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概念辨析

106得士；2《评命2_年第3期总第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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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概念辨析
王宇林
一、引言
"当代文学”一度被认为是“现代文学"的“延伸”，因而与后者共享了知识框架与学科追求。

如谢冕的看法 就代表了那一代人对"当代文学”的体认：
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当代的延伸。

它受到始于1919年的新文学革命确立的目标的规约。

它使新文学的精神在当代文学中得到延展和扩大。

中国当 代文学持续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即通过现代社会 和人的意识情感的加入、以改变中国古典文学造成的封 闭和隔绝，使文学在内容和表达上与当代中国人的实际有更多的联系和契合；当代文学继续扩大白话对文言的 战胜，它使中国文学在语言运栽上更为接近中国当代人 的习惯。

®
这段话中有很多值得注意的要点，其中之一是把 "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同时放入“新文学”的框架之 下。

其次创造了 "新文学”的对立面—
—古典文学。

需要 注意的是一种二元划分，即目"中国古典文学”为"封闭 和隔绝”，而“当代文学"则在"形容和表达上与当代中国 人的实际有更多的联系和契合”；这种二元性的划分还有“白话”对"文言”的战胜。

很显然，这是一种持文学"进 化论，，的观点。

以“文言”对"白话"，“封闭和隔绝，，对，‘联 系和契合”来表述“现代"以来的文学转型，本身就简化 了历史的多面性，从而遮蔽了理论能够形成的空间®。

“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变得"一元化”了，或者用洪子 诚的描述称之为"一体化”。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就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 这种‘‘进化”的思维方式，但他的叙述有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指的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 国文学。

其次，指的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 境中的文学，因而它限定在“中国大陆”的这一范围之中；台湾、香港等地区的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在文学 史研究中如何“整合”的问题，需要提出另外的文学史模型来予以解决。

再次，本书在运用“当代文学”时的另 一层含义是，“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解体的文学时期。

③
洪子诚与谢冕表述上差异首先在于时间的不同，其次是将“‘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国大陆"作为其特 点，再次则是对五四新文学"一体化”的确定。

这第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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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概念辨析
是受到“新文学"论述的影响。

但"‘社会主义’历史语 境”与谢冕勾勒的_‘受到始于1919年的新文学革命确立 的目标的规约"不同。

昌切、李扬质疑了这种'‘一体化”的 叙述方式，认为这种叙述方式"控制、筛选、操纵"了异质 性的表达。

®
由此来看，“当代文学”不再是一个自足的研究领 域，而是成为不断被“质询”的对象，已然变成了一个问 题。

研究者围绕'‘当代文学”而生产出的各种话语也变得 曰益驳杂，因而清理、反思话语的内容就变得急切而重 要。

如何进入"当代文学”，不仅体现了写作者的治学路 径，也反映了其所受的意识形态影响。

在这里的"当代文 学”，不是考察这个术语自身的特征，而是考察其"言说 方式”，也就是"当代文学'‘是如何辗转于各种术语之间 而取得其命名的地位的。

在这点上，本文的研究近于洪 子诚的研究方法。

他在〈“当代文学”的概念沖说到“想 看看‘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是如何被1构造’出来和如何 被描述的。

由于参与这种构造、描述的，不仅是文学史家 对一种存在的‘文学事实’的归纳，因而，这里涉及的、也 不会只限于< 甚至主要不是)文学史学科的范围。

”@这 一论文经过缩减和改换头面之后，在他相隔不久发表的 <“中国当代文学”》中有着相似的说明：这里考察的是 “概念在特定时间和地域的生成和演变，和这种生成、演 变所隐含的文学规范性质”。

@这个‘‘概念”，指的是“中国当代文学”。

二、“当代文学”的生成状态
以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为起点，洪子诚开 始进行对“当代文学”"构造”的清理。

在〈中国新文学整 体观〉中，陈思和认为“将作家群与创作倾向综合起来做 比较，‘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可以划分为六个特征各 异的文学层次”。

@这“六个特征各异的文学层次”受到 了李泽厚概括的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影响。

李泽厚在 〈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你1末尾总结了"六代知识分子"：辛亥的_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_代、"三八”式的一 代、解放的一代和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一代。

