法流传并使用。

由此，索绪尔引出“规约”(convention)—词，指出人们所使用的任何一种表达 方式，原则上来说都是基于某种集体行为，都由其 规则所支配。

在此基础上，索绪尔做了对语言符号 的不变性和可变性分析，指出人们不能控制语言符 号，因为“一个物体被冠以名称后，概念和音响形象
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外语教育。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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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契约就形成了”[1]68。

关于语言符号的绝对任意性，索绪尔又作了补
充，指出只有两类词“可能被用来证明能指的选择 并不总是随意的”[1]，拟声词和感叹词。

不过索绪 尔认为这两类词并不具有代表性，因为:（1)这些词 从来不是语言系统的有机成分，数目比想象的要少 得多;(2)它们的选择也有很大的任意性，它们从某 种程度上只是与某种声音近似的，有点约定俗成的 模仿;（3) —旦这些词被引入到语言中来，就会从某 种程度上经历和其他词语一样的演变过程——语 音的、形态的，等等，所以不同语言间模仿某种声音 或感受的词语也是不尽相同的(例如描述狗叫声:
汉语“汪汪”，英语“bowwow”，法语词“ouaoua”）。

索 绪尔推断这两类词语已经失去了某些原始的特征，
“带有了语言符号的不可论证的特点”[1]®。

由此看 来，索绪尔虽然对语言符号的绝对任意性原则作了 补充和修正，但是在他看来语言系统内部还是以任 意性原则占主导地位。

二、关于任意性问题的历史纷争
关于语言意义约定问题的讨论，最早可以上溯 到古希腊时期。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Plato)认为 语言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如果语言不是 以实物而是以符号作为表达媒介，那么语言与现实 之间一定存在象似性（iconicity)。

这与苏格拉底 (Socmtes)的“客体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名称只是 对事物正确程度不等的反映”[2]31的观点不谋而合。

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则认为:“语言和现实之间 是彼此独立的，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的象似性。

”[3]52他指出：“语言不是作为工具而有意义，而 是因为约定才有意义。

”[2]31很明显，索绪尔继承了 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约定论思想。

继索绪尔之后，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的结构主义、韩礼德 (M.A.K.Halliday)的系统 •18 •功能语法以及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生成语 法都基本接受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观点，忽视和否
定了语言的象似性，明确表示“语言不仅仅在词汇
层面上是任意的，在句法层面上，即单个语言符号
通过排列组合而成的语言结构与意义之间的关系
是任意的，不存在任何逻辑证明”[4]104。

与索绪尔
同时代的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也 认为，听话者和说话者之间存在的共同的习俗和相 同的认可所反映的就是语言形式和语言意义的约 定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语言符号与意义的 任意性关系。

_
而以皮尔斯(Peirce)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则认 为人类语言符号与它们所指代的物质世界对象之
间存在一种象似关系。

一些著名学者如19世纪波
兰语言学家科鲁舍夫斯基（Mikolaj Kruszewski)、德 国哲学家卡西尔（Cassirer)等人也充分肯定词的理 据性，认为词的建构必然是有根据的。

也有研究者
采用了折中的方法，如丹麦语言学家叶斯帕森(J.
0 •H•Jespersen)、美国语言学界鲍林杰（D•Bolinger)等学者不再像索绪尔那样把任意性视为语言系统 的第一原则，而是将任意性和可论证性并列起来，相同对待。

国内语言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也十分活跃。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大量的学者著书立说，探讨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或可论证性原则。

其中，以王德
春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完全拥护语言的任意性原则，
认为:“客观事物的名称与事物本身没有必然的本
质的联系，语言符号与客体之间复制式的象似是极
其偶然的个别现象。

”[5]76另一些学者则对任意性原
则持不同见解。

许国璋、胡壮麟等学者认为，从群
体发生来说，原始初民对事物的命名是偶然的，不
可能有关联和从属，这时的语言的音义结合存在着
暂时的任意性;一旦语言社团形成，再造的新词即
受到社会的制约和理性的制约。

