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对“社会进步与道德演进”问题的超越——以代价理论为环扣

论马克思对“社会进步
与道德演进”问题的超越
——以代价理论为环扣
张雯
摘要：马克思对社会进步与道德演进问题的讨论延续了启蒙以降“文明与道德的悖反”这一思想议题，唯物史观的建立为这一议题打开了新的视域，而代价理论的引入则使其得到进一步厘清。

就道德演进而言，如果说唯物史观对社会结构“基础”与“上层”的二分法决定了道德演进与社会进步一样，也呈现为一种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那么代价的存在则让此二者以一种“经验化”的方式嵌套在一起，而在这个结构中，代价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二者共享的环扣。

就代价自身而言，它不再是卢梭文明与道德二者选其一的消极选择，或康德、黑格尔先验本体式的神秘引导，而是进步自身逻辑链条中的一环，并与后者辩证统一于一个整体的社会进步学说。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成果，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有效解决了社会进步与道德演进中的代价问题，因而也弥合了启蒙哲学家关于“文明与道德悖反”的思想张力。

就此而言，马克思对启蒙哲学家实现了超越。

关键词：进步；道德；代价；社会
作者简介：张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后。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21）03-0005-08
近年来，随着对马克思社会进步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关于社会进步与道德演进的关系问题也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

然而，就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来看，或多或少有一些不周之处。

这表现在，一方面，囿于对“唯物主义”的标签化、机械化理解，许多学者将此问题简单地化约为一种“经济决定论”，认为马克思的道德演进讨论完全服从于经济主义历史观；另一方面，有些学者宣称找到了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道德时的“不一致性”——既批判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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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道德的堕落本质，又承认资本主义道德的进步性，因而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进步与道德演进关系的思想中存在一种启蒙式的“悖反”。

如果说前一种思路失之于表面，那么后一种思路虽然体察到了此问题的一丝细微之处，但仍然没有找寻到恰当的解释路径。

实际上，马克思对于社会进步与道德演进关系问题的探讨根植于西方学界自身的思想传统，即“文明与道德的悖反”，这一思想传统肇端于启蒙以降的卢梭、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但最终在马克思的社会进步理论中得到科学的诠释，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代价理论的引入。

本文尝试从这一角度出发，对马克思的进步与道德思想及其对西方传统的超越作出新的理论尝试。

一、文明与道德的悖反
西方思想界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究源远流长，在近代社会进步观形成之前，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是历史循环论和倒退论。

就循环论而言，如古希腊的柏拉图就将人类历史视为“不断毁灭又不断恢复”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人类一再被洪水、灾害和其他许多原因毁灭过，生存下来的只是小部分。

……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种数量的增加，文明才前进到现在的发展阶段。

”①与循环论不同，倒退论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退步的过程，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古希腊的赫西俄德。

通过将人类历史划分为黄金、白银、青铜和黑铁四个时代，赫西俄德认为人类历史的本质就是文明的不断倒退和道德的逐渐衰败。

进入神学时代，在基督信仰的观念下，神学家将世界历史视为一个从上帝创世到最终审判的神圣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呈现出一种双重内涵：在积极意义上，它成为一个向“上帝之城”不断逼近的救赎史；在消极意义上，它成为了一个等待“末日审判”的堕落史。

相较于现代世界以进步为基调的历史观，我们不难发现两个问题：其一，受历史观支配，“进步”这一观念在古代西方从未占据主导（除非我们将基督教的救赎史观也视为一种进步观念），无论是循环论将历史视为周而复始的反复，还是倒退论认为社会历史不断走向退化和衰亡，这都是一个和“进步”无涉的命题。

其二，古人探究历史的发展，更多关注历史自身的规律，并没有将历史发展与道德演进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量。

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还是中世纪的神学家，尽管他们的历史论述中有关于道德问题的反思或批判，但都没有形成关于这一问题的整全性理论。

实际上，西方思想界关于历史发展与道德演进问题的系统性反思形成于启蒙时期，而其关键的思想奠基正来自进步观念的形成与普及。

自启蒙运动以来，伴随着理性主义进步观的形成，道德问题开始被纳入对社会进步的反思当中。

借助于对理性的“发现”和运用，思想家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出广泛而深刻的探讨，并将其带有浪漫人文主义色彩的道德思考带入其中，由此大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分野。