®而陈思 和的描述与此类似，他说"六个文学层次”：第一个层次 形成于"五四"初期;第二个层次形成于三、四十年代;第三个层次形成于抗战后期的解放区；第四个层次产生 在五六十年代;第五个层次形成于五十年代，但其"发 生影响却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第六个层次形成于 七八十年代。

陈思和所言“层次”与李泽厚所论“代”，在 意思上差不多。

不过陈思和更注重年代学的标记，而李 泽厚更看重政治变革和文化思潮对代际形成的影响。

陈 思和并不讳言他的这一看法受到李泽厚的影响。

在一次 访谈中，他谈道:"当时还有一个人对我影响很深，就是 李泽厚。

李泽厚有本书{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这本书影 响非常大.〈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后面有个后记.写了 六代知识分子相互交替的现象，我完全受他的影响.想 把李泽厚的这个六代知识分子的观点移植到文学史上 面.写六代作家的演变。

®陈思和的记忆出现了偶尔 的偏差X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的(后记 > 并没有再次提 到“六代知识分子”，这一论述是在《略论鲁迅思想的发 展〉正式提出的。

不过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里，< 略论 魯迅思想的发展)S书中最后一篇，紧靠{后记 >，估计是 这个原因导致了上述误记。

虽然洪子诚批评的是陈思和对“中国新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样的分期，但陈思和"六个文学层次”的内里是李泽厚"六代知识分 子”。

也就是说，洪子诚对陈思和论文的"吹毛求疵”也暗 含了他对李泽厚观点的批评。

无论是陈思和的年代学标 记还是洪子诚对陈思和的“吹毛求疵”，都反映了两代学 人对待"历史遗迹"或者说"历史纪念碑"的不同态度，从 而形成了反思的空间。

李泽厚在文艺上看重的是{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后来文学史的笼罩，洪子诚 则充分注意SW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他认为：“50年 代中后期，‘现代文学’对于‘新文学’概念的取代，正是 在文学史叙述上，从两个方面来落实〈新民主主义论她论述。

一是新文学构成的等级划分。

……二是文学‘进 化’的阶段论。

”®"现代文学”取代“新文学”，洪子诚 认为是对“新文学”的"缩减”和"窄化"，这就是“等级划 分”说。

而“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性质的不同，即是 “‘进化’的阶段论"。

他还将“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上推至“40年代中后期’’，并认为：“40年代初的延安文 艺整风和延安文学实验，可以看作是‘当代文学’的‘直 接渊源’"。

洪子诚的观点与周扬不同。

同样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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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周扬将其上溯至三十年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 艺”，他说“‘三十年代’以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从 广义上说，也是社会主义文艺，因为它是以科学社会主 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只是那时文艺描写的对象是民族民 主的斗争，社会主义只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理想 照耀我们前进的道路，而开国以后，社会主义已经不只 是理想，而是逐步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了。

反映社会主义 的现实就成了当前文学艺术的首要任务”。

@而在洪子 诚那里，他虽对“现代文学”“取代”“新文学”有着相当精 细的考述，但当他将其论述转移到“当代文学”时，他的 结论并未能让人信服。

他的论述更近似于持“当代文学”这一术语去回溯历史,而非在历史之中考述“当代文学”的“生成”。

他的论述还让人造成一种错觉，就是"当代文 学”也对"新文学”进行了‘‘取代”。

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方面，“新文学”在"50年代中 后期”，不仅有着“现代文学”的内容，也有着“当代文学”的内容。

另一方面，“新文学”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而是出 现在好几部文学史著之中，如洪子诚两篇文章都没有提 到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 >,还有王瑶《中国新文 学史稿>(1951、1953 ),张毕来(新文学史纲》（1955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7 ),等等。

可见，在"50 年代中后期”，"现代文学”并没有"取代”‘‘新文学”。

如果 说王瑶、张毕来、刘绶松等人着眼点还在"现代文学”，那么周扬对“当代文学”的表述则是“新的人民的文艺”(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报告）以及"社会主义文学艺 术”（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报告”）。

