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批判与公羊学历史理念中的乌托邦——读蒋庆《公羊学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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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文化
政治批判与公羊学历史理念中的乌托邦
——读蒋庆《公羊学引论》
丛榕
苏州大学文学院2015级汉语言文学(师范)1班
公羊学,即研究《春秋公羊传》、解释《春秋》的学问。

作为研究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春秋公羊传》曾于汉武帝﹑宣帝时期广为流传,但三国之后古文经重新盛行﹐很长一段时间里,《公羊传》落入了比较冷清尴尬的境地,一直到清代才终于复兴。

《公羊学引论》是著名儒学家蒋庆先生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他以独到的见解,对古文经进行了批判,其中部分观点可能有些过激,但是他对于今文经学的解读的确值得研究。

近代以来,由于政治制度和形势的变化、外来思想进入等因素的影响,公羊学日渐式微。

在陈柱、熊十力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蒋庆先生的《公羊学引论》对于公羊学的历史观、社会构建等方面都有探讨,拨乱反正同时积极将公羊学同现代哲学相结合,为长久以来被轻视的公羊学正名。

一、政治儒学与非政治化的儒学在《公羊学引论》的第一章开篇,蒋庆先生就明确提出,公羊学是区别于心性儒学的政治儒学。

蒋庆先生认为,公羊学的“制度性的焦虑”,其根本是对
政治本身的价值、制度的设立、规范及其改进的思考。

这也是
它区别于后世儒学的重要特征:后世以宋明儒学为代表的心性
儒学更多地关注人的思想、存在、生命和人格等问题,即人作
为个体的道德和自我思考及在社会中的位置行为,其直接的政
治性并不强。

而公羊学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将个人思考上升至
社会思考,致力于讨论和解决社会整体的构架和制度问题,关
心国民全体作为集体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其关注的问题是整体
性的、社会性的,直接立足和适用于政治。

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一样,都以“仁”为核心。

然而公羊
学与心性儒学不同的一点在于,它主张在社会制度而不是个人
修养中来完善“仁”。

公羊学最终目标并不是实现个人的人格升
华,而是改制、立法、推动社会制度的发展完善。

紧接着在下一章节,蒋庆就强调了:“公羊学是政治儒学,
而不是政治化儒学。

”所谓的“政治哲学”,是指关注、探讨政
治并应用于政治的哲学,其自由发展,不惮于对当前政治形势
提出评点和批判;而儒学的“政治化”,则是丧失人格的,它不再具有自由地对现存制度进行批判和规划更好制度的能力,沦
为当前政治的附庸,只能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

依照蒋庆先生的观点,传统儒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异
化,最初的政治特征丢失,逐渐趋于政治化。

政治化的儒学将
君主绝对化、将君主制度神圣化,脱离了儒学最初的理念。


羊学并没有走上这样的道路,作为一部解释《春秋》且成书年
代很早的作品,它很好地继承了早期儒学发展的批判精神,敢
于批判政治制度、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在批判的基础上
提出了对于历史发展的大胆构想。

二、三世说:公羊学的历史发展与政治理想
作为一门政治儒学,公羊家在贯通天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
套很有创造力的政治秩序学说——大一统说。

“大”,即尊大,“一”为元,“统”则为始,“大一统”是自下而上的立元正始,符合公羊学对于“内圣外王”的解释。

将公羊学高层次的发展目的建立在大一统的基础上的,是“张三世”学说。

这种学说始见于《春秋公羊传》,是公羊学历史哲学的核心观点。

公羊家提出三世说,是以孔子诞生为基点,假托《春秋》,自隐公至哀公十二世的历史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来表达孔子的历史信仰。

所谓据乱世,即衰乱之世,是人类历史演进的第
一阶段,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矛盾尖锐;升平世,即稳定之世,社会秩序较为平稳;太平世,即理想社会,也是公羊学的最高政治理想,是人类历史演进的最高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政治制度合理,人民安定幸福。

这种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在东西方的哲学中都有所体现。

然而在实际的历史发展中,历史的车轮总是在据乱世和升平世之间来回滚动,《春秋》所述十二世的历史亦是一世比一世乱,而按照三世说来看,当是一世比一世治。

因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三世说虽是公羊家基于对历史发展的观察和分析而形成的,然而它依旧是作为信仰存在的、高度理想化的政治理论,而不是历史事实,蒋庆先生在《公羊学
引论》中表现出的意图超越历史理性的观念并不切合实际。

虽说如此,三世说在历史发展中依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它传达了希望,在身处乱世的人们了解到乱世中就已经孕育了
盛世的种子;标榜三世说的公羊家强调太平大同的理想,这是
儒家的政治观念中对人的最终关切,令人们在黑暗的时代里也
能够抱有信心。

三、《公羊学引论》的政治批判
在蒋庆先生看来,历史的演进不尽然合理,比起逻辑推
论,他更愿意把公羊学的政治目标当作一种信仰去把握。

但是,
这种希望的实现需要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在其显露曙光之前,
我们很难证明其确实难以、或确实可以实现,这也正是所谓
“实践哲学”中实践二字的重要性。

在蒋庆先生的观点里,公羊学关于“内圣外王”的解读是
与传统儒学不同的。

宋明理学等儒学强调的是“内圣”,“内圣而外王”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先自省而后发于外。

而蒋庆认为,“内圣外王”的“王”应读阳平声,不是动词称王,而是名词王
者,“内圣”与“外王”实际上是并列关系,内有圣德,外施仁道。

我个人并不认同这一点。

我认为,“内圣外王”应当是一个递进的过程。

作为公羊学人生理想的“内圣外王”,确是一种崇高的境界,但《公羊学引论》中对于如何达到这种境界并没有比较详细实际的阐述;且在我看来,达成“内圣”和“外王”都有其一系列必要条件,但是在这一系列达成“外王”的条件中,“内圣”实际也是包含在内的,两者或多或少都会含有一定的条件关系。

除此之外,蒋庆先生还在《公羊学引论》中表达出了显著的构建新的社会制度的愿望。

在他看来,公羊学应当能够与和现代哲学和政治理念相互结合,以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

这种立足实际讨论政治和改变的态度正是公羊学一贯传承的,然而
这也让他的行文和对一些典籍、概念的解释阐发多了一些过于理想化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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