第一，推崇理性，对人类社会进步与道德的提升充满乐观，这其中以法国思想家孔多塞为代表。

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的探究，孔多塞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理性的觉醒同步发生，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最终会走向一条社会进步与道德发展同时趋向完美的道路：“依据推理并依据事实，自然界对于人类能力的完善化并没有标志出任何限度，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而且这种完美性的
①柏拉图：《法律篇》，何勤化、张智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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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遏阻它的力量为转移的；除了自然界把我们投入在其中的那个地球的寿命而外，就没有别的限度。

”①第二，反思理性，对人类社会进步与道德演进问题作出更为深刻的思考。

此问题由卢梭发端，并经由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不断演绎，最终不但形成了丰富的思想学说，而且开启了西方学界关于“文明与道德的悖反”这一问题的思想传统。

卢梭是近代西方反思理性的一面旗帜，面对当时社会进步中出现的种种道德问题，他从人性的本质和道德的归属出发，批判理性膨胀下的现代文明，进而反对文明史的进步观。

为此，卢梭作出“自然状态”的理论设定，并以其考察社会、人性，反思人类历史中的理性和道德。

在他看来，“自然状态”下的人们没有争斗，享有天生的和平与自由，而进入到“不自然状态”（社会状态）后，文明虽然得到了发展，但人类的善良本性却不断被吞噬，由此就走向了道德的堕落与衰败；而在“自然状态”已不可得的情况下，唯有通过设立契约来使二者相容，从而为人类道德的维系提供制度保障。

由此可见，卢梭的历史观是一种文明与道德的二分法，在他这里，文明的进步与道德的退步是历史发展的一体两面，也是社会进步的永久悖论。

康德的思想受卢梭影响非常大，他与卢梭都将人作为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尊重并高扬人的主体性。

然而不同的是，卢梭所强调的人是应然“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人，而康德所强调的人是实然状态下的社会人或文明人，其除了是一个自然存在者外，更重要的还是一个道德存在者。

在此基础上，康德将人类历史视为一种先验理性，它由“善”开始，并以其自身宰制和引导文明发展（他称这一过程为“大自然的隐蔽计划”），从而就对卢梭的文明史观形成了某种推进。

在康德看来，作为自然的人会追求物质上的最高，即幸福；而作为道德的人则会追求道德上的最高，即善。

然而，二者之间却存在着矛盾，要想实现最大的物质幸福，必然会对道德目的造成影响；而要想拥有最高的道德，物质追求则会受到限制。

因此，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大自然”的道德目的和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的运动史，而“大自然”的道德目的则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最终引导人类在道德和幸福的矛盾中以一定的幸福为代价而获得道德上的至善，这是“大自然”的目的，也是人道道德本质的体现。

与卢梭和康德相比，另一位“复杂”的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同样保持了对道德问题的关注，并以完全相反的思路得出了与前者相似的结论。

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本质是绝对精神，其内核则是自由。

因此所谓世界历史实际上就是绝对精神不断实现自身，亦即自由不断展开与发展的过程：一方面，历史通过自我意识和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产生和发展，它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个“客观理性引导下的过程”；另一方面，在“绝对精神”的指引下，历史的终点又内在化地呈现为自由意识的达成，从而最终历史的进步就是“自由意识的进步”。

而在这一过程中，恶作为“反命题的道德”也参与到意识的这一辩证运动过程当中，并作为对旧道德的否定以及对自身的否定，共同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黑格尔的这种立场虽然承认了历史的规律性和进步性，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

”②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使其难以寻找出社会历史的真正规律，直至马克思的出现。

①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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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的超越性思路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马克思对社会进步与道德演进关系问题的讨论延续了启蒙以来关于“文明与道德的悖反”这一思想议题①。

不过，借助于新的理论工具——唯物史观，马克思对这一议题打开了新的视域，由此也形成了一种超越性的思路。

从唯物史观角度出发，马克思认为，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准则，在本质上是经济关系的产物：“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

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

”②同时，由于道德呈现于“现实的人”，因此没有任何一种道德是永恒不变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都有不同的道德观念。

恩格斯则认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

”③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解读中，我们可以对道德作如下理解：其一，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因此它必然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规律；其二，道德是人类关于社会生活的一种规则或规范，因而它在一定意义上能反映一个社会的精神标准，指导人们的行为；其三，作为一种观念，道德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不断变动，且其变动主要取决于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这两个因素。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它们是决定道德演进规律的核心因素。

就经济关系而言，在马克思这里，道德归根到底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如果一种经济关系的形成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并由此推动了社会的进步，那么此经济关系下的道德观念就应当被理解为道德的进步，反之就不能视为道德的进步。

然而，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而是应该放置到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批判中去理解。