再比如邵荃麟的文 章（文学十年历程 >(《文艺报>，1959年第18期），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组1963年编的{十年来的新 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

虽然60年代初期出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组，1%〇)、〈中国当代文学史稿> 1962 ),但是并没有"取代”其他的表 述可能，尤其是洪子诚文提到的‘‘社会主义文艺”。

我更 愿意将这一段时间描述为“混合”或“混杂”状态，而非 “取代"。

在这阶段，"新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现代文 学”“当代文学'’彼此仍在"斗争”之中，尚未分出胜负，而 取得"领导权”。

这种“缠绕”状态一直延续到了八十年代 中期。

洪子诚并非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但当他用"一体化"来概括50-70年代的文学和文学史时，由此而形成 论述和理论的矛盾。

他特别关注文学史书写中的“赋义”及“等级序列”：
“文革”后，人们用以判断社会和文学的标准也遂四分五裂。

因此尽管“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概念还在 使用，使用者赋予的含义相互距离却越来越远。

这种变 化也有一些共同点，这就是在文学史理念和评价体系的 更新的情况下，重新构造文学史的“序列”学特别是显露 过去被压抑、被遮蔽的那些部分。

®
这个描述从广义的文学史研究来看，是相当准确 的。

不过也应该看到，这些"被压抑、被遮蔽”的部分，已经被整合进了 "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中。

只是"内 容"发生了变化，其"概念”仍然持久，而且并没有被“取 代"。

虽然“人们用以判断社会和文学的标准也遂四分五 裂”，但我以为，正是这一时期，“现代文学”和'‘当代文 学”才真正确立起自身的地位，并以其"包容性”"取代" 或“控制、筛选、操纵”了其他论述。

也就是说，只有到了 八十年代，“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才成为一种"宏大叙 事"，后来的各式各样的文学史叙述不能不也不得不反 驳、批判二者造成的学科困境。

这一过程，是随着教材编 写得以实现的，“校际合作即由各校现代文学教师组成 编写组合作编写，其组成人员往往跨校、跨省。

1980年 5月30曰，教育部印发(加强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工 作的意见》……在此前后，出现高校合作编写教材热 潮” ®。

这一时期，对“当代文学”形成了挑战的是'‘新时 期文学"。

这里出现的吊诡是，在一个“多元化”的文学生 态之中产生了 “一元化”的叙述。

三、“当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
1985年10月29曰，〈文汇报•文艺百家〉栏目发表 唐強（当代文学不宜写史 >,同年11月12日引来晓诸 〈当代文学应该写史〉应答。

施蛰存在这场论争中认同唐 搜‘认为不宜有一部（当代文学史 >”。

唐强、施蛰存的 “不宜写史”说主要是从时间上来论证其观点的。

唐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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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历史是事物的发展过程，现状只有经过时间的推移 才能转化为稳定的历史。

现在那些（当代文学史》里写的 许多事情是不够稳定的，比较稳定的部分则又往往不属 于当代文学的范围。

” 0施蛰存说:“这个状词(指‘当代 文学’一词)只有很短暂的时间性，我也以为不宜采用作 区别时代的名词，尤其不宜用作书名。

” ®洪子诚也注 意到"当代文学”与"时间性'他提到王瑶、唐馊观点的 相似性,注意到"不宜写史”除了因为时间上的“距离过 近”“情感因素”以外，还受到“学科等级观念"的影响。

但 他反对这个观点，认为：“‘当代文学’写史，肯定是没有 什么问题的。

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初也是这样。

那时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疑问，却值得研究。

” ®
不仅“80年代初的"“疑问”"值得研究"，这个时间 段内出现的与“当代文学”并置的概念同样值得研究。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文学史的命名并未统一于“当代文学史"。

如陈荒煤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中国 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陆续出版）五辑，便使用了 "新 文艺来总结“从‘五四’运动前后到1982年底”的文艺 “发展、衍变的规律和历史经验”。

(见〈出版说明 >)再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写的《新 时期文学六年（1976.10—1982.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5 )使用的是“新时期文学”而非'‘当代文学”。

