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任昉诗歌风貌与永明体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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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任昉诗歌风貌与永明体的异同
赵红 遵义师范学院
摘要：在《诗品》当中可以发现，任昉和谢朓、沈约同的作品被其称之为中品，而谢朓正是永明体代表诗人，一直以来任昉的诗歌风貌便是学界探讨的热点。

我们站在文学史的发展角度来分析，任昉的诗歌确实并没有脱离永明体的范畴，从他所作诗歌的题材、对偶方面的风格可以看出，任昉的诗歌和永明体的确没有多大的差异，不过因为任昉具备的诗学观念和才华出众，他的作品中往往表现出超脱永明体的审美风貌，具体来说，任昉的诗歌在用事方面显得比较生新，声律也并不死板规矩的遵守四声，其诗歌风格也主要是风雅。

关键词：任昉；诗歌风貌；永明体；异同分析所谓的永明体还有一个名字，那就是新体诗，更清楚的解释，这种新体诗就是古体和近体的一个过渡，因为这类诗歌从题材、对偶以及风格等方面都和和古体诗对比明显变化不小。

学界对永明体诗歌一直都有研究，普遍的看法是，如果深入文学史的发展角度展开分析，永明体文学最早的时候是出现在刘宋泰始二年，随着其代表作家沈约去世，其也达到了下限。

而任昉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齐末和梁初创作的，在时间上，的确并未超出永明体发展最好的时期。

不过，因为任昉个人的学识和诗学观念不同一般，因为其作品相较于永明体存在不小差别，有着独特的风貌。

所以本文将从诗歌的用事、对偶以及风格的角度入手，将任昉的诗歌和永明体展开对比分析，探究两者的共同点与差异性。

一、诗歌的用事
所谓的用事指的及时通过具体的事例对文中所阐述的观点意义进行论证，并且引用言辞对事情的道理展开分析说明。

古代人大多觉得圣贤的言论和精力对于其他人有着悄然的影响，从而出现新的贤德之人[1]。

因此，运用事例典故的做法也被大量运用。

从先秦一直到南朝，这期间的文学作品都非常喜欢运用事例，但是由于用事的数量、方法等都会伴随时代变迁而出现变化。

很长一段时间，不少古代文人都喜欢刻意的通过用事的创作技巧来博取注意力，这种风气在齐梁标的更加严重。

在这种高度重视用事技巧的背景下，齐梁的文人墨客都觉得需要在创作中用事，这便是才华的体现。

比如沈约的《奉和竞陵王药名诗》以及谢眺的《酬王晋安》等诗，其内容基本上做到了每个句子都引经据典，相比这两者，任昉的诗歌用典显得更加频繁，甚至可以说是处处都会用典之笔，这也是受到齐梁用典风气的影响。

任昉的诗歌和永明体对比起来，他引经据典的特点是必须要采用新的事例，这种新事其实就是那种并不多见的典故，正是由于这样的事例少能看见，所以能让人耳目一新。

对任昉诗歌作品当中的典故引用范围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其包括了《诗》书》《易》这类的经书也包含了《孟子》庄子》这样的子书与先秦著作，不仅如此，任昉在用事的的时候有一个不同之处，对那些常用的典故展开加工，让其变得更加新颖和陌生。

南朝之前的诗歌创作，基本上是忠诚于原著，他们会相对完整的将内容进行转述。

而到了南朝时期，用事一般都是对典故进行概括和浓缩，亦或者只是选用原著当中的部分言语，进行情感表达，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永明体受到了北宋作家邢昭的批评[2]。

二、诗歌的对偶
在永明体诗歌当中，对偶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种审美层次体现。

从相关的资料我们可以了解，最早在东汉的时候，很多辩论著作已经出现了奇偶相生的情况，再发展到魏晋时期，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对偶的运用变得越来越多。

