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

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
斯蒂格利茨的贡献主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做出的。

他在其开创性论文中讲到了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的例子。

信息不对称或者说逆向选择的现象并不是在70年代才被发现的，最早的经验是劣币驱逐良币，在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市场上质量比较好的货币或者贵金属会被收藏起来，而在市场上流通的是铜的或者其他的更劣质的金属。

人们采取的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措施也不是70年代以后才有的，拍卖制度在几千年前的古罗马就被发明；还有古希腊的马市上如何使出钱最多的人买到最好的马，而出钱少的人买到比较差的马。

在保险市场上一个人去投保，其目的是为了弥补可能发生的危险的损失；而保险公司公司也不可能在亏损的情况下承担保险，它要追求利润。

如果这时信息是完全的，即投保人的信息也为保险公司所知道，那么经济学的经典范式告诉我们投保人应该选择完全保险，即应该使投保后和不投保的效用水平是一样的。

这时的不对称信息在于：比如我投了自行车的保险，那么我看管自行车的努力可能会因为投保而发生改变。

如果没投保而丢失，200块钱的损失我完全承担；如果花20块钱投了保，这时候保险公司赔我150块，这时我的损失只有130块。

而看管车是要付代价的，比如要多买一把锁，花20块。

如果投保人更关心自行车而锁两把锁，会使自行车被盗的概率下降。

保险公司是根据大数定理从平均的一样上来获得利润的。

如果所有投保自行车的被盗概率都上升，保险公司就可能会亏损。

而亏损的生意是没人做的，即前面所说的无交易，所以没有公司愿意提供自行车保险，这对那些不偏好风险的自行车拥有人是不划算的。

这样社会中有帕累托有效的一些交易就可能不会发生。

这在信息经济学里被称为道德风险，投保前和投保后投保人的行为无法被保险公司所观察到。

与之相关的逆向选择是指：每个投保人可能知道自己自行车失窃的概率，而保险公司不一定知道这种信息，这样那些觉得自己的自行车被盗的概率比较大的人会更有积极性投保，这样保险公司赔偿的概率也会变高，会更加容易亏损。

同样最终这个保险市场也会不存在。

这时保险公司为什么不采取提高保费的办法来获得利润呢？问题在于这时那些
犹豫不决的客户可能就会选择不保险，而这部分人往往是丢车概率比较小的人，因为丢车概率越小，他所能接受的保费就越低。

这时保险市场同样难以存在。

这就是斯蒂格利茨和他的合作者在1976年的文章中的重要观点:我们不能通过提高保费的措施使保险市场的
逆向选择现象消失，反而会使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来了。

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来消除这种现象呢？这就看你如何设计一份保险合同。

这里介绍两个概念：混同均衡和分离均衡。

混同均衡就是使不管是丢车概率高的人还是丢车概率低的人都愿意接受的合同；而分离均衡是说保单会使不同的人做不同的选择。

斯蒂格利茨证明了在竞争市场上，混同均衡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使高丢车概率的人和低丢车概率的人同时选择的保单，这是因为保险市场存在竞争。

比如保险公司A提供一种合同使这两类人都选择投保，那么总会有另外一个保险公司设计一个合同，把低丢车概率的人吸引过去。

这样说明存在的必然是分离均衡。

这种带有逆向选择的市场模型和斯宾塞的不同之处在于：斯宾塞提出的问题是拥有信息的人如何传递信息，如那些选择高保费的人的行动信号本身显示了他是一个高丢车概率的人，而斯蒂格利茨的模型互补性的工作是，不拥有信息的人可以设计一个菜单，来甄别不同人的信息。

在斯宾塞的模型中不拥有信息优势的人只能消极地等待拥有信息优势的人传递出他的信号，在斯蒂格利茨的模型中不拥有信息有是的人会更有主动性地设计比较好的合同，来把不同的人区分开。

这就是斯蒂格利茨模型的贡献。

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必然存在均衡。

再比如健康保险，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保险公司不清楚，他可能会在自己将要生病的时候去投保，这样保险公司也会赔不起。