如 果"当代文学”能够描述"距离过近”的事件，那么“当代 文学研究室”为何舍此而就彼？应该注意到，无论是“解 放区文学”“沦陷区文学”"延安文学”"社会主义文艺”，甚至洪子诚后来提出的“工农兵文学”都不是对文学史 的“时间性”描述,而是响应意识形态的'‘召唤”。

在这些 术语中，“新时期文学”因其内含的"时间性”而受到关 注，并一度曾'‘取代”"当代文学”，成为洪子诚所说“进 化”的等级序列的更高形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黄平 (“新时期文学”起源考释> ®的结论具有理论张力。

在 他的‘‘考释”中，"新时期文学”被置于"新时期总任务”的框架之下，也就是具有政治的意识。

但他没有注意到"新 时期文学”所具有的“时间性”特征。

从"时间性”来讲，"当代文学"的确立，并非完全是 与"新文学''或“社会主义文学”的逻辑延伸，而是在与 ‘‘新时期文学”的"斗争”中获得其地位的。

其结果是"现 代文学”"当代文学”内含其他各种术语而形成新的话语形态。

‘‘新时期文学”有着"官方”特征，与后来的"时间 性”命名的“新世纪文学"不同。

这也是本文考察“当代文 学”与“新时期文学”逻辑变化的重要支点。

如果说“现代 文学”“当代文学”是源自《新民主主义论》对社会性质的 划分，那么"新时期文学”则隐含了对前者的反拨。

迄今 为止，"新时期文学”是最后一个从“官方"得以命名且内 含"时间性”的文学史术语。

"新时期文学"的起源的‘‘时 间点”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这里暂且搁置讨论，而聚焦 于该术语的存在特征。

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新时期”不仅存在 于个人的专著以及合著之中，也存在于代表官方意见 的文学史中。

存在于个人文集中如胡采(新时期文艺论 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张炯(新时期文学论评> (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马畏安（新时期文学的思 考>(漓江出版社，1987 );存在于编著之中，如何望贤、陆荣椿选编(新时期文艺理论论争集》（甘肃人民出版 社，1984)、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编(新时期文艺论文选 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 编(新时期文艺学论争资料(1976-1985 )>(复旦大学出 版社，1988);而官方的代表性文献是周扬（关于社会 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存在于文学史中的，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新时期 文学六年（ 1976.10-1982.9 )>( 1985 )、周鉴铭(新时期文 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86 )。

在省市名之前或后冠以 "新时期”的也大量出现，中共山东省委研究室编著（山东新时期十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中国作家协 会广西分会（文学之翼——广西新时期十年文学评论 选>(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黄浩主编(新时期广东 文学评论选〉（花城出版社，1989 )、中国作家协会江西 分会编< 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百花文艺出版 社，1990)、周特新等主编< 湖南新时期十年优秀文艺作 品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

还有编年纪事的，如 黄见秋等编（新时期专题记事（1976.10-1987.10)〉（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

“新时期文学”这个术语在1986年是一个热门话 题，当时仅大型会议就有三场是以"新时期文学十年”为主题的，是为：复旦大学主办的"新时期文学讨论会”，中国作协辽宁分会和上海分会在大连合办的“新时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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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历史经验”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办“新时 期文学十年”。

@但要注意的是一些名称较为中性的著 作，如哲明主编(天津文艺理论十年 >(中国文联出版公 司，1989),权海帆等编（陕西文艺十年（ 1978-1988)〉(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韦实编著（新10年文艺理 论讨论概观(1976-1986 )>(漓江出版社，1988 ),潘旭 澜、王锦园主编(十年文学潮流(1976-1986 )>(复旦大 学出版社，1988),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上海文艺 出版社，1988)、冯牧〈文学十年风雨路>(作家出版社，1989 )。

这类著作会让读者想起与之相关的“十年文学”著作，这更能让我们思考"新时期”这一概念的政治意 涵。

这类"十年文学”选本众多，最引人关注的是中国青 年出版社出版的< 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1949-1959 )>,原计划有小说选、散文特写选、诗歌选、戏剧选、曲艺选，主持编选者分别为林默涵、严文井、袁水拍、田汉以及赵 树理和陶钝，似只出版了散文特写、戏剧和曲艺三种。

