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先进性

略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先进性
作者：陈小赤
来源：《理论导刊》2008年第02期
[摘要]司马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更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在不重视经济的古代社会，其经济思想显得尤为可贵。

以《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为依据，分析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可以看出，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中国就有了十分先进的经济思想。

大一统的秦汉帝国不仅有领先于世界的古代文明，而且有领先于世界的经济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经济思想；先进性
[中图分类号]F0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2-0116-02
在中华民族走向统一的时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和代表民族文化伟大成果的巨著《史记》。

司马迁及《史记》不仅在史学上、文学上成就巨大，而且《史记》所反映出来的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也很有价值，代表着一种先进的经济发展方向，且有许多超越时代的先进思想。

本文拟以《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为依据，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先进性，略作探析。

一、经济史篇章的开创之功
尽管从春秋时期“工商食官”制度解体以来，直到汉武帝上台以前，中国的私营工商业面临一个海阔天空的发展空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传统观念及商鞅变法以来重农抑工商政策的实施等因素的影响，先秦时期的史书都极不重视对经济的关注和记载。

《春秋》、《左传>、
二、“善因论”的自由经济思想
司马迁在肯定人的自然本性，肯定人的物质和经济欲望的基础上，提出“善因论”的自由经济思想，即“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善者因之”，就是说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是顺应经济发展之自然，听任私人进行生产、贸易等活动，
不加干预和抑制。

“利导之”，就是在顺应、听任私人进行经济活动的前提下，由国家在某些方面进行一定的引导，以鼓励人们从事这方面的经济活动。

“教诲之”，是指封建国家用教化的办法诱导人们从事某些方面的经济活动，或劝诫人们不要从事某方面的经济活动。

“整齐之”，是指由封建国家采取行政手段来干预人们的经济活动，对私人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

“与之争”，是指封建国家直接经营工商业’借以获利，并利用国家权力限制、打击私营工商业。

司马迁积极提倡“善者因之”而坚决反对“与之争”，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司马迁对“善因论”的倡导，也是对西汉初年休养生息政策的肯定和赞赏。

事实证明，“善者因之”的思想和休养生息的政策给西汉王朝带来了滚滚财富，正如《平准书》所说：“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间，国家无事。

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

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

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

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货殖列传》也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
正是“善因论”自由经济思想的实施，给国家带来了富足安定和繁荣昌盛，成就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而司马迁对“与之争”政策的反对，将其视为“最下者”，也坚决而含蓄地表明了他对汉武帝时期财政经济政策的不满与批评。

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大家都很清楚，但我认为他的“丰功伟绩”不仅耗尽了文景之治所积累下来的大量财富，而且付出了牺牲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动力的巨大代价，也就是实行了司马迁所反对的与民争利、杀鸡取卵式的“与之争”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对后来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影响深远。

虽然中国从商鞅变法就基本确立了重农抑商政策，但直到汉武帝以前，“抑商”只是为了“重农”这一目的而进行的，所以重农抑商更多地是反映在伦理观念方面，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更多的是“利导之”和“教诲之”，比较严厉的时候充其量也只是“整齐之”，尤其是西汉初年在黄老无为思想的指导下，实行“善者因之”的政策，所以虽然有贱商令的颁布，却并不影响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商人们依然“优哉游哉，得其所哉”，正如晁错在文帝十二年所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而到了汉武帝时期，一方面由于商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为了筹集”外事四夷，内兴功利所需要的巨额钱财，汉武帝实行了实实在在的“抑商”措施，向富商大贾发动了直接的正面进攻，算缗告缗、盐铁专卖、均输平准、酒类专卖等措施接踵而至。

这些措施确实收到了一时之效，满足了汉武帝时期对外战争不断，对内大兴土木的需要，但却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

首先，这些措施直接打击了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像算缗告缗简直就是公开的抢劫，其他措施也是明显地与民争利，阻碍私营工商业，使中国手工业、商业及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势头戛然而止；还有更为严重的是后来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基本上遵循了这些做法，使中国经济长期不能按自然规律和市场规律正常发展，失去了健康、顺利发展的环境和动力。

由此，我们更能看到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先进性。

如果当时中国经济能够像司马迁所说得那样遵循自然规律，按照自然本性自由顺利地发展，而不是代之以涸泽而渔式的“与之争”的政策，那么以当时的势头发展下去，中国经济将会是什么样子?有人说如果中国的经济思想，能够顺着司马迁思想的势头继续发展下
来。