[6_7]因为语言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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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理性的行为，任意性作为一种变化的现象，不足 以解释语言的本质问题。

而大多数学者持折中的
态度，主张辩证、全面地去看待语言的任意性问题，认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可论证性都是普遍存在 的事实，都不是绝对的语言属性，而是从不同角度 提出的语言属性，二者并行不悖。

同时，“在具体的 词语中，可论证性又总是与任意性相互交织在一 起，即论证总不会是绝对的和唯一的。

”[8]6
三、“任意性”是否是语言的本质属性
(一）关于语言本质问题的思考
要讨论语言符号是否存在“任意性”问题，有必 要从语言的源头入手，去考察人类语言最初产生的 原因和状态。

实际上，关于语言的起源问题引起了 历史上很多著名学者的思考和论证。

其中早期的
代表，德国著名哲学家郝尔德(J.G.Herder)充分论 证了语言的来源，认为最早的词汇是由整个世界的
声音聚集而成的。

每个会发声的物体都会发出它 的名称(例如各种动物叫声），人类心灵把物体的图 像刻在上面，把声音当做区分的特征。

由此可见，被索绪尔视为极不起眼的拟声词、感叹词等一切模 仿自然声音的词语，在郝尔德看来正是人类语言产 生的源头所在，是语言表达思想最原始的手段。

郝 尔德认为，如果说语言的起源是任意的，那么所有 关于语言发明艺术的哲学研究都成了随意杜撰的 空中楼阁。

[9]说一种语言未经任何选择，就从人脑 中任意地发明了出来完全是无稽之谈。

并且早期 的自然人动作笨拙，能力还不发达，他的每一个行 为都有迫切的原因，不会去做任何徒劳无益的事 情。

俄国著名语言学家伊斯特林提出，语言符号总 是从一定的科学任务出发，人为地、有意识地创造 出来的。

[1()]因此它们不仅形成各种体系，而且各个成员通过复杂的规律性彼此联系起来。

如同父母 为孩子取名，无论是寄托美好的愿望，或是结合当 下的时代背景，没有一个名字是毫无意义、毫无理 由而随意产生的。

人们为事物命名的过程，正是符 号系统中现存的某个语言符号顺应着一个新出现 的所指而变成了能指的过程。

[11]173犹如盲人摸象一 般，尽管每个盲人对大象的认知是片面的，但也是 根据他所感受到的大象不同部位的特征去描绘的。

由于身体局限，在他们的世界里，能摸到的部分便 是大象这个物体的全部。

古人对事物的命名何尝 不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最初由于各方面条件所限 而片面、肤浅地认识逐渐发展到后来全面、深刻地 了解。

由此推断，现在看来某些毫无理据、无法追 本求源的语言符号，在它产生初期必定和现实事物 有某种联系。

只是在当时的认知水平下，人们能认 识到的大概也只有那么多了。

因此，“一种根据肤 浅空洞的任意性创造出来的语言是与他的整个善 于类推的本性向背的;一种完全任意地构想出来的 语言，事实上也同一切人类心灵力量的类推原则格 格不入。

”[9]47
那么人类的语言认识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也 是在哲学界、语言学界乃至自然学界长期争论、悬 而未决的问题。

早在17世纪，笛卡尔(Descartes)以及后来的莱布尼兹(Leibniz)就提出了“天赋观念”的唯理论思想，认为语言是天赋能力的产物。

与此 同时，洛克(Locke)、休漠(Hume)等人坚持经验论观 点，认为一切认识都起源于感觉经验，而人心在获 得感觉经验之前只是一块空无一物的“白板”。

随 后的几十年间，逻辑经验主义占据了哲学界和语言 学界的“统治地位”，如布龙菲尔德认为一切关于语 言的知识都来自经验，人类学习语言的过程就如同 培养动物的条件反射一样，是由习惯决定的。

