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理论与经验分析

信息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理论与经验分析
张跃胜
【摘要】This paper introduces informatization into economic growth function and analyzes the role of informatization played in the economic growth.Firstly,this paper offers to construct an informed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model.It discusses the relation between informat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ory.A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is co-determined by informatization,labor and capital.Secondly,this paper verifies the relation between informatization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with a VAR model,Showing that there i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The informatization’s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economy will last for a while and eventually tend to disappear.In addi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durations of the impacts that informatization exerts on different industries varies from one to another.In order to achieve a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China shoul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promote both the technical innovation level and labor force quality by informatization.%本文将信息化引入经济增长函数中，利用VAR 模型对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分析。

首先，构建包含信息化的内生经
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信息化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信息化、劳动和资本三者共同决定。

其次，利用 VAR 模型对信息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验证，发现二者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持续性并最终趋于消失。

此外，分行业讨论了信息化对各产业的影响，发现信息化对各
产业的冲击持续时间存在差异。

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国应加快信息化建设，并通过信息化促进技术创新能力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期刊名称】《经济与管理研究》
【年(卷),期】2015(000)004
【总页数】7页(P63-69)
【关键词】信息化;经济增长;内生经济增长模型;VAR 模型
【作者】张跃胜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西安市，71006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4.1
信息化发展状况已经成为衡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实现经济与社会的信息化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要战略选择。

中国政府提出的“两化融合”和“四化同步发展”，必将有效地推动中国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国外关于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

斯蒂格勒（Stigler，1961）第一次将信息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引入到经济运行机制中加以研究［1］。

马克卢普（Machlup，1962）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层面研究了信息化
与国民经济的关系［2］，揭开了研究信息化对国民经济影响的序幕。

查尔斯（Charles，1983）对美国信息资源与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信息资源对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3］。

爱德华（Edwards，2002）以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为例，研究了信息技术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关系［4］。

虽然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证实了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也有部
分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

罗伯特（Robert，1999，2000）认为信息技术对提高耐用品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有一定的作用，但对非耐用品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几乎没有作用［5-6］。

尼古拉斯（Nicholas，2001）通过对信息技术的投入产出的
研究，也认为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大，甚至认为自1994年以后，英国的劳动生产率非但没有上升反而在下降［7］。

古斯特和马奎斯（Gust&Marquez，2004）对13个工业国1992—1999年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信息技术除对
美国经济增长产生较大作用外，对其他工业国家的作用不大［8］。

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罗宜晶和蒋金山（1997）认为信息技术是经济发展中
起到关键作用的生产力要素之一［9］。

徐瑾（2010）认为信息化对拉动地区经济增长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效应，信息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日趋协调［10］。

姜
涛等（2010）检验了中国信息化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发现总体上存在信息化
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且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存在异质性［11］。

孙琳琳
等（2012）利用行业面板数据，从ICT资本深化、ICT生产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改进以及ICT使用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改进三个方面分析了信息化对中国经济增
长的贡献，认为信息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于前两个方面，ICT使用尚未带来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12］。

张敏和马泽昊（2013）也认为信息化对
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信息化每提高1%，经济增长提高0.01%～0.05%，并对产业结构调整亦有重要促进作用［13］。

此外，李立志（2010）实
证分析了信息化对河南经济崛起的贡献［14］，甘莜青（2014）分析了中部六省
的信息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一致认为区域经济增长与信息化存在协整关系和长期均衡关系，与区域经济增长呈正向关系［15］。

综上，国内外对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多数属于实证研究，尚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

为此，本文将信息化指数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层面探讨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和影响途径，且运用
VAR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验证，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基本假设
假设1，假设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和环境内，信息化水平St一方面是由上一期
的信息化水平St-1决定的；另一方面还受到信息化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即随机
影响因素εt的影响。

假设第一时期的信息化为S1=ρS0+ε1，经过迭代后可以得
到t期的信息化水平为：
式（1）中，ρ为本期信息化对上期信息化的修正系数，假设每一期的修正系数ρ
是相同的常数，并进一步假设信息化是不断提高的，即存在ρ＞1；随机影响因素
ε满足正态分布假设，即εt～N（0，σ2）。

