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排放权初始配额分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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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71125002 ） ，国家自科基金（碳强度目标下可再生能源发电产业链的定价机制研究， 71273091）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基于产业链的太阳能发电政策研究，11YJA790068）资助。 - 167 /
清洁发展理事会（EB）对中国 CDM 项目的审查也日趋严苛，《京都议定书》的前景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在中国投资 CDM 项目面临越来越高的风险。因此，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成为与国际碳市场接轨的重要 举措。2011 年底，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宣布将在北京、天津、 上海等七个地区开展交易工作，并有望在 2013 年正式开展碳排放权交易，然后于 2015 年在全国推广。因 而，研究探索建立科学的、可行的排放权交易机制势在必行。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设计包括五个方面：总量设置、配额分配、核证注册、交易规则、惩罚制度。其 中，总量的科学设置与配额的合理分配是交易机制顺利运行的先决条件。目前，我国已经开始能源消费总 量控制及其分配，效果如何还有待检验。本文主要关注初始配额分配问题，这是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设计中 首先遇到的难点，因为初始配额分配既要体现公平原则，又要考虑可操作性和落实的难度，这其中难免发 生冲突。 初始配额分配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拍卖。由于利用了市场机制，因而较为公平，但通常会增加参与 企业的减排成本，不利于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和交易机制初期的快速推广。实践中以拍卖方式分配的初 始配额仅占总初始配额的极小部分1；二是根据历史排放数据为企业分配排放配额，但要求具备充足的、准 确的历史数据。目前我国七个试点地区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能耗数据不完整的问题，使用此方法的可行性 不高；三是利用“基准法则”，即用一个比率乘以该企业的历史产出数据，但由于不同行业、企业生产流 程的异质性，该“比率”的设定非常繁琐，且有很大的主观性，难以准确反映企业的真实减排能力，实施 难度比第二种方法更高2。 作为欧盟国家履行《京都议定书》中所规定的强制性碳减排责任的重要途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EU ETS）在运行初期所涵盖的工业部门的 CO2 排放量占到了欧盟 CO2 排放总量的 46%（Kruger 等，2007）， 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较为成熟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机制。该机制借鉴了美国上世纪 90 年代的“配额及 交易”办法，旨在通过市场机制给碳定价，促使企业探寻最具成本效益的减排途径。相关企业既可以投资 于清洁生产和污染处理技术，也可选择到市场上购买碳排放配额。EU ETS 初始配额分配的最终做法是第二 种与第三种方法的混合，即根据企业近年的统计数据，政府与企业通过一对一的协商设计出该企业的排放 基准线（Baseline）。企业一般非常重视并全程参与基准线的设定过程，因为该基准线直接决定了企业在未 来可能获得的排放配额。 然而，EU ETS 的配额分配却遇到了碳配额供给长期过剩以至价格不断下降的问题。瑞银分析师 Per Lekander 预测，欧盟市场上的配额比满足合规要求所需的总量多出 35%-48%，且到 2025 年之前，排放配额 都将处于过剩状态3。与供给过剩相伴的就是配额价格的持续低迷。EU ETS 的配额价格曾在 2008 年 7 月达 到顶峰，接近每吨 30 欧元；2011 年底，跌至创纪录新低的 6.3 欧元/吨，导致企业对清洁技术的投资和减排 的激励降低，并危及碳市场的长期正常运行。 本文认为，造成 EU ETS 初始配额分配过量进而减排约束宽松的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即政府无从了 解企业准确的减排能力及其对经济活动产生的真实影响，企业有很大动机低报其减排能力，过分夸大减排 对企业生产、就业等的冲击，因而，政府在与企业的谈判过程中处于信息弱势地位，使得最初设定的排放 上限变成了软约束。 从我国七个试点地区的执行情况看，借鉴欧盟经验，协商设定排放基准线将是交易机制早期最容易快 速推广的配额分配方式。然而，又要吸取他们的教训，形成适合中国的交易体系的设计思路和方案。特别 是政府在与重点耗能企业的谈判过程中，要根据所掌握的有限信息，尽可能科学、准确地设定排放基准 线，这要求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本文要解决的正是在初始配额免费分配的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企业隐藏私
Lihong Yu #, Yifan Zhou
School of Busines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200237, SHANGHA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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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ylhcumt@
中国碳排放权初始配额分配机制研究*
于立宏，周一帆
华东理工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237 摘 要：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系列政策正在逐步推进。随着 CDM 项目的日渐势微，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为最主要 的政策工具。然而，在碳交易机制设计中，初始配额如何分配既是重点又是难点。采取免费分配初始配额方式的欧盟遇 到了配额供给过剩、价格大幅下跌等问题，主要原因是政府和企业在协商谈判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政府在制定减 排目标和分配初始配额时难以对企业施加硬约束。本文运用逆向选择理论分析了上述问题的成因，并提出可以基于减排 的技术特性而设计菜单式减排合约，以实现企业类型的甄别，强化企业面临的减排约束，提高规制效果。 关键词：碳排放权交易；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信息甄别
