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疫情下体育锻炼对居民抑郁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COVID-19疫情下体育锻炼对居民抑郁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作者:王海霞许金富魏德样
来源:《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22年第05期
摘要:COVID-19疫情给居民的身心健康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体育锻炼是促进身心健康、提升美好生活的重要举措。
为深入探讨体育锻炼与居民抑郁风险的内在关联,本研究采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COVID-19疫情期间体育锻炼对居民抑郁风险的影响。
结果表明:体育锻炼具有显著降低居民抑郁风险的作用,在用有效锻炼行为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得到一致的结论;体育锻炼对抑郁风险的影响在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城乡、婚姻、客观身体健康状况中存在群体差异;睡眠质量、健康水平是体育锻炼降低抑郁风险的中介渠道,中介效应占比为33.29%、14.98%;社会参与和社会阶层在体育锻炼对抑郁风险的影响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居民进行社会参与会强化体育锻炼的抗抑郁作用,随着居民社会阶层的提高,体育锻炼的抗抑郁效应也会得到增强。
结论:体育锻炼能显著降低居民的抑郁风险,其中睡眠质量和健康水平是影响体育锻炼降低居民抑郁风险的积极因素,社会参与和社会阶层是调节体育锻炼降低抑郁风险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COVID-19疫情;体育锻炼;抑郁风险;中介效应;调节效应;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G80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22)05-0100-09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Physical Exercise on the Risk of Depression under the Covid-19 Epidemic: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FPS2020
WANG Haixia1,XU Jinfu2,3, WEI Deyang2
1.Dept. of Basic Courses, Hebe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angzhou 061100, Hebei, China;
2. School of P.E. and Sport Scienc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Fujian, China;
3. Dept. of Public Sports,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Fujian, China
Abstract:The COVID-19 epidemic has a serious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residents, and physical exercis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enhance a better life.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 and residents' depression risk, this study uses the 2020 China Family Follow up Survey (CFPS) data to build a mediation effect model and a regulatory effect model, and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impact of physical exercise on residents' depression risk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The result shows that physical exercise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reducing the risk of depression in residents. After the effective testing of effective exercise, it still has a consensus conclusion; The impact of physical exercise on depression risk is in gender, age, education,urban and rural, marriage, and objective physical health status; Sleep quality, health level is a mediation channel for physical exercise to lower depression risk, and intermediary effects account for 33.29%, 14.98%;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classes play a positive regul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physical exercise on depression risks. Residents perform social participation will strengthen the antidepressant effect of physical exercise. As the social classes of residents increase,the antidepressant effect of physical exercise will also be enhanced. In conclusion, physical exercise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risk of depression of residents. Among them, sleep quality and health levels are the positive characteristics that affect physical exercise and reduce the risk of depression.