中国早在二千年前就会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一点不敢肯定，但我想至少不会由领先于世界而到后来越来越落后于世界。

也正是由于“善因论”的自由经济思想，所以许多人把司马迁和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进行比较，之所以会这样，因为他们的经济思想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从人类的本性和利己心出发，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

也正因为这样，有人甚至认为亚当·斯密剽窃了司马迁的思想观点，对此本文不作评论，也不去评价他们的优劣高下。

但我们知道，亚当·斯密是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是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人，早在两千年前的司马迁能够与他的经济思想不谋而合。

足见其思想的先进性。

三、“素封论”的先进思想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还有一种非常进步而宝贵的经济思想，那就是“素封论”。

所谓“素封论”，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是“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

他认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

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他还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

”这就是说，由于财富，编户之民可以成为素封的侯王；而侯王失势，也会出现“客无所之”的局面。

司马迁的“素封论”认为没有“秩禄”、“爵邑”的普通百姓只要努力经营，有了一定的财富之后，他的生活和地位就相当于没有封号的封君和侯王，就可以过上一种相当于侯王的生活。

同时，因为生活的富足，他自然也就懂得了仁义道德。

说明财富占有情况决定奴役别人或受人奴役，礼节道德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

恩格斯说：“……所有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当时经济状况的产物。

”司马迁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朦胧地认识到这一点，体现了他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而且，他的“紊封论”思想在当时已经确立重农抑商政策、且早在西汉初年就已经颁布贱商令的情况下，显得尤为可贵。

如果司马迁的这种思想能够在中国传承下去，那么国人的思想决不会走向后来那种一味的轻商贱商、封建保守的路子上去，中国封建社会的许多腐朽思想也将会大大削弱，比如中国传统思想中影响深远的“官本位”思想和一切为政治服务的思想。

如果古代的中国人都能够像司马迁那样重视“货殖”，重视物质的生产与销售，重视社会财富的创造，那么人们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观念将会大不相同，就不会一味地只顾追求功名，致使一代代的读书人，不管自己的特长与爱好，盲目地鄙视、排斥工商，贱视货利，一头扎进圣贤书中，结果使许多也许在其他领域能够大有作为的人才，全部埋没在四书五经及科举考试的汪洋大海中，使中国经济早早失去了人才资源和思想动力，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要言之，如果司马迁的“素封论”思想能够传承下去，并得到人们的认可，那么中国人的观念将会有很大改变，中国经济将会一路领跑，健康发展，起码不会因发展过于缓慢而由领先于世界沦落到后来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

四、余论
为什么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能够提出那么多在我们今天看来依然先进的经济思想，就在于他抓住了人的本性和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他首先肯定人的物质欲望和好利的本性，并认为这才是创造财富的原动力，这和近代经济学上肯定人的“经济人”特征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且司马迁认为经济的发展也有它自身的规律，所以他主张统治者应该因势利导、顺其自然，而不能人为地“整齐之”，更不能“与之争”。

而在司马迁之后，到班固作《汉书·货殖传》时，经济思想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虽然司马迁首创记载经济史的篇章，班固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在《汉书》中既有《货殖传》又有《食货志》，但其指导思想已截然不同，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班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毫不客气地批评司马迁：“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是其所蔽也。

”指责司马迁不以圣人的是非标准为标准，其儒家轻利思想已非常明显。

在《汉书·叙传》中，班固说明自己写《货殖传》的动机，也与司马迁大为不同。

他说：“四民食力，罔有兼业。

大不淫侈，细不匮乏。

盖均无贫，遵王之法。

靡法靡度，民肆其诈。

逼上并下，荒殖其货。

侯服玉食，败俗伤化。

述货殖传第六十一。

”非常严厉地谴责那些发财致富的人是“逼上并下”、“败俗伤化”。

而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解释他为什么要写《货殖列传》时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

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

作《贷殖列传》第六十九。

”赞扬那些凭着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创业致富的“布衣匹夫之人”。

态度与立场截然不同。

正是这种转变。

尤其是由于后来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班固这种转变后的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思想的主流，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也更加彰显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先进与可贵。

只可惜这种先进的经济思想就像寒夜中的一抹亮光，在轻商、贱商、抑商的漫漫长夜中孤独地闪烁着，却始终未能冲破迷雾，发出灿烂的光芒，由此留下了深深的遗憾，这其中留给我们的启示是非常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