A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stract
A series of policies proposed by China to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has been gradually advancing. As CDM projects have potential problems, the establishment of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market has become the priority. However, how to distribute the initial quota is the key and difficulty in the carbon trading mechanism design. As the world's largest carbon trading market, EU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U ETS) which takes free initial quota allocation has encountered some problems, such as quota supply surplus, price sharp fall, etc, mainly resulting from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in the process of negotiating, which makes government difficult to pressure hard constraints onto the enterprises in the process of emission re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initial quota. This paper employed reverse choice theory to analyze the causes of this kind of problems, and then put forward menu type reduction contract based on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issions reduction, so as to realize discriminating the enterprise type, strengthen reduction constraint enterprises face, and improve the regulation effect. Keywords: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Adverse Selection; Information Screening
Economic Management Journal December 2013, Volume 2, Issue 5, PP.167-175
Research on Adverse Selection in Initial Quota Alloc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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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基于市场机制的环境规制工具，借鉴了排污权交易的制度设计。因而，本文涉及
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排放权分配的理论研究，可简单划分为三种方法，一是运用 Stackelberg 博弈模型分析排 放权分配的动态过程（参见臧传琴等，2010；吴亚琼等，2006；肖江文等，2002 等）；二是运用管理科学 中的最优化方法设计排放权的分配模型，运用这类研究方法的以国内学者居多（参见赵文会等，2007；李 寿德等，2003；陈龙等，2011 等）；三是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环境规制政策的设计，但针对排放权分配 问题的研究较少，这体现出本文的价值。以下仅针对第三种研究展开讨论。 运用博弈模型探讨排放权（排污权）配额分配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非常丰富且深入，配额分配 过程被视为信息不对称下的多阶段动态博弈。Harrington（1988）、Malik（1993）等假定政府和受规制企业 分别扮演主导者、跟随者的角色。由于政府监督企业要支出政策的执行成本，企业履行减排责任要花费相 应的减排成本，双方存在通过谈判使各自处境得到改善的空间。涉及双方谈判的研究有 Porter（1988）、 Spulber（1989）和 Amacher（1996）等，他们大都建立了环境规制模型来分析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勾结对规 制效果的影响，此时，政府的规制目标和公众的环境福利目标出现了分离，甚至政府可 能完全被企业俘 获，以企业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政策目标。此时，厂商排放标准的松紧尺度取决于其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结 果，这被认为对社会整体来说是有益的，因为它能达到最优均衡（first-best outcome），而这种均衡在非合 作 Stackelberg 模型中是无法实现的。此外，当政府和企业存在讨价还价时，社会成本函数并不是规制者首 选的决策目标函数，相对于排放厂商的履约成本而言，政府若更重视排放的环境损害和政策的执行成本， 则社会总成本会更低。 在运用委托代理理论设计环境规制政策方面，Laffont（1995）为奠基性成果。Laffont 认为，规制者在 诱导企业加强环保努力的同时，必须弱化其追求成本最小化的激励。Innes（2004）、Hiriart 等（2004）在 Shavell（1984）的基础上建立了不同的理论模型对事前防范性的规制措施和事后惩罚性的规制手段的政策 效果进行了比较分析。Armstrong 和 Sappington（2007）同时研究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情况，特别地， 当规制者的跨期承诺能力受到限制时，规制政策的设计会更为复杂。 本文继承了 Laffont 开创的委托代理理论在环境规制上的应用的学术传统，对信息对称和信息不对称情 景下的政府规制效果进行了理论分析，以解决碳排放权初始配额分配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并根据理论模型 的结论给出机制设计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