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classes are important ways to regulate the risk of depression.
Key words:COVID-19 epidemic; physical exercise; depression risk; intermediary effect; regulation effect; mechanism
收稿日期:2022-08-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编号:17BTY06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21YJC890042);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FJ2022C018)。
作者简介:王海霞(1993—),女,河北邯郸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运动与健康促进。
通讯作者:魏德样(1973—),男,福建南平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
作者单位:1.河北农业大学基础课部,河北沧州 061100;2.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3.福建江夏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福建福州 350108。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因传染速度快、对人体免疫系统攻击力强、治疗时间长等特点,给人类生活方式及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
为了控制COVID-19疫情的蔓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提出非必要尽量减少外出等防疫要求,极大程度地限制了人们的社会交往[1]。
随着社交隔离时长的增加,加之频繁报出的死亡人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密接人员等过载的负面信息,对居民的心理健康带来了巨大冲击,使人们产生恐惧、孤独、焦虑、失落等負面情绪,导致抑郁风险不断升高[2]。
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心理障碍,是指个体感到无力应对外界压力而产生的消极情绪体验[3]。
中国科学院院士称,截止到2021年底,COVID-19疫情给全球增加了约7 000万抑郁症患者,约9 000万焦虑症患者[4]。
此外,关于心理健康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疫情期间我国有27.9%的人群有抑郁症状,29.2%的人群有失眠症状,24.4%的人群有急性应激症状,而医护人员的抑郁症状检出率更是高达50.7%[5]。
长时间的抑郁、焦虑会给人们的生活质量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重度抑郁症患者还会出现自杀情况。
研究证实,积极的健身行为不仅与增强机体的免疫能力密切相关,而且也是降低COVID-19病毒对居民消极情绪影响的外在条件[2];另一项荟萃分析也得出,体育锻炼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焦虑水平,与非干预组相比,体育锻炼组对患有抑郁和焦虑人群心理健康的正向影响作用更显著[6]。
但也有研究提出,体育锻炼的抗抑郁效应不明显,甚至可能增加了抑郁症等精神健康风险,随机试验结果也有类似的发现[7]。
现如今,关于体育锻炼与抑郁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生或老年人等小样本范围内,少有学者将研究视角放在疫情期间全国性、大规模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上,对把握COVID-19疫情下体育锻炼影响抑郁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仍有欠缺和不足。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COVID-19流行期间体育锻炼对居民抑郁风险的影响,并厘清内在影响机制,从而更好地指导人们通过体育锻炼调节心理健康。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体育锻炼对抑郁风险的影响
COVID-19疫情爆发后,抑郁症患者日益增加,逐渐引起各界的重视。
当前,抑郁症主要依赖于药物治疗,随着科技的进步出现了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电针治疗、改良电休克治疗等物理治疗方式。
目前存在部分轻度或中度抑郁症患者认为自己没有心理疾病而拒绝治疗,或因
药物治疗费用高昂、副作用大中途放弃治疗的问题[8]。
体育锻炼作为众多非药物治疗指南的推荐方法,其与抑郁风险的关系也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9]。
早在2003年SARS 病毒流行期间就有研究指出,体育锻炼能明显改善公共突发性危机事件引起的不良心理健康状态[10]。