在永明时期，因为社会比较稳定，当时的诗人已经具备不错的条件，可以展开文学技艺的切磋，他们在诗歌创作中所采用的对偶技巧和艺术变得更加成熟与完善。

比如说，在王融的《江皋曲》、沈约的《早发定山》以及谢眺的《高斋视事》等作品当中，都是工对。

根据刘跃进先生的统计可以得知，永明诗歌当中出现的对偶类型和方式已经超过了十种[3]。

根据任昉流传下来的诗歌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其艺术表现大量运用对偶形式，这也是他诗歌作品的突出特点，对偶句子超过其诗歌作品整体数量的百分之六十。

在这里结合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总结的对偶类别，大致的判断任昉诗歌作品中对偶的使用状况：
比如《苦热》当中的“既卷蕉梧叶，复倾葵藿根。

”中的既与复这两个字。

再比如《为王嫡子侍皇太子释奠宴》中的“天文门：风云改族，日月增华”这句诗词中的风韵以及日月。

诸如此类数不胜数[4]。

由此可见，在任芳的诗歌当中，不只是经常采用对偶的句子，而且对偶的类型也表现得非常多样，这说明任昉与其他的永明诗人是相似的，他们在诗歌创作中会自主的运用到对偶的手法。

三、诗歌的风格
风格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泛的概念，所谓的诗歌风格指的就是作品的内容以及形式展现出来的稳定却拥有突出特点的艺术风貌。

风格要素涉及到了题材、语言以及韵律等。

对于永明体诗歌作品的审美风格，学界通常都觉得这个类型的诗人一般喜欢清新遒丽的风格，清新这是永明体诗歌的整体特点。

比如说，谢眺的作品就被有关人士赞叹其文章非常的清丽[5]。

从诗歌题材方面展开分析，山水题材的诗歌虽然更加容易显得清丽脱
作者简介：赵红(1976-)，女，汉族，贵州遵义人，硕士，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
俗，不过谢眺的都邑诗风格也显得非常清新自然，比如说《隋王鼓吹曲.人朝曲》中的“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

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

”就是典型的代表作。

谢眺在这首诗当中加入了大量的清新景物描写，而且押平声韵，让人读来感觉非常悠扬。

深入语言角度进行分析，永明体诗人一般都认为清新能给人更好的审美体验，这一点在王融《清楚引》中的“清月阎将曙，浩露零中宵”、谢眺的《答张齐兴》以及沈约的《夕行闻夜鹤》等作品都可以看出。

不少的永明诗人都会展开江南民歌的学习，并且据此创作民歌，这其中表现突出的便是沈约，他不只是创作出了《江南弄》之类的新声诗歌，还结合了江南民歌创造出了《四时白红歌》的曲调。

正是由于这类风格清丽脱俗的诗歌让齐梁的诗坛用了新的发展气象。

受到这样时代和文化氛围的影响，任昉的诗歌创作中，也表现出了这样清新的风格，在他的《济浙江》等山水类型的诗歌中，让人感觉非常的清新自然，不过和当时的永明体代表作品比较，他的诗歌在语言方面显得更加的质朴，并没有重点的突出丽这个特点。

任昉的诗歌能有这样的风格，也许和两个原因有关，一方面是任昉的思维底蕴。

任昉拥有着深厚的儒家思想底蕴，自然会表现在诗歌创作中[6]。

还有一方面是任昉诗歌创作的时候，非常善于引经据典，这样的诗歌给人非常直接的典雅之感，这和丽无法统一，所以任昉的诗歌和永明体比起来，并没有强烈的妍冶风格。

四、总结
根据上文论述可以得知，站在宏观的文学历史发展角度来探究，任昉的诗歌并没有超出永明体盛行的那段时期，其确实归类为永明体文学中，不仅如此，从任昉诗歌的对偶、以及风格等方面来看，和永明体的代表作品并没有很大的差异。