假设2：信息化是通过资本折旧率来影响资本成本的，信息化程度越高，资本利用效率越高，产生的资本折旧也越少。

假设修正系数ρ和随机影响因素εt都影响资
本的折旧率，t期的资本折旧率为：
式（2）中，δt表示资本的总折旧率；δ0为自然的资本折旧率，其为常数；δ（ρt）和δ（εt）表示信息化对资本折旧率的调整。

假设3：假设本期的物质资本存Kt是由当期的固定资产投资Invt和上一期的物质资本折旧（1-δt-1）共同决定的，即存在Kt=Invt+（1-δt-1）Kt-1，进一步假设初始物质资本存量为K0，每一期的固定资产投资是固定的，存在Invt=Inv0。

因此，经过迭代可得到t期的物质资本存量为：
假设4：假设劳动力增长率是外生的，并且劳动力市场完全出清，t期劳动力供给为：
式（4）中，Lt为t期的劳动力供给，L0为初期的劳动力供给，n为劳动力增长率。

（二）经济增长函数
假定在社会总物质资本存量K中，用于经济增长的比例为μ，用于技术研发的比
例为1-μ；总劳动力L中用于经济增长的比例为v，用于技术进步的比例为1-v；
并进一步假设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进步是资本体现式的。

信息是一种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可以在经济增长和技术研发过程中独立发挥作用，其在经济增长和技术研发函数中的弹性分别为φ和φ。

同样按照C-D函数的形式，可以得到经济增长函数为：
式（5）中，α、β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也可以表
示二者在经济增长函数中的相对重要性，并假设存在α、β∈（0，1）。

在将部分物质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分配到经济增长部门的同时，剩余部分分配到技术研发部门中，假设技术研发函数为：
式（6）中，γ、η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对技术研发的弹性，也可以表
示二者在技术研发函数中的相对重要性，并假设存在γ、η∈（0，1）。

将技术研发函数带入经济增长函数中，经济增长函数可变换为：
式（7）中，κ=φ+φα，θ=β+ηα，∂=α（1+γ），M=μα（1-μ）αγvβ（1-v）
αη，因此可以得到技术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是由信息化、物质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
三种共同决定的。

（三）经济增长率分析
经济增长率可以表示为：gt=（Yt-Yt-1）/Yt-1=Yt/Yt-1-1=eln（Yt/Yt-1）-1，
为便于分析，这里假设y=ln（Yt/ Yt-1）。

观察发现，经济增长率gt与y正相关。

为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y的相关特性来分析经济增长率的特征。

根据前文假设，可以得到y的表达式为①这里假设初期的固定资产投资满足折旧的抵消，也即存
在Inv0≥δ1K0，这也是保证y有意义的前提。

：
假设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逐步递减，即信息化仅在第一期会受到一个外部冲击εi，而其后各期仅是做一些适应性的修正，也即存在εi=0，i=2，3，…，t。

由于
信息化对经济增长冲击的递减特性，当t→∞时，有Inv0→δ1K0，则式（8）可变为：
由于假设信息化是不断进步且每一期仅是做出适当的修正，因此ln（ρ）是一个大于0的常数，且人口增长率n在一定时期内也是保持不变的，所以可以得到y也
趋向于一个常数。

经济增长也会以一个平稳的速度增长，其是由信息化的修正系数、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以及信息化和劳动力在经济增长函数中的贡献率四者共同决定。

通过理论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但分析结果却表明，经济增长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因为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四个因素均是外生的，这与索罗的经济增长模型结论一致。

（一）模型构建
本部分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t Autoregression，VAR）研究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经济增长和信息化VAR模型的基本结构方程为：
式（10）、式（11）中，ζ1t、ζ2t为白噪声过程。

（二）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反映信息化水平的主要指标，即信息化指数，包括电话普及率（部/百人）、移动
电话普及率（部/百人）、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
盖率（%）、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工业增加值（亿元）、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从业人员数（万人）、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利润总额（亿元）共七个指标；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率（gdp）、人均经济增长率（pgdp）、第一产业增
长率（firgdp）、第二产业增长率（sedgdp）和第三产业增长率（thrgdp），以上指标数据均来源于1985—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数据库。