国外学者试图提出体育锻炼降低抑郁风险机制的假说:任务掌握假说认为,体育锻炼是一种转移、分散注意力的良好方式,参与者在锻炼过程中或完成练习任务后,他们的成就感、自我价值感及对外在环境的控制感都会得到增强,对抑郁水平的缓解具有重要作用[11];内啡肽假说认为,体育锻炼能促进人体下丘脑分泌B-内啡肽,使锻炼者心情愉悦,有助于降低锻炼者的抑郁程度[11];单胺假说认为,运动可以使人体内单胺类递质的浓度升高,加快神经元对多巴胺(DA)、5 羟基色氨酸(5-HT)、去甲肾上腺素(NE)等递质的吸收,从而改善参与者的消极情绪,起到治疗抑郁的作用[9]。
国内也有学者从生物学和心理学进行解释。
神经生物学认为,体育锻炼能够有效调控神经营养因子的浓度,调节microRNAs的表达,促进兴奋类神经递质的释放,被称为改善抑郁倾向最为安全的做法[9,12-13];心理神经免疫学认为,抑郁症患者的免疫系统受到破坏,通过体育锻炼可以通过调节自我效能感及人体交感神经系统等机制来缓解负面情绪[14]。
因此,在COVID-19疫情期间,适宜的体育锻炼被推荐为调节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手段。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COVID-19疫情期间参加体育锻炼能显著降低居民的抑郁风险。
Key words:COVID-19 epidemic; physical exercise; depression risk; intermediary effect; regulation effect; mechanism
收稿日期:2022-08-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编号:17BTY06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21YJC890042);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FJ2022C018)。
作者简介:王海霞(1993—),女,河北邯郸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运动与健康促进。
通讯作者:魏德样(1973—),男,福建南平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
作者单位:1.河北农业大学基础课部,河北沧州 061100;2.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3.福建江夏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福建福州 350108。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因传染速度快、对人体免疫系统攻击力强、治疗时间长等特点,给人类生活方式及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
为了控制COVID-19疫情的蔓延,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提出非必要尽量减少外出等防疫要求,极大程度地限制了人们的社会交往[1]。
随着社交隔离时长的增加,加之频繁报出的死亡人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密接人员等过载的负面信息,对居民的心理健康带来了巨大冲击,使人们产生恐惧、孤独、焦虑、失落等负面情绪,导致抑郁风险不断升高[2]。
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心理障碍,是指个体感到无力应对外界压力而产生的消极情绪体验[3]。
中国科学院院士称,截止到2021年底,COVID-19疫情给全球增加了约7 000万抑郁症患者,约9 000万焦虑症患者[4]。
此外,关于心理健康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疫情期间我国有27.9%的人群有抑郁症状,29.2%的人群有失眠症状,24.4%的人群有急性应激症状,而医护人员的抑郁症状检出率更是高达50.7%[5]。
长时间的抑郁、焦虑会给人们的生活质量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重度抑郁癥患者还会出现自杀情况。
研究证实,积极的健身行为不仅与增强机体的免疫能力密切相关,而且也是降低COVID-19病毒对居民消极情绪影响的外在条件[2];另一项荟萃分析也得出,体育锻炼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焦虑水平,与非干预组相比,体育锻炼组对患有抑郁和焦虑人群心理健康的正向影响作用更显著[6]。
但也有研究提出,体育锻炼的抗抑郁效应不明显,甚至可能增加了抑郁症等精神健康风险,随机试验结果也有类似的发现[7]。
现如今,关于体育锻炼与抑郁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生或老年人等小样本范围内,少有学者将研究视角放在疫情期间全国性、大规模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上,对把握COVID-19疫情下体育锻炼影响抑郁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仍有欠缺和不足。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COVID-19流行期间体育锻炼对居民抑郁风险的影响,并厘清内在影响机制,从而更好地指导人们通过体育锻炼调节心理健康。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体育锻炼对抑郁风险的影响
COVID-19疫情爆发后,抑郁症患者日益增加,逐渐引起各界的重视。
当前,抑郁症主要依赖于药物治疗,随着科技的进步出现了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电针治疗、改良电休克治疗等物理治疗方式。
目前存在部分轻度或中度抑郁症患者认为自己没有心理疾病而拒绝治疗,或因药物治疗费用高昂、副作用大中途放弃治疗的问题[8]。
体育锻炼作为众多非药物治疗指南的推荐方法,其与抑郁风险的关系也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9]。
早在2003年SARS 病毒流行期间就有研究指出,体育锻炼能明显改善公共突发性危机事件引起的不良心理健康状态[10]。