初生 婴儿不断听到父母等身边人的语言，然后经过一再 地巩固强化，最终逐渐学会而成为其日常用语。

之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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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乔姆斯基复兴了语言学的唯理论观点，从探索 语言的普遍性出发，推测人类语言可能是先天赋予 的能力。

语言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顺应着人类
的某些需求而逐渐产生的。

古往今来，很多语言哲 学家对语言的原始功用都做了深刻的思考。

英国
哲学家罗素（Russell)提到语言有表达和传达两种 功用，认为“人类语言和其他动物那种先于语言的 声音最根本的区别是人类语言可以表达思想”[12]71。

而“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 奥斯丁 (J.L.Austin)则认为语言首先表现出来的并 不是陈述，而是一种言语行为（Speech act)，语言的 最基本功能就是其执行行为。

[2]9韩礼德(Halliday)将语言的功能概括为:语篇功能、人际交流功能、概 念达意功能。

[13]从以上对语言功能问题的思考中 可以得出结论:语言具有符号性、意义性及交际性 三大特征。

这样看来，语言的产生虽是偶然性和必 然性的结合，但其必然性远远大于偶然性，而非如 美国语言学家辉诗尼所说的“人类之所以使用发音 器官作为语言的工具只是出于偶然，只是为了方 便，人类完全可以选择手势，使用视觉形象，而不使 用有声语言”[2]17。

同时，既然如索绪尔所说，语言 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并不是独立存在的，那么肯定存 在某种关系能够把二者结合起来。

[14]66
(二)来自语言“象似性”原则的挑战
对语言任意性原则最大的挑战可能来自于当
代认知语言学界的语言“象似性”（IC〇niC ity)原贝IJ。

被誉为“现代符号学之父”的美国哲学家皮尔斯 (C.S.Peirce)将符号分为三种类型:象似符（icon)，指7K符(index)和规约符(symbol)。

[15]62在此基础上，认知语言学家从小到语音、语用，大到语体、语篇，
分析语言系统内在结构的“自然性”，发现在语言符 号的组合领域存在着广泛的语言结构对认知结构临摹的现象，认为在语言符号的所指和能指之间总 •20•是存在着一种自然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符
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据性或象似性。

该原则坚
持一^切词语和其意乂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声音或形象的模仿），“把象似性看做语言符号的本质”[4]106。

海曼(Haiman)认为:“语言符号(或语言构造）在发展的最初阶段是象似性的，只是在发展的过程
中慢慢丧失了其理据性。

”[16]782并且从最小的语音
单位——音素、最小的语义单位——词素到短语和
句法结构，直至语篇结构都发现了其所蕴含的象似
性。

例如有一种类型的语音象似性叫作“语义联 想”，如“shshsh”这个声音经常表示一种突然疾驰而 过的声音，而以“ -ash”为结尾的单词中，如bash (猛击）、crash(撞碎）、dash(猛撞）、splash(飞濃）、
thmsh(抽打）等这一系列单词都含有“激烈”、“暴
力”和“速度”等这样的意义元素。

因此对于表音文
字的语言而言，“单一的语音或声音被认为是可以 映射、象征客观物质世界的某些属性或特征，因而 其本身是蕴含意义的。

”™174例如，世界上很多语言 中对“母亲”一词的称呼发音都大同小异，如汉语 “妈妈”，英语“Mom”，法语“Maman”，德语“Mama”，俄语“Mama”，意大利语“Madre”，葡萄牙语“Me”，日语（发音mama)，韩语”（发音oma)……所有这些词语的发音中都含有一个发“ma”的鼻音，这难道纯属巧合吗？雅各布森(Jakobson)认 为婴儿由于双唇在吮吸母亲的乳头时口腔受阻，只能通过鼻腔发出声音，而鼻腔发出的轻微鼻音/m/伴随着整个吮吸乳汁的过程，这个声音在婴儿吃奶 的过程中反复、连续地出现，并形成一种对婴儿而 言能得到食物、照顾或者爱抚的条件反射，逐渐成 为了妈妈的指代符号。