为了使这种保险市场存在，投保人自己也必须承担一部分丢车的代价，也即他丢车时的收入水平要比他不丢车时的收入水平低，这时不可能是完全的保险市场，这是一个次优的结果，这也是信息不对称给人们带来的现实的损失。

在斯蒂格利茨的开创性的贡献后，做保险精算的人可能会用到他们的一些理论。

这是他在1976年的文章。

他是一个非常多产的学者，在1973、1974、1976年都有文章，他的另一个影响非常大的工作是1981年和1983年和别人合作的论文，关于信贷市场上的配给问题。

当然这是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在古典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应该相等，供大于求利率就会下降，供不应求利率就会上升。

既然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能够决定利率的话，那么有时候发现利率币供需平衡时的利率要低的话，那是偶然的短期的现象。

如果供求总能平衡的话，均衡利率会很容易确定下来，长期来看供求平衡。

斯蒂格利茨就对这个观点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他发现在借贷市场上供求不相等是一个长期的现象，瓦尔拉斯均衡是不存在的，而实际的利率比瓦尔拉斯的均衡利率要低。

这个现象在古典经济学家中也被注意到。

这个结论的理由和我们刚才在保险市场的例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个人借钱投资，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投资是有风险的；在负有限责任的情况下，风险实际由银行承担。

那些对未来投资回报率由不同预期的人所能接受的利率水平会不一样。

如果投资风险很低，回报率不高，那么他会不愿意借比较高利率的钱；而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率的投资，会越有可能申请比较高利率的贷款。

这时如果银行想通过提高利率来来弥补自己的亏损，就会把那部分有稳定回报率的那部分投资者拒之门外。

这时银行不得不采用信贷配给，即所有申请贷款的人中，只有一部分人能得到满足，哪怕有部分人想提高利率来获得更多的贷款，也不会成功。

这样银行通过有选择性地给申请人贷款的办法，来降低风险，而不是通过提高利率的办法来增加收入。

这个结论在今天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被很多银行在实践中用到。

我们发现，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交易方式安排，有些商品交易是讨价还价的，有些商品是明码标价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由于每个交易者都会考虑到双方的逆向选择问题。

它不仅是信号传递问题，还包含着人们用比较好的机制来区分不同类型的交易者。

世界上最大最著名的钻石公司每年会邀请世界上三百名富翁去参观它的钻石，规定不许讨价还价。

商家也会采取各种办法来区分消费者的类型。

关键在于，一个处于信息劣势的人有可能设计一个有效的机制，使处于信息优势的人说真话，显示真实的偏好。

这也是显示原理所证明的。

这样只要某种交易能够给人们带来利益的话，人们总可以设计那种提高自己目前现状的制度，来实现帕累托效率。

帕
累托最优是人们可能达到的技术上的边界，只要次优水平与帕累托最优水平之间有空间的话，聪明的人总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设计出某个更好的机制，以提高自己目前的水平。

斯蒂格利茨除了在这两方面做出了贡献之外，还在发展经济学上，国际贸易上，关于金融市场有效假说上，都有大量的文献，比如他关于非自愿失业的问题。

斯宾塞一个贡献是在信号选择中的效率工资的概念，正如前面马捷所说的，在一个企业中，工人可以通过选择自己的教育水平来发出显示自己能力的信号，而企业作为信息劣势的一方也并非无事可作，它可以通过设计工资菜单来筛选不同类型的人。

比如外企会给你高工资，被称为效率工资，把那些最有能力的人吸引过来。

那些没有能力的人即使给他再多的工资，也不会去外企工作，因为他承受不了工作的压力。

这样效率工资必须足够高，导致一种分离均衡的出现，使得高能力的人和低能力的人的选择不一样。

一个企业工资很低的话，会导致低能力的能才会进那个企业。

我以前做的一个工作是：不仅工资可以做到这一点，还可以通过任期来达到区别不同人的能力的目的。

究竟是高能力的人还是低能力的人趋向于接受一个比较长期的任用合同，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结果。

总之，在现实中，人们总可以找到用来区分不同代理人的手段，这种手段必须是人们容易观察到的。

如果这种手段越多，可选择的变量越多，对于提高处于信息劣势的人的效用是很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