国外学者试图提出体育锻炼降低抑郁风险机制的假说:任务掌握假说认为,体育锻炼是一种转移、分散注意力的良好方式,参与者在锻炼过程中或完成练习任务后,他们的成就感、自我价值感及对外在环境的控制感都会得到增强,对抑郁水平的缓解具有重要作用[11];内啡肽假说认为,体育锻炼能促进人体下丘脑分泌B-内啡肽,使锻炼者心情愉悦,有助于降低锻炼者的抑郁程度[11];单胺假说认为,运动可以使人体内单胺类递质的浓度升高,加快神经元对多巴胺(DA)、5 羟基色氨酸(5-HT)、去甲肾上腺素(NE)等递质的吸收,从而改善参与者的消极情绪,起到治疗抑郁的作用[9]。
国内也有学者从生物学和心理学进行解释。
神经生物学
认为,体育锻炼能够有效调控神经营养因子的浓度,调节microRNAs的表达,促进兴奋类神经递质的释放,被称为改善抑郁倾向最为安全的做法[9,12-13];心理神经免疫学认为,抑郁症患者的免疫系统受到破坏,通过体育锻炼可以通过调节自我效能感及人体交感神经系统等机制来缓解负面情绪[14]。
因此,在COVID-19疫情期间,适宜的体育锻炼被推荐为调节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手段。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COVID-19疫情期间参加体育锻炼能显著降低居民的抑郁风险。
Key words:COVID-19 epidemic; physical exercise; depression risk; intermediary effect; regulation effect; mechanism
收稿日期:2022-08-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编号:17BTY06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21YJC890042);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FJ2022C018)。
作者简介:王海霞(1993—),女,河北邯郸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运动与健康促进。
通讯作者:魏德样(1973—),男,福建南平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
作者单位:1.河北农业大学基础课部,河北沧州 061100;2.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3.福建江夏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福建福州 350108。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因传染速度快、对人体免疫系统攻击力强、治疗时间长等特点,给人类生活方式及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
为了控制COVID-19疫情的蔓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提出非必要尽量减少外出等防疫要求,极大程度地限制了人们的社会交往[1]。
随着社交隔离时长的增加,加之频繁报出的死亡人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密接人员等过载的负面信息,对居民的心理健康带来了巨大冲击,使人们产生恐惧、孤独、焦虑、失落等负面情绪,导致抑郁风险不断升高[2]。
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心理障碍,是指个体感到无力应对外界压力而产生的消极情绪体验[3]。
中国科学院院士称,截止到2021年底,COVID-19疫情给全球增加了约7 000万抑郁症患者,约9 000万焦虑症患者[4]。
此外,关于心理健康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疫情期间我国有27.9%的人群有抑郁症状,29.2%的人群有失眠症状,24.4%的人群有急性应激症状,而医护人员的抑郁症状检出率更是高达50.7%[5]。
长时间的抑郁、焦虑会给人们的生活质量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重度抑郁症患者还会出现自杀情况。
研究证实,积极的健身行为不仅与增强机体
的免疫能力密切相关,而且也是降低COVID-19病毒对居民消极情绪影响的外在条件[2];另一项荟萃分析也得出,体育锻炼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焦虑水平,与非干预组相比,体育锻炼组对患有抑郁和焦虑人群心理健康的正向影响作用更显著[6]。
但也有研究提出,体育锻炼的抗抑郁效应不明显,甚至可能增加了抑郁症等精神健康风险,随机试验结果也有类似的发现[7]。
现如今,关于体育锻炼与抑郁風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生或老年人等小样本范围内,少有学者将研究视角放在疫情期间全国性、大规模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上,对把握COVID-19疫情下体育锻炼影响抑郁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仍有欠缺和不足。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COVID-19流行期间体育锻炼对居民抑郁风险的影响,并厘清内在影响机制,从而更好地指导人们通过体育锻炼调节心理健康。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体育锻炼对抑郁风险的影响
COVID-19疫情爆发后,抑郁症患者日益增加,逐渐引起各界的重视。
当前,抑郁症主要依赖于药物治疗,随着科技的进步出现了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电针治疗、改良电休克治疗等物理治疗方式。
目前存在部分轻度或中度抑郁症患者认为自己没有心理疾病而拒绝治疗,或因药物治疗费用高昂、副作用大中途放弃治疗的问题[8]。
体育锻炼作为众多非药物治疗指南的推荐方法,其与抑郁风险的关系也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9]。
早在2003年SARS 病毒流行期间就有研究指出,体育锻炼能明显改善公共突发性危机事件引起的不良心理健康状态[10]。