_39如今，虽然很多印欧语 言文字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已经进化成复杂的语 言系统，很难在其字里行间追根溯源。

但是文字学 家通过对英语字母的起源及演化的历时性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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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单纯表音的英语字母都可以在公元前 1050年前的原始迦南文字及早期希伯来地区的象 形文字中找到其象形的指称意义。

[1°]341
而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汉语，更是淋漓尽致地 体现了语言符号与所指事物之间的自然关系。

传 统的“六书”中罗列了六种汉字造词方式:象形(勾 画事物外形，如日、月）;指事(含有绘画中较抽象的 东西，如刃、上、下）；会意(两个或以上的偏旁组合 以造新意，如从、采、休）;形声(意符和声符相结合，一部分表示意义，一部分表示声音，如柑、闻）;转注 (相同的部首或部件及解析，读音上也是有音转的 关系，如“颠”“顶”二字，本义都是头顶）;假借(用已 有的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表，如北方的“北”无形可 像，就借语音相同的“背”来表示）。

[19]95从以上六种 造字方式中可以看出，所有的汉字都是程度不一的 拟象符号或图画符号，象形仍是一切造字的基础。

例如汉字“票”字中“胃”为象形字，原指两手举 着火把，“示”字原为象形字“火”，二字结合起来意 为“飞腾的火光”，泛指飞光，引申为轻举、疾速之 意。

[20]在此字的基础上加不同的偏旁便产生了很 多不同的汉字，但都取其本意。

例如“漂”意为“浮 在液体上不动或顺着风向、流向而移动”;“飘”则指 在风中移动;而“瓢”字由“票”与“瓜”二字结合，则 表示“一种瓜果，对半切开，可以当舀水器，舀水时 通过轻拂水面菌起清水”，其本义便是一种可以制 作舀水器的瓜果;“瞟”字中“票”与“目”联合起来表 示“目光轻快地扫过”，即扫人一眼。

汉语造字的例 子不胜枚举，这里不再赘述。

可以看到，汉字语言 符号和所指物的关系中，自然性或理据性是占支配 地位的，汉字在创造的初期便几乎无任意性可言。

只是后来随着文字的推广，汉字的书写越来越简 化，个别字词逐渐失去了某些拟象或图画性质，有 了一些约定的因素。

(三）从现实生活中考察语言的“任意性”问题
为了使语言符号“任意性”问题的讨论更深入 一步，需考察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语言习得和使用 情况。

初学外语的学生可能最容易感受到语言的 任意性问题。

例如在学习英语单词“Wednesday” (星期三)时，有些学生会按音节拼读的方式背诵记 忆，将原本的[wnzde]发成[wdnizde]，这样至少能保 证在拼写时不会将其中原本不发音的字母遗忘。

当然他们知道该单词的正确发音，只是在任意中觅 取论证，在无理中找出理据，找到了拼写的“小窍 门”，可以说是“任意性”的抵抗者。

随着学习的深 入，他们还会懂得如何从构词法中求得词义，逐渐 地经历着从“完全任意性”到“不完全任意性”的过 程。

那么，为什么一个外语学习者能够像母语使用 者那样觉得学到的词语不再那么“任意”了呢？因为一个词总是处在某种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中而 接受了某种限定，比如派生或合成;所以一个初次 接触时看起来孤立的词，经过多次接触就变为句法 网络和构词网络的一个交点，也变为语义网络中的 一个交点。

其中前一个交点即语言系统的制约，而 后一个交点即社会经验的制约。

这就是一个本来 完全任意的语音实体变为一个“有祖系，有亲属，有 形态和句法延伸，又负载着共时的和历时的社会经 验的语言实体:一个既可识别，又可认同，又可预测 其行为的语言实体”[6]5。

