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索洛模型的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贡献率测算研究

基于索洛模型的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贡献率测算研究
摘要：外资的引入对于弥补经济建设国内资金短缺，提升产业结构，增加就业和促进进出口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贡献率却十分有限。

本文借助于“索洛余值”模型，对于外资在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贡献率进行了测算研究，分析得出了同现实一致的结论。

因此，中国要进一步推动利用外资从“量”到“质”的根本转变，使利用外资的重点从弥补资金、外汇不足切实转到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上来，全面提高引资的技术水平。

关键词：外资；索洛余值法；经济增长；技术贡献率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总规模多年来位居世界前列和发展中国家第一。

根据商务部统计，2010年中国实际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1057亿美元。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年度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大金额，相当于1983年水平的113倍，其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2％。

高于同期我国对外贸易的年均增长水平。

作为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但是，随着外商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利用外资中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并有所积累。

一是跨国公司技术转让的现实状况与以市场换技术的期望之间尚存在较大差距，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技术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二是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涉及农业新技术应用开发、农业产业化和生产型服务业等国内亟待发展领域的投资十分有限，即使在制造业领域，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有利于延伸国内产业链条和提高产品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需要进一步加强引导。

因此，中国要进一步推动利用外资从“量”到“质”的根本转变，使利用外资的重点从弥补资金、外汇不足切实转到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上来。

二、“索洛余值法”技术贡献率测算模型
长期以来，关于经济增长的源泉一直众说纷纭。

尽管对于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这个复杂的问题还没有找到全部答案，但是经济学家已经有了一些进步，找到了一些关键因素，如投资、消费、进出口、人力资本、技术等。

许多学者都曾就投资、消费、进出口、人力资本等因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进行过测算分析，但关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却不多。

事实上，有关技术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模型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由西方经济学家建立过，如索洛的有关经济增长的解释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尽管这一解释框架本身有许多的不足，但它仍被大致用来分析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一） 生产函数
生产函数是指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技术关系。

它表示一定时期内，在技术水平不变条件下，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数量与它们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

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可表达为：n
a n a a X X AX Y (2)
1
21
式中：Y 为产出总值；X 1，X 2， …X n 为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A,a l ,a 2，…，a n 为模型参数。

参数a 1，a 2…，a n 的经济含义是：当a 1+a 2+…+a n =1 时，a1，a 2…，a n 表示各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a 1为生产要素X 1的所得在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a 2为生产要素X 2的所得在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其他以此类推。

如果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则当遇到a 1+a2+…+a n ≠1 时，需要对这些弹性系数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弹性系数用r 表示。

其方法是：令r i =a i /Σa i （i=1，2，3…n ），经调整后，r 1+r 2+…+r n =1，即各要素新的弹性系数之和必等于1。

1928年，美国经济学家柯布和道格拉斯根据历史资料，研究了1899~1922 年期间美国资本和劳动力生产要素对产出的影响，提出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A（t）f（K、L）=AKαLβ
式中：A（t）表示除资本K 和劳动力L 因素以外的影响产出的其他因素，如：科学技术进步和制度因素等。

一般情况下，A可表示为A0（1+r）t，t 表示时间变量，A0表示基期的效率系数，r是反映技术进步速度的平均增长率；α、β为模型参数，又分别称为资本弹性和劳动力弹性。

（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模型
索洛利用生产函数发展得到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模型为：y=a+αk+βl
即：
经济增长率=技术进步增长率+资本弹性系数×资本增长率+劳动力弹性系数×劳动力
增长率
由于技术进步融合在劳动者生产能力和资本设备中，所以不能直接测定出来，但它可
以通过公式间接推导出来，即
a=y-αk-βl
在宏观经济学中是用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来定义它，TFP的概念是由索洛于1957年首创，索洛把TFP 定义为除每单位劳动和资本投入外所有其他投入增加的实际产出，认为通常科学技术只有和有效的制度结合才能真正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TFP被广泛用来表示一个经济系统技术水平的大小。

TFP一般不能直接从经济统计中观测，而是采取扣除“劳动”和“资本”两个生产要素贡献的产出增长后的余值表示，被称之为“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

所以这里的索洛余值可以作为技术和制度的结合效应，放在一起加以测量。

三、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贡献率测算
尽管索洛1957年建立的有关经济增长因素的解释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例如解释框架中关于封闭经济、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假定不完全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但它仍被用来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一国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劳动和技术因素的贡献率，特别是可以测算出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那么，如何运用“索洛余值法”来分析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贡献率呢？为此，根据索洛的解释框架，需要界定测算时所涉及产出量Y、资本投入量K、劳动力投入量L及资本弹性α和劳动力弹性β。