国外学者试图提出体育锻炼降低抑郁风险机制的假说:任务掌握假说认为,体育锻炼是一种转移、分散注意力的良好方式,参与者在锻炼过程中或完成练习任务后,他们的成就感、自我价值感及对外在环境的控制感都会得到增强,对抑郁水平的缓解具有重要作用[11];内啡肽假说认为,体育锻炼能促进人体下丘脑分泌B-内啡肽,使锻炼者心情愉悦,有助于降低锻炼者的抑郁程度[11];单胺假说认为,运动可以使人体内单胺类递质的浓度升高,加快神经元对多巴胺(DA)、5 羟基色氨酸(5-HT)、去甲肾上腺素(NE)等递质的吸收,从而改善参与者的消极情绪,起到治疗抑郁的作用[9]。
国内也有学者从生物学和心理学进行解释。
神经生物学认为,体育锻炼能够有效调控神经营养因子的浓度,调节microRNAs的表达,促进兴奋类神经递质的释放,被称为改善抑郁倾向最为安全的做法[9,12-13];心理神经免疫学认为,抑郁症患者的免疫系统受到破坏,通过体育锻炼可以通过调节自我效能感及人体交感神经系统等机制来缓解负面情绪[14]。
因此,在COVID-19疫情期间,适宜的体育锻炼被推荐为调节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手段。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COVID-19疫情期间参加体育锻炼能显著降低居民的抑郁风险。
Key words:COVID-19 epidemic; physical exercise; depression risk; intermediary effect; regulation effect; mechanism
收稿日期:2022-08-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编号:17BTY06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21YJC890042);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FJ2022C018)。
作者简介:王海霞(1993—),女,河北邯郸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运动与健康促进。
通讯作者:魏德样(1973—),男,福建南平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
作者单位:1.河北农业大学基础课部,河北沧州 061100;2.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3.福建江夏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福建福州 350108。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因传染速度快、对人体免疫系统攻击力强、治疗时间长等特点,给人类生活方式及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
为了控制COVID-19疫情的蔓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提出非必要尽量减少外出等防疫要求,极大程度地限制了人们的社会交往[1]。
随着社交隔离时长的增加,加之频繁报出的死亡人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密接人员等过载的负面信息,对居民的心理健康带来了巨大冲击,使人们产生恐惧、孤独、焦虑、失落等负面情绪,导致抑郁风险不断升高[2]。
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心理障碍,是指个体感到无力应对外界压力而产生的消极情绪体验[3]。
中国科学院院士称,截止到2021年底,COVID-19疫情给全球增加了约7 000万抑郁症患者,约9 000万焦虑症患者[4]。
此外,关于心理健康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疫情期间我国有27.9%的人群有抑郁症状,29.2%的人群有失眠症状,24.4%的人群有急性应激症状,而医护人员的抑郁症状检出率更是高达50.7%[5]。
长时间的抑郁、焦虑会给人们的生活质量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重度抑郁症患者还会出现自杀情况。
研究证实,积极的健身行为不仅与增强机体的免疫能力密切相关,而且也是降低COVID-19病毒对居民消极情绪影响的外在条件[2];另一项荟萃分析也得出,体育锻炼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焦虑水平,与非干预组相比,体育锻炼组对患有抑郁和焦虑人群心理健康的正向影响作用更显著[6]。
但也有研究提出,体育锻炼的抗抑郁效应不明显,甚至可能增加了抑郁症等精神健康风险,随机试验结果也有类似的发现[7]。
现如今,关于体育锻炼与抑郁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生或老年人等小样本范围内,少有学者将研究视角放在疫情期间全国性、大规模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上,对把握COVID-19疫情下体育锻炼影响抑郁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仍有欠缺和不足。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COVID-19流行期间体育锻炼对居民抑郁风险的影响,并厘清内在影响机制,从而更好地指導人们通过体育锻炼调节心理健康。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体育锻炼对抑郁风险的影响
COVID-19疫情爆发后,抑郁症患者日益增加,逐渐引起各界的重视。
当前,抑郁症主要依赖于药物治疗,随着科技的进步出现了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电针治疗、改良电休克治疗等物理治疗方式。
目前存在部分轻度或中度抑郁症患者认为自己没有心理疾病而拒绝治疗,或因药物治疗费用高昂、副作用大中途放弃治疗的问题[8]。
体育锻炼作为众多非药物治疗指南的推荐方法,其与抑郁风险的关系也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9]。
早在2003年SARS 病毒流行期间就有研究指出,体育锻炼能明显改善公共突发性危机事件引起的不良心理健康状态[10]。