又 如上海十年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十年文学选 集 >，"计有论文、短篇小说、特写报告、散文杂文、诗、儿 童文学、话剧剧本、戏曲剧本、曲艺等十种"，后又增加 “电影剧本"一种，1959-1960年陆续出版。

再如河南省 文联编选的河南十年短篇小说、曲艺、现代剧本、诗歌、歌曲、儿童文学等八种选本，1960-1964年陆续出版；〈文艺报》编辑部编(文学十年>(作家出版社，1960 )，等等。

把这两个"文学十年”放在一起考察，一方面能看 出“新时期"这一命名的政治含义,也能看到它的"时间 性”的突出并不是自然流动的结果，而是由于政治的赋 予所导致的。

因为任何一个十年都可以被值得纪念，为何单单突出这两个时期，其间的价值选择、思维转变就 值得引起研究者的思考。

正是在这一点上，"新时期文 学”承担了 "当代文学”的功能，可以将前者理解为后者 的一个更加"新”的时期。

洪子诚说的"‘进化’等级性”和 "时间性”以及黄平说的“政治性”，都在“新时期”这一术 语上得到了体现。

四、“新时期文学”的不同内涵
正是“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本身与"新文学”的“同源性”，导致了其学科化的困难。

‘‘新文学”止于“当下"，因而其具体时间点无法确定，而“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它们止于"何时"，也不断被 作为问题思考。

我认为对学科起点的不断考察与追问，是一门学科得以深化的前提。

也正是对“起点”或相类似 的‘‘时间性”的追问，使得学科具有生命力。

最近一些学 者倡言“长八十年代”与短八十年代”也可作如是观，但 这些概念究竟能够释放怎样的能量还有待观察。

这里罗列一些关于“起点"的论述。

丁帆详细梳理 了‘‘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据他的考述，有8种之多，加上他自己所持的"起点”，则有9种。

每一个起点不仅 包括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同时也包含一个事件。

这9 种"时间点”分别是:（1 ) 1919年"五四运动”，（2 ) 1917 年"文学革命”之发生,（3) 1915年〈新青年〉创刊，（4 )袭用勃兰兑斯"世纪切分法”而使用1900年,（5) 1898 年‘'戊戍变法6 ) 1892年< 海上花列传〉之发表,（7 ) 1840年“鸦片战争”,（8 ) 1890年< 黄衫客传奇》的出版；
(9) 1912年“民国”肇建。

®而相对应的，"当代文学"的 ‘'起点”,也有不同的看法，罗长青归纳了 5种:（1 ) 1949 年第一次文代会或“新中国"的成立,（2) 1942年毛泽 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 ) 1930年的“左翼文 学”或1928年"革命文学4 )“文革"结束(1976年或 1977年或1978年或1979年或1980年或1981年）,（5 )“‘新时期’及其以后”（1985年或1990年或1992年或 2〇〇〇年)。

®
"当代文学”的"后退”或"前进”，都意味着“现代文 学”的"增力卩”或"缩小"。

这是一种"二分法”。

但如果对当 前的学科作以上的观察，就会发现在与"当代文学”有关 的学科化命名中，还没有哪一个术语像"新时期文学"一 样，被不断地思考其起点。

这是我认为"新时期文学”为何应该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鼎足而三"的第三个 原因。

对"新时期文学""起源”的追溯，黄平简要归纳了 其中三种，加上黄平提出的一种，共四种:（1 )史燮之(蒋 守谦）<__新时期文学"话语溯源>认为始“自刘白羽在第 四次文代会期间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 上所作的(开幕词>” ；（2 )丁帆、朱丽丽〈新时期文学K人为政治上的“新时期"始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而"新时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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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概念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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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始于（文学评论> 1978年第3期刊载的周柯< 拨乱反 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评论工作>;(3 )刘锡诚<“新时期 文学”词语考释似为始于1978年5月召开的“文联三 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4 )黄平认为“源自1978年春 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

在文末，黄平似乎颠覆了他所考证的结果，他说："‘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永远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而是作为一个元问 题，被不断地重返与叩问。