1.产出量Y。

本文采用外商投资企业所创造的工业总产值作为产出变量。

因为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因素主要体现在工业企业，而我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则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两大主要形式之一（另一种形式为外债），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利用外资最突出的方面，所以取Y为外商投资企业所创造的工业总产值，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

年产出的增长率y=（Y t –Y t-1）/ Y t-1。

2.资本投入量K。

既然Y为外商投资企业所创造的工业产值，那么索洛解释框架中的K即为外商直接投资额。

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K t –K t-1）/ K t-1。

3.劳动投入量L。

假定“索洛余值”中的人口增长率等于劳动力的增长率的假定正确，再结合上述第1个界定，那么L就为外商投资企业中所吸纳的就业人数。

劳动力投入增长率l=（L t –L t-1）/ L t-1
4.参数α、β的确定。

在使用索洛模型时，先要确定资本边际产出弹性系数α和劳动边际产出弹性系数β的值，才能测算技术进步指标。

目前对于α、β的确定有四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用微分法推测而得出α、β的值。

这种方法根据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利用微分法推测。

第二种方法是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对生产函数的回归来估计α、β的值。

这种方法对样本的大小有一定的要求。

第三种方法是经验判断法，即根据以往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资料，经验地选定α、β,并规定α+β=1。

这种方法需要权威部门定期进行分析判断。

第四种方法是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恒等式计算，这一方法不受统计口径、样本序列的影响和限制。

本文按照第一种方法推测得出各年的α、β值，即β=劳动成本在总产出中的份额，α=资本成本在总产出中份额。

两者的和为1，即α+β=1。

在本文中劳动力成本β即为劳动人数乘以平均工资。

就上述界定后根据“索洛余值”模型，我国1999年到2009相关变量的统计数据及“索洛余值”见表1和表2：
表1 1999年—2009年期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统计数据
注：（1）本表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1999年到2009年的相关数据计算而来；（2）外商投资额当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乘以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3）平均工资取当年港澳台投资单位平均工资与外商投资企业平均工资的平均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0。

表2 2000年—2009年外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索洛余值”
由图1可知，2000-2009年间外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贡献率平均只有17%。

最高年份出现在2003年，外资的技术贡献率为35%；最低年份出现在2001年，外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贡献率只有1%；而2002年、2008年、2009年外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贡献率也低于10%，分别只有7%、5%和6%；由此，总体看来，尽管外资的引进，缓和了我国经济发展资金短缺矛盾，改善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促进了就业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出口，但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贡献率却十分有限，这一结论和我国的实际是吻合的。

就其原因，一是外商由于控制技术的需要，在技术发展的四个生命周期（创新、成熟、标准化、衰落）中，创新技术是不会转移的，成熟的高新技术也主要转
移到相关产业相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只有处于标准化和成熟的技术才可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二是由于全球化产业分工细化的结果，更多的产品生产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布局。

我国承担的多数是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在价值链中仍然属于低端，大量的核心技术环节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

图1 外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贡献率走势：2000—2009年
四、结论
进入7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理论获得较快发展。

一些新的理论认为，外资的流入不仅可以弥补东道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缺口，外资流入更突出的作用表现在技术外溢、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现代化、市场营销等，特别是有的学者将技术创新视为最重要的功能。

从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跨国投资在全球跨国投资中占有越来越高的比重，并呈现出迅速发展的势头。

伴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跨国投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实现了产业跨越式转移，即成功地由传统产业迈向高新技术产业。

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省20世纪90年代以来抓住了这机遇，产业升级实现了向高新技术产业方向的成功跨越，成为全球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制造地。

另外，印度、爱尔兰、以色列等国也是发展新经济的佼佼者。

另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海外生产网络不断扩展，跨国公司向海外转移先进技术的速度也随之加快，许多新技术研发的成果很快在其全球生产体系内使用。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向海外的研发机构转移也进入了一个高潮。

这些新动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

中国今后需要在创新领域，主动通过并购方式在世界市场获得技术，同时，通过吸引新技术类型的跨国公司投资带来更多的技术引进成果。

鉴于外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贡献率十分有限的现实，在充分调动和有效利用国内资金的同时今后我们应当通过相关法律和政策，实现从“数量引资”向“技术引资”的转变，全面提高引资的技术水平：
第一、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努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放开行业准入限制，为跨国公司提供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

第二、作为跨国投资的条件，确立技术创新优于股权更新的导向，鼓励外商在华设立研究和发展中心，同时要求外方必须加强对中方人力资源的培训和开发。

第三、作为跨国投资的条件，要求外商在建立合资、合作、独资企业或通过并购进入我国时，投入的技术至少应当是成熟时期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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