至此，学外语的人对此种 语言的“任意性”感将愈来愈弱。

学外语是如此，学 母语也不例外。

例如一个两岁的中国小孩，在他听 到很多表示否认的方法是在动词之前加“不”后，便 会出现“泛化”（overgeneralization)的现象，在所有动 词之前都加“不”，如：
妈妈：“你就是爱哭闹！”
孩子：“不就是!”
这个现象也可视为是对语言任意性的一种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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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由此可见，无论学母语或者学外语，在语言与 事物的人为联系之前，存在着暂时的任意性。

但 “任意性只是心理适应过程中的一个暂时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任意性是可以改变的，不是客观 存在的一种语言特征”[6]6。

(四）从现代新造词中看语言的“任意 性”问题
语言的“理据性”从现代尤其是进入信息时代 后大量涌现的新造词中也可窥一斑。

20世纪70 年代末以来，世界进入信息时代，科学技术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及人们 的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均发生了巨大变化。

作为新 时代的产物，英汉语中都出现了大量的新词语。

《20世纪新词语词典》的主编John Ayto指出，英语 中每年大约有900个新词出现。

[21]而现代汉语里 产生的新词语，在20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新增 600个左右，90年代每年至少也增加300 - 400 个。

[22]16那么，这些新词的构成是否同索绪尔的任 意性观点一样，是人们随意凭空创造出来的呢？笔 者在基于大量英汉新词语料库的基础上，研究了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汉两类语言中出现的新词 及其构成方式。

研究发现不论哪国语言，其新造词 的主要构成方式不外乎有：（1)构词法，包括复合 法，如英语:couch potato(终日看电视的人），汉语：有机食品等;词缀法，如英语:ageist(歧视老人者），lookist(以貌取人者），汉语:出国热、英语热等;缩略
法，如英语：EU(European Unio,欧盟），汉语：环保 (环境保护)等。

（2)吸收外来词，如英语:qigong(气 功），汉语:脱口秀(talk show)等。

（3)旧词赋新义，如英语:cool(好极了），汉语:软着陆(缓和处理)等。

从以上英汉新词的构成方式可以看出，新近词 语的出现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则或规律，而非完全毫 无理据的凭空产生。

若论创造力和想象力，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现代人的聪明智慧绝对不在 •22•创造语言文字的古人之下。

但为什么在不断涌现
出来的新词语中，未出现如索绪尔所描绘的能指与 所指任意结合而形成一个完全毫无理据的新字新 词，经时间和“规约”而流传于世呢？换句话说，当今出现的大量新词，其构成依然是建立在已经存在 的基本语言单位上，是有理有据可“追根溯源”的。

同时，“一些新创的科学术语，其原始词素已经被公
认为国际科学词汇(ISV)的一部分，是科学术语的 构词原件，早已被科学家接受下来，成为公理性的
东西。

”[6]7由此可作推断:世界上无一语言是任意 的。

语言从它的出生发展到今天，每一个阶段都蕴 含着人类无穷的智慧。

虽说由于各种因素影响，语 言不可能像数学公式那样能严密推理，也不可能如 科学仪器那般精密运转，但是它的“有理据性”完全 大于它的“任意性”。

虽然有时可能会出现“任意 性”现象，但那绝对不是语言符号的本质特征，其本 质还是“非任意性”的。

正如许国璋先生所言，每一 个社会的语言都是继承了已存语库的语言。

假如 说原始初民的语言是偶然的、任意的，之后语言社 团形成，语言使用者开始有了当时条件下的社会制 约;在这个基础上，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人们所创造 出来的新词新语就不再是任意的了，而是立意(mo­tivated)的了。

甚至即使是民间任意创造的词，也存
在着有理可据的形态。

因此可以说，原始时期的语 言符号有任意的，部落社会时期是约定俗成的，文 明社会时期是立意的。

如果说语言有任意性的话，那也只是限于原始时期，在此以后就不是任意的 了。

“这样看来，历史上有多长一个时期可以算作 任意命名时期，是大可怀疑的。

”[6]6_7
四、索绪尔语言研究的局限性
索绪尔在承认语言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还意识到社会力量因时间而产生作用，将时间元素 引入到语言学的研究中，提出了“共时语言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