"®
黄平文章的“龃龉”来自他对"新时期文学”考证依 附于“政治”，而顺势将其置于“现代性"中，这就使得"新 时期文学”具有“变动不居"的特点。

也就是说，他突出了 新时期文学’'的“新时期”意涵，甚至也可以说是“新”的意涵。

但他没有注意到"新时期”作为一个整体，虽然首 先是“政治性”的,但同时也包含了“时间性”。

当他将前 者置于后者之中的时候，就出现了矛盾。

由此，"新时期 文学”就具有两面性，一面是"政治性”，另一面是"时间 性"。

当"时间性”逐渐“纪念碑化”了以后，就可再进一步 思考，则会发现“新时期文学”的“时间性”具有的是其美 学特征。

也就是说新时期文学”成为思考的对象也即 成为审美的对象，从而具有“政治”和‘‘审美”的特征，它的"政治性”特征在洪子诚、黄平的文章里得到了很好的 阐释，但其"审美性”则有待发覆。

®
在'‘现代性”的论述中，为“新文学”"现代文学""当 代文学”"新时期文学”赋义的研究所在多有，更有从整 体对"新文学”进行"提问”的，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 三人合著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以及陈思f lK中国 新文学整体观早期反思的代表性观点。

但遗憾的是，两种观点都没有付诸实践,仅仅提供了理论上反思的痕 迹。

90年代以后，随着"一国两制”的实施，构建一个涵 盖台、港、澳"两岸三地”的"大文学史”迫在眉睫。

不特如 此，世界文学视野下的海外华文书写如何定位，更成为 一个棘手的问题。

于是研究者造出了各种名称：“共和国 文学”“台港澳文学""大湾区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世 界华文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是"华语语系文学"与"汉语 新文学”，而“华语语系文学"的倡导者史书美和王德威 的观点互歧。

@如此种种，都让研究者重新思考已经结 构化了的"现代文学”“当代文学"。

正是在回应海外华文 文学的过程中，“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构成不断变化，其特征之一，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对“起点”的考述。

“新时期文学”是在上述命名之内或外得以产生的，这个命名本身，其实可以看作‘‘重写文学史”思潮 延续。

反思"文学史学”也相应得到关注，21世纪以来 反思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成果有戴燕（文学史的权力〉(2002 )、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2004 )、程光讳(文学史研究的兴起>(2008 )、陈平原〈作为学科 的文学史>(2011 )。

陈平原自言自1988年就开始关注 文学史的研究，先后编著多种图书，如< 小说史:理论与 实践>(1993 )、〈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1999 U作为 学科的文学史>«重于文学教育与文学史写作的关系，也就是文学史的传播、接受状况。

戴燕则试图从后现代 理论出发，讨论文学史写作中的话语与权力。

陈国球以 文学史家为中心，讨论了（京师大学堂章程〉之版本、林 传甲、胡适、林庚、柳存仁、司马长风的文学史著，而欲建 立"文学史学"。

如果说陈平原、戴燕、陈国球三人是从文 学史的外部一-与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的关系——
讨论其形构，那么程光炜则回到"文学史”本身，清理文 学史构成过程中的概念和方法。

这样的两条路径是将"新时期文学”问题化的重要 方法，一是对其“起源”进行考辨，另一条则是将其放入 "重写文学史”这一"事件”之中。

"新时期文学”的动态性 可从泛称"新时期文学十年”“新时期文学四十年"中看 出来，其“稳定性"主要指"后新时期”的兴起而导致其 命名的结束。

1993年"中国新时期文学走向”会上"与 会者认为，新时期文学已经走向了它的终结.并同意将 新时期文学的下限划到1989年为止”。

®这也是一般 研究者认为的时间点。

当然，也有人认为‘‘自1979年至 今延续30余年的‘新时期文学\作为一种思潮,已经结 束，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页”。

®无论是哪一种，都显示了 想把'‘新时期文学’’“凝固化”的企图，从而开启另外的学 术论述，但到底如何概括，似乎还没有共识。

于是，有的 研究者提出“返回”或者"重识”"当代文学”。

五、结论
如果从"政治现代性”的一面来观察“新时期文 学”"当代文学‘现代文学”的起源，忽视"审美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