以资本主义为例，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④但同样无法忽视的是，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建立在对封建经济关系的摧毁之上，那么这种摧毁还应当包含由后者奠基的社会关系和思想观念（包括道德观念），“没有社会关系、思想观念、道德观念的变革、进步，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能的”⑤。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道德的确实现了相应的进步，就如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的“市民道德”或许不能称为善的道德观念，但相比于封建时代的“臣民道德”，则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就阶级关系而言，道德观念天然地呈现在阶级关系当中，而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尤其体现出其阶级性的一面：“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
①关于此问题的详细探讨，可参考张雯：《文明与道德的悖反——卢梭、康德社会进步思想的考察与反思》，《理论月刊》2019年第1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15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0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⑤刘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进步与道德关系的思想》，《求索》199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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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①这是因为，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整体的利益总是与某些特殊个体的利益一致，而这些特殊的个体实际上就是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社会阶级。

在马克思看来，这些阶级群体由于形成了先进的生产力，往往超前于时代的平均水平，因此也往往代表着道德发展的整体方向。

实际上，在社会形态与性质转变的历史过程中，无论是封建领主还是资产阶级，他们都曾是这样的“特殊个体”。

当他们处于上升时期时，由于他们的行为能够促进人类利益，因此他们的道德就是进步的、善的；反之，当它们滞后于时代的角度，它们的行为反而会对社会进步产生消极乃至破坏的意义，因此它们的道德就是退步的、恶的。

而此时，道德的发展方向就会转向那些代表先进生产力、敢于和压迫者反抗的阶级。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道德演进所作的厘定中，我们可以看到，马恩对道德观念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反对以道德化的批判来衡量社会进步，这是他们和启蒙哲学家“道德化文明史观”的不同之处。

然而，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道德批判呢？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有过详细的论述：“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

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

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的奴隶。

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

”②这种论述非常准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所呈现出的不一致性和矛盾性。

一方面，物质的力量不断发展，大机器工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产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各种新的工具被制造出来，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了更多便利。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飞速发展，却导致了人的异化，人的价值被消解、个性被压抑、人与人的关系也产生扭曲，甚至出现了反人的力量。

同时，伴随而来的还有人的体力的衰退、道德的败坏、愚昧无知的盛行以及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

这些矛盾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出现虽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道德衰败。

的确，如果粗略地审视一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考察的问题，似乎会得到一个粗疏的印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具有强烈的反对甚至厌恶意味。

既然马克思在谈论经济发展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时，道德作为社会存在的产物，那么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似乎就是道德进步。

然而，如果我们承认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认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文明的发展，那么它在道德领域所呈现出的种种剥削和压榨则又不能不说是一种道德的退步。

这样看来，在马克思这里似乎确实存在着“文明与道德的悖反”。

实际上，对于马克思的论述，我们不能作如此片面化的理解，道德作为社会意识虽然由社会存在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本身的演进与社会进步呈完全同步化的态势。

其一，从长时段或人类发展的整体来看，道德是呈现进步趋势的，这是由经济关系对它的影响所决定的。

但正如社会本身在进步过程中会出现反复、停滞甚至倒退一样，道德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复杂的外力和内力因素，其自身的演进与社会进步也会呈现出一定的偏离甚至背离，它与社会进步并不必然完全对应。

其二，尽管道德作为社会意识由社会存在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自身完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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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具备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就体现在，一方面，道德有其自身的演进逻辑，它是社会物质基础（如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上层建筑（国家的政治形态和作为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二者合力的产物。

另一方面，道德在演进过程中，其自身也包含着一种复杂性，它既可能在对旧道德的扬弃中发展自身，又可能作为某种对立面阻碍这种发展，如劳动者独立人格的形成打破了“依附性”道德，实现了一定的平等，但同时也潜在地推动了人的“物役性”。

其三，作为意识形态，道德也会对社会进步产生一定的反作用，从而对后者形成某种观念或价值上的影响。

因此，与其说马克思的历史观存在一种“文明与道德的悖反”，毋宁说二者在马克思这里达成了某种“和解”，尽管这种“和解”仍受唯物史观“基础”与“上层”的二分法宰制。

三、代价理论的作用
从辩证的唯物史观角度出发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马克思关于社会进步与道德演进之间的思想张力。

然而，如果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对此问题的周密之思，我们还需要引入一个新的角度，那就是代价理论。

正如启蒙哲学家多从“代价”的角度反思“文明与道德的悖反”这一思想议题，在马克思这里，“代价”同样是理解社会进步与道德演进关系的一个重要路径，只有从代价理论出发，我们才能对马克思的社会进步与道德演进思想形成更加深刻的认识。