国外学者试图提出体育锻炼降低抑郁风险机制的假说:任务掌握假说认为,体育锻炼是一种转移、分散注意力的良好方式,参与者在锻炼过程中或完成练习任务后,他们的成就感、自我价值感及对外在环境的控制感都会得到增强,对抑郁水平的缓解具有重要作用[11];内啡肽假说认为,体育锻炼能促进人体下丘脑分泌B-内啡肽,使锻炼者心情愉悦,有助于降低锻炼者的抑郁程度[11];单胺假说认为,运动可以使人体内单胺类递质的浓度升高,加快神经元对多巴胺(DA)、5 羟基色氨酸(5-HT)、去甲肾上腺素(NE)等递质的吸收,从而改善参与者的消极情绪,起到治疗抑郁的作用[9]。
国内也有学者从生物学和心理学进行解释。
神经生物学认为,体育锻炼能够有效调控神经营养因子的浓度,调节microRNAs的表达,促进兴奋类神经递质的释放,被称为改善抑郁倾向最为安全的做法[9,12-13];心理神经免疫学认为,抑郁症患者的免疫系统受到破坏,通过体育锻炼可以通过调节自我效能感及人体交感神经系统等机制来缓解负面情绪[14]。
因此,在COVID-19疫情期间,适宜的体育锻炼被推荐为调节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手段。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COVID-19疫情期间参加体育锻炼能显著降低居民的抑郁风险。
Key words:COVID-19 epidemic; physical exercise; depression risk; intermediary effect; regulation effect; mechanism
收稿日期:2022-08-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编号:17BTY06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21YJC890042);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FJ2022C018)。
作者简介:王海霞(1993—),女,河北邯郸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运动与健康促进。
通讯作者:魏德样(1973—),男,福建南平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
作者单位:1.河北农业大学基础课部,河北沧州 061100;2.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3.福建江夏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福建福州 350108。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因传染速度快、对人体免疫系统攻击力强、治疗时间长等特点,给人类生活方式及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
为了控制COVID-19疫情的蔓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提出非必要尽量减少外出等防疫要求,极大程度地限制了人们的社会交往[1]。
随着社交隔离时长的增加,加之频繁报出的死亡人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密接人员等过载的负面信息,对居民的心理健康带来了巨大冲击,使人们产生恐惧、孤独、焦虑、失落等负面情绪,导致抑郁风险不断升高[2]。
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心理障碍,是指个体感到无力应对外界压力而产生的消极情绪体验[3]。
中国科学院院士称,截止到2021年底,COVID-19疫情给全球增加了约7 000万抑郁症患者,约9 000万焦虑症患者[4]。
此外,关于心理健康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疫情期间我国有27.9%的人群有抑郁症状,29.2%的人群有失眠症状,24.4%的人群有急性应激症状,而医护人员的抑郁症状检出率更是高达50.7%[5]。
长时间的抑郁、焦虑会给人们的生活质量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重度抑郁症患者还会出现自杀情况。
研究证实,积极的健身行为不仅与增强机体的免疫能力密切相关,而且也是降低COVID-19病毒对居民消极情绪影响的外在条件[2];另一项荟萃分析也得出,体育锻炼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焦虑水平,与非干预组相比,体育锻炼组对患有抑郁和焦虑人群心理健康的正向影响作用更显著[6]。
但也有研究提出,体育锻炼的抗抑郁效应不明显,甚至可能增加了抑郁症等精神健康风险,随机试验结果也有类似的发现[7]。
现如今,关于体育锻炼与抑郁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生或老年人等小样本范围内,少有学者将研究视角放在疫情期间全国性、大规模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上,对把握COVID-19疫情下体育锻炼影响抑郁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仍有欠缺和不足。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COVID-19流行期间体育锻炼对居民抑郁风险的影响,并厘清内在影响机制,从而更好地指导人们通过体育锻炼调节心理健康。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体育锻炼对抑郁风险的影响
COVID-19疫情爆发后,抑郁症患者日益增加,逐渐引起各界的重视。
当前,抑郁症主要依赖于药物治疗,随着科技的进步出现了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电针治疗、改良电休克治疗等物理治疗方式。
目前存在部分轻度或中度抑郁症患者认为自己没有心理疾病而拒绝治疗,或因药物治疗费用高昂、副作用大中途放弃治疗的问题[8]。
体育锻炼作为众多非药物治疗指南的推荐方法,其与抑郁风险的关系也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9]。
早在2003年SARS 病毒流行期间就有研究指出,体育锻炼能明显改善公共突发性危机事件引起的不良心理健康状态[10]。
国外学者试图提出体育锻炼降低抑郁风险机制的假说:任务掌握假说认为,体育锻炼是一种转移、分散注意力的良好方式,参与者在锻炼过程中或完成练习任务后,他们的成就感、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