（三）信息化指数计算
本文采用熵值法来确定指标权重。

为保证各指标的平稳性和非负性，本文采用公式对所有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及非负数化处理，其中x′ij表示第j类指标、第
i个数据的标准化值；A表示常数，目的是消除xij中出现的负数，表示第j类指标的均值；δj表示第j类指标的标准差。

信息化指数的测度结果如表1和图1所示
①限于篇幅，详细计算过程省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

（四）数据检验
1.单位根检验
VAR分析要求保证相关变量的平稳性，以避免出现“伪回归”。

本文采用ADF方法检验数据的平稳性。

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显示，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下，五个经济增长指标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这五个变量都是平稳的。

而信息化指数变量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但一阶差分之后的信息化指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因此本文采用一阶差分之后的信息化指数（dS）也即信息化指数（S）的变动来代替信息化指数，与经济增长指标直接进行VAR分析。

2.滞后阶数的确定
在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后，本文采用滞后长度标准（Lag Length Criteria）来
分别确定信息化指数和五个经济增长指标之间的VAR模型滞后阶数，检验结果表明五个VAR模型都为二阶滞后，因此，本文确定五个VAR模型的滞后阶数都为2，同时五个方程的单位根都在判别图圆内，如图2所示。

3.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表3可知，除第一产业增加值和第二产业增加值不是信息化指数变动率的格兰
杰原因，没有被拒绝外，其他八个原假设均被拒绝，也就是说信息化变动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五）VAR脉冲响应分析
根据前文数据，得出VAR脉冲响应结果，如图3所示。

由图3可知，信息化指数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相关指标具有明显的震荡作用，信息
化指数变动对GDP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和第三产
业增加值增长率四者在开始时产生正冲击效应，并显著增大。

前两者在滞后二期达
到最大值，而后两者在滞后一期达到最大值，随后下降，也即效应回调，并超过零边界，变为负的冲击效应，最后由微调到平稳状态，冲击效应消失。

而信息化指数变动对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的冲击效应正好相反，会先产生负向冲击，随后上升，回调到正向冲击并最终趋于0。

此外，还可以看出，信息化对不同产业冲击的时间效应是不同的，对第一产业的冲击持续时间最短，大约为5期，对第二产业的冲
击大约持续11期，而对第三产业的冲击持续时间最长，大约为15期。

本文认为
造成信息化冲击时间效应不同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不同产业对信息化的依赖程度不同，第一产业对信息化的依赖程度最小，它可以迅速做出调整，而第三产业对信息化的依赖程度最大，其波动时间也最长；二是第三产业的市场化程度最高，其调整过程更加复杂。

综上，本文通过历史数据分析发现，信息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与理论分析相吻合，正向冲击的时间要大于负向冲击的时间，并在若干时期后趋于平稳，经济增长率会保持一个稳态值。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信息化因素的经济增长函数，分析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并构建信息化指数，对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信息化是影响经济长期稳定的主要外生变量之一，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信息化除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外，还可以通过影响物质资本积累和技术研发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信息化将是中国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第二，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不是一期完成的，而是一个累积动态过程，整体上来看大约在第10期之后趋于稳定并消失；第三，信息化对不同产业的经济增长冲击的力度和时期存在异质性，对一、二、三产业的冲击时效逐渐上升。

根据结论及相关分析过程，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保持信息化变迁的稳健化和规则化。

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都表明，信息化的稳定变迁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并在若干时期后使经济增长趋于稳定。

因此应保证信息化变迁过程的平稳性，减少信息化剧烈变动、避免制度的朝令夕改，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第二，以信息化促进各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

研究表明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随时间的变化而逐渐消失，同时中国现阶段人口增长率也在不断下降，人口红利会相应地逐渐消失，因此必须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而技术创新成为必然选择。

因此，可以通过提高信息化水平来降低技术创新成本和提高技术创新效率，使信息化与技术创新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机制，从而实现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第三，以信息化提高劳动力素质。

在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提高劳动力素质成为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选择。

信息化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重要因素，劳动者通过获得信息，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术，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更加适应社会的需求，增加劳动力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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