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始终站在劳苦大众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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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始终站在劳苦大众一边
作者:蓉儿
来源:《师道》2011年第06期
徐特立从事教育和革命70年。
他既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重温他的教育思想,对今天的我们不无启示意义。
他是一位很有爱心的老师。
徐特立在湖南任教20年,爱学生如子。
他任师范校长时,将自己的月薪与校内主任、庶务等同样定为20元,还经常接济穷学生。
田汉(我国国歌作词者)入学时买不起蚊帐,徐特立便买了一顶相送。
徐老当校长时,一次查夜,他发现有新生烂脚呻吟,便亲自打水给他洗脚上药。
此事传出后,一些教师认为太失校长“身份”,学生却对他更为敬仰。
他是一位开明的老师。
他到第一师范任课时,支持毛泽东等学生反对校长专横的活动。
毛泽东曾说过,当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即他后来的岳父),一位是徐老。
他是一位根据地教育的拓荒者。
他提出“以民教民”“互教互学”的群众路线教学法,使苏区的扫盲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陕北根据地,徐特立创立文盲师范,开展冬学运动。
他殚精竭虑,使陕北地区落后不堪的教育现状发生了转变,进行着埃德加·斯诺所说的“西方的教育家谁都会感到气馁的”世界上最艰难的教育事业,并取得卓越成效。
在上世纪30年代艰苦的战争岁月,徐特立主持根据地教育。
为使劳动群众更快地识字,便将在苏联研究拟定的28个拼音字母推广到教学中。
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时,发现十分落后的山村学校竟率先推广符合世界潮流的拼音化文字,感到极为惊讶,并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大力歌颂了徐特立的这项事业。
解放后拼音字母的确定,也有徐老的一份功绩。
他是科技教育的前瞻者。
徐特立1940年至1942年任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培养科技人才的先河。
毛泽东称赞他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早在1940年,徐特立高屋建瓴办好延安自然科学院,使其成为培养“革命通人、业务专家”的摇篮。
为革命事业和后来的国家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以后虽几经辗转变迁,北京理工大学始终以老院长徐特立的教育思想为指引,并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大学文化——延安精神,培养了大批“红色国防工程师”以及科技、管理优秀人才,成为工理管文相结合的全国知名的重点大学,在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他率先提出了“群众本位”的教育思想。
徐特立在苏区和陕甘宁边区丰富的群众教育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以群众为学生,且以群众为教师”的教育思想。
他于1940年创造性地提出了“群
众本位”的教育思想,指出近代教育“否定了封建的教师本位、教科书本位及注入式……,转变到学生本位及生活本位主义,但还没有进到群众本位”。
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群众以他们的劳动创造了教育,教育属于人民群众,这是“群众本位”思想的早期概述,以后经过十年的研究和实践,徐特立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本位”的教育科学思想体系,包括创造性人才培养观、身教主义等。
他率先提出了教育、科研、经济“三位一体”的教育发展方式。
徐特立领导延安自然科学院把中央“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精神与群众性大生产运动相结合,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教育、科研、经济“三位一体”的教育发展方式。
他撰文指出:“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机关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机关,而经济建设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研究和教育机关,‘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园地。
”他认为:“一切科学都是建筑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的,科学替生产服务,同时又帮助了科学正常的发展,技术直接的和生产联系起来,技术才会有社会内容,才会成为生产方法和生产方式的一部分”。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科学“是国力的灵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教育是社会的中心、生产的中心”。
他的一生给了我们四点启示。
徐特立在20世纪40年代成为“教育具有生产性”认识的先驱。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近2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产、学、研结合发展的事实雄辩地印证了徐特立“三位一体”科学发展观的深远意义。
其中四点特别给我们以启示:
行动上忠诚于党的事业、热爱党的教育事业、献身党的教育事业。
徐特立从青年时代起就主张平民教育,主张为劳动人民办学。
投身中国革命后,从倡导平民教育转为无产阶级教育,在苏区、陕北从事最艰难的教育事业。
他对人民教育事业抱有最深厚的感情、最真挚的热爱,最具人类文明的仁者爱人之大爱精神。
贯彻群众本位的教育实践。
徐特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工农劳苦大众及其子女作为受教育对象的人民教育家,他以实际行动推进“群众本位”理论发展,开展平民、女子、孤儿、士兵、干部教育,奠定了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基础。
身教重于言教的品德。
徐特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言传身教,以身作则。
他破产读书,自学成才,循循善诱育学生,步行长征近两万里,作为毛泽东终身之师“师毛”,是革命党人和全体人民的模范。
与时俱进,探索教育科学的精神。
他主持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教育方针大讨论,探讨党与非党、博与专、理论与实践结合等问题,为建国初期及上世纪50年代开展的教育方针讨论奠定了基础。
他强调对学生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具体全面地科学分析,强调教育首先要塑造人,教育要着重培养人的创造思维和创造力,解决了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诸多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