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市场

全球視野中的明清市場

岸本美緒

前言

從十六世紀以來，美洲和日本的白銀大量地流入中國－－這一事實很久以前已成為明清史研究者的共識。這十多年來，在「全球歷史 (global history)」的研究潮流中，明清中國的白銀吸收力重新為世界研究者所關注。雖然如此，明清中國為甚麼能夠吸收如此大量的白銀？海外白銀給予中國國內經濟以如何影響？中國國內經濟是否依靠海外白銀的流入？這些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仍然成為研究者們爭論的對象。之所以然，大概因為研究者們對明清時代「市場」的性質沒有在方法論上進行充分討論，各自採用的理論模式之間欠缺反復琢磨的機會。在本文中，筆者對近年來圍繞明清中國白銀流入而展開的論戰（本文中姑且略稱「白銀論戰」），主要從市場性質這一方面來進行初步整理1，儘量弄清各位論者主張背後的市場觀，來摸索解決問題的線索。

白銀論戰的前史

海外白銀流入中國是中國經濟史研究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起步以來的重要問題之一。Blair and Robertson編《菲律賓諸島誌》（1905）、H. B. Morse的《東印度公司中國貿易編年誌》（1926-29）等資料性著作中包含大量有關白銀流入的記載。到了1930年代，小竹文夫、百瀨弘、梁方仲等學者使用這些資料開始研究白銀流入中國的具體經過。當時他們對明清經濟的性質有甚麼看法呢？小竹文夫雖然在他有關白銀流入的論文中沒有明確地討論當時的經濟性質問題，但他在另一篇論文中強調近世2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所有的方面來看並不是「封建社會」。小竹認為近世中國人除了「農民式自足性特徵」外，還有「商人式交易性特徵」，他似乎把白銀流入這一事實結合於近世中國商品經濟的自由發展。百瀨弘在他極其翔實的白銀流入研究中也沒有提到明清經濟性質問題，但他在國民政府幣制改革前夕發表的題為〈中國銀元的沿革〉的論文中使用「封建」一詞來表示中國政治機構的性質。據他認為，只有清代前期大量從海外進口白銀，「日益發展的內地商業和作為封建專制國家的大清帝國的財政才能順利地進展」；其後在十九世紀，外國銀元充溢於中國市場，「清末幣制呈現世界史上罕見的紛亂狀態」；目前雖然有幣制改革的企圖，但除非徹底變革封建性政治機構和平面性、分散性經濟機構，否則中國的幣制統一是不可能實現的。最早關注到白銀流入問題的這兩位日本學者對明清經濟的說法並非矛盾，可是著重的側面各不相同。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一方面體現了「封建」式限制薄弱、相當自由的中國商品經濟之活躍發展，但從另一

1參加論戰的研究者已經各自對以往的相關研究進行整理，筆者收益良多，但就市場性質這一點來說，似乎還有更加深入討論之餘地。

2在這裡小竹所謂的「近世」是指從唐宋之交到清末乃至現代（1930年代）的時代。參看小竹《近世支那經濟史研究》頁34-36。

方面來說，則與中國

經濟機構的平面性、分散性－－換言之，即缺乏有機整體性－－有關。圍繞白銀流入現象的這兩種看法，或許可說是與現在的白銀論戰遙相呼應的。

二戰以前有關白銀流入的研究，雖然相當實證，至今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沒有試圖用經濟學模式來說明白銀流入的原因和效果。1950年代的彭信威和全漢昇的研究，用各自不同的理論模式來探討白銀流入問題。彭信威在他的巨著《中國貨幣史》中，對白銀流入和中國物價的關係作了如下解釋：「我並不是說，物價的上漲和白銀數量的增加有機械的聯繫。那時世界白銀的價值已經降低，但在中國，對白銀的生產力還沒有提高到世界其他地區的水平，所以白銀還是維持著原有的購買力，一定要等到中國人能充分利用低價的白銀，那時白銀在中國的購買力才會同它的價值相符」3。在這裡彭信威用的「生產力」「價值」等語詞大概是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前提的，但他主張的內容頗近於Dennis Flynn等學者最近著作中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即：因為美洲白銀的「生產成本 (cost of production)」很低，所以美洲白銀流入到白銀購買力仍然較大的中國時，能夠產生頗高利潤；但當中國對白銀的「存儲需求（inventory demand）」通過長期的白銀流入而一致於「存儲供給 (inventory supply)」時，對中國的白銀輸出不再產生利益而趨於減少4。全漢昇在〈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係〉以及其後陸續發表的相關論文（多數為與王業鍵共著）中，主要以貨幣數量說（特別是Fisher方程式）來解釋清代的物價動向，即：貨幣的流通量和物價之間呈正比關係。但他們還注意到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以及糧食生產成本的上昇等多方面因素。

雖然彭信威和全漢昇使用的模式不同，但是他們都似乎認為，通過白銀流入，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之間逐步走向平均化，儘管中國和其他地區之間有一百年以上的時間滯差。彭信威認為，白銀在中國的購買力和世界其他地區的水平逐漸趨於一致。全漢昇把十八世紀中國的物價騰貴看做是來得稍遲的物價革命，即：「因為中國和美洲的距離較遠，（中略）因此，中國的物價並不像歐洲那樣早在十六七世紀便已開始上漲，而遲至十八世紀纔發生激劇的變動」。5這兩位學者的研究可說是試圖在全球視野中，用經濟學模式來考察明清白銀流入史的先驅性研究。但到了1970年代，有關明清時代白銀流入的研究，受到歐美經濟學、歷史學新潮流的影響，經歷了較大的變化。在這裡所謂的「新潮流」並不是指明確的某一學派，而是泛指一種研究動向，其中包括經濟學上的「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法國歷史學界提煉出來的「變動局面(conjuncture)」概念6，以及綜合兩者的E. Wallerstain的「近代世

3彭信威，《中國貨幣史》，頁856。

4Dennis O. Flynn, “The Microeconomics of Silver and East-West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Dennis O. Flynn and Arturo Giráldez, “China and the Spanish Empire.” 據Flynn等學者的看法，因為白銀等貨幣金屬跟一般商品不同，不是通過消費而消失的，所以就貨幣金屬來說，重要的不是生產、消費的數量，而是被積存下來的整體數量(stock, inventory).

5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第二冊，頁506。

6在日本，宮崎市定是最早將「景氣變動」概念適用於中國史的學者。據礪波護介紹，宮崎在1960年前後作為巴黎大學和哈佛大學的客座教授教書時，形成了「景氣變動史觀」的構思（宮崎著、礪波編，《東洋的近世》，頁259）。那時候法國近世經濟史學界正處於以C-E. Labrousse, Jean Meuv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