不过因为任昉本身所具备的先进诗学观念和才华底蕴，他的作品往往展现出超脱永明体范畴的一种审美风貌，其大多体现在其诗歌更加求新、声律并不拘泥于四声等方面。

参考文献：
[1]冯源.略论任昉诗歌风貌与永明体的异同[J].钦州学院学报，2017，32(04)：21-24+35.
[2]冯源.论任昉诗歌的创作取向及审美特征[J].美与时代(下)，2017(01)：77-80.
[3]冯源.任昉晚年作诗“欲以倾沈”考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9(03)：169-173.
[4]唐梓彬.论钟嵘《诗品》对任昉诗歌的评价[J].许昌学院学报，2010，29(01)：25-32.
[5]张金平.试论南朝学者任昉的诗歌创作特色[J].德州学院学报，2009，25(03)：41-44.
[6]陈伟娜.因王士禛语试论任昉诗歌[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45-49.
[7]冯源.任昉诗歌研究[D].郑州大学，2006.
己遭际感叹，想念亲人，不平于友人。

这样的感情，这样的真挚，王粲在流寓荆州时期也在几首赠别诗作中有生动的表现。

《赠蔡子笃》、《赠士孙文始》、《赠文叔良》均是王粲给友人的赠诗，曾同样依附于刘表，但乱世漂泊，有不同的未来，再相见不知何时，只能是为友赋诗一首，诉一句永念，道一声珍重，嘱一些谨慎。

虽然具体人、事不同，但是乱世之哀和身世之痛却是相似的，杜甫有感王粲身世经历而将其入诗变现自己的悲哀。

(三)诗文内在之意志散发
在王粲存世作品中获得最高评价的要属《登楼赋》和《七哀诗》，王粲在荆州投靠刘表不得志的十一年中所有的悲愁都真真切切地被杜甫所理解，将同样的流离悲痛化在诗句之中。

杜甫诗作里隐藏着的荆州时期的王粲，是哀时的王粲，既是对《七哀诗》和《登楼赋》文学性的肯定，又是对这两篇名作中所蕴含想法的深切理解。

在经过了侍奉君主与走向人民思想追求的改变之后，杜甫对于《七哀诗》里王粲对妇人抱子弃路旁、满目白骨荒凉情景的现实描写就更有直击内心的触动。

王粲的《七哀诗》将落寞的仕宦之心升级，避乱之无奈，生灵涂炭之哀，壮志难酬之痛。

乱世之中的伤痛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由生理到心理的过程。

往往是先要保存生命而出奔，再路遇生灵惨像，后又漂泊暂寻栖身之所，经受乱世对人生的哀摧。

《登楼赋》所蕴含的士子之心在杜甫的诗作中留下了一道道清晰的印痕。

望荆州之丰美更能感觉刘表之无
能，遥想自己十一年的人生光景与心意抱负就都这样白白错伏，悲从中来。

王粲本借登楼以消忧，而末尾却道出：“心凄怆以感发兮，意忉怛而惨恻。

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

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

”真是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杜甫在仲宣楼上发散出来的感触似乎更多，有客中送客：“戎马相逢更何日？春风回首仲宣楼”(《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有寂中思亲：“天寒出巫峡，醉别仲宣楼”(《夜雨》)。

除了和王粲相同的“国恨”，他又在楼上感触了“家愁”。

由古到今，乱世带给仕人的悲痛基调是相同的，也是逐渐增扩的。

综上，杜甫的王粲意识来源于历史现实的相似，即去国遭乱、仕途受挫的相似境遇，目睹因战乱而饿殍遍野的情况不禁痛心；在寄人篱下，漂泊不定的生活里，更感发孤寂而思亲思友的感触。

也正因为相似的悲哀，所以使杜甫更能理解王粲登楼愁更愁的哀恸，也更发酵了这位千古诗圣忧国忧民的愁思。

参考文献：
[1](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汉)王粲著，吴云.唐绍忠注.王粲集注[M].中州书画社，1984.
[3]莫砺锋.杜甫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王金龙.王粲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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