首先，需要正确理解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代价因素。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进步的评价尺度包括两个核心内容：其一，生产力的发展；其二，人的发展。

其中，生产力发展尺度是一种客观的尺度，而人的发展尺度是一种综合的尺度，二者相互补充、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社会进步的基本考量要素。

然而，就现实情况来看，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生产力作为人类活动基础因素都是有限的，它也无法满足社会所有成员的发展需要，因而社会的进步也就只能以先满足部分人群的形式展开。

实际上，在阶级社会，人类的发展常常是以牺牲个人、群体甚至整个阶级的利益为代价的：“个性的比较高级的发展,只有经过牺牲个人和历史过程来取得。

……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①这些个人、群体乃至阶级在利益上虽然作出了牺牲，但也在客观上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开路者，而人类高度发展的文明也正是在这种牺牲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这就是社会进步中的代价问题。

而从道德层面来看，“代价”的逻辑同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人类道德的每一次演进都会产生相应的道德代价，而每一次的代价又都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物，推动了道德的进一步发展。

如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形成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道德发展，但由于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与阶级关系，这些发展了的道德（如平等、自由）最终都变成了法律文件上的空洞条文，而其背后的实质则是资本家突破道德底线的剥削与奴役，而由此形成的“劳动异化”更是让人的主体性沦为生产车间中的工具和零件。

又如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物质资源的丰富和生活水平的提升，这应该有助于道德的发展，但却更多造成了价值上的拜物、精神上的空洞和心灵上的迷失。

然而，作为进步中的否定性因素，道德代价本身又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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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难以避免的，就如社会进步一样，道德进步过程中总会产生许多否定性的精神产物，但每一个历史阶段的道德与之前相比又确实有了提升，道德正是以代价的方式来推动自身的发展，进而实现新层面的跃迁。

因此，无论是社会进步还是道德演进，实际上都遵循着代价的辩证逻辑。

而回到历史的整体，我们发现，虽然历史具有进步的基本规律性，但进步的每一次实现都必然会产生相应的代价，历史发展从来都是进步与代价并存交错、以代价换取进步的过程。

代价问题深深扎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谈到进步不能不注意代价，而说起代价也必须强调进步，二者之间是永恒的辩证关系。

当然，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体两面，进步和代价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固化关系，而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当中。

一方面，代价会随着进步的大小而产生相应的变化。

对于较早阶段的代价来说，它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进步带来的效果，但削弱的目的却是为了下一步的发展获得更大的动力，避免更大的代价。

因此，早期的代价往往会为下一阶段的进步提供新的机遇、新的条件，这中间是一种辩证转化的关系。

另一方面，代价会随着人的目的变化而产生相应的变化。

从某种意义来看，代价的出现并不是盲目的，而是以一定的目的行为作为前提，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形成的各类代价其实也是出于自身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而在其实现过程中，代价就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向。

然而，无论代价如何变化，它都始终作为一种“特殊规律”，与进步共同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完整逻辑。

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进步规律表述为“波浪式的前进和螺旋式的上升”，就是因为他站在历史辩证法的高度，看到了进步的代价性。

由此出发，对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道德批判中呈现出的所谓“文明与道德的悖反”问题，我们就形成了进一步的认识。

正是由于看到了进步的代价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道德批判虽然立足于批判，但却高于批判。

一方面，马克思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其所处的时代的各种道德问题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就是以“人的价值”为代价来换取“物的价值”，而其最终的结果就是人的异化，因此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重新打开人的价值主体性。

另一方面，马克思理性看待资本主义道德背后的进步成分，反对因代价而否定进步的悲观主义论调。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问题，马克思始终以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的发展为根本尺度，肯定资本主义道德的历史合理性，并认为随着对资本主义道德的扬弃，“每个人都能够以社会化主宰者的资格，自觉地驾驭社会化的进程，并在真正协调的社会化联系中使自身得到全面发展，不断地丰富自身社会化的自由人格，”①从而真正实现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关系的人的提升”。

而在这一基础上，从代价理论出发，我们对马克思关于社会进步与道德演进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达成了一种新的理解。

从马克思对进步与道德的双重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进步与道德演进并不始终一致，但这种不一致除了来自它们各自的特征以及二者的“互动”之外，“代价”的存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如果说唯物史观对社会结构“基础”与“上层”的二分法决定了道德演进与社会进步一样，也呈现为一种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那么代价
①张晓东：《唯物史观视野中的道德进步》，《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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