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环境学的人文主义
莱文森媒介环境学和媒介技术思想及评析.pdf
授予单位代码学号或申请号密级中原工学院硕士学位论文论文题目:莱文森媒介环境学和媒介技术思想及评析研究生姓名:秦渭博研究方向:科技传媒指导教师:毛宝铭博士指导教师单位:中原工学院学科专业名称:科学技术哲学申请学位级别:论文提交日期:2014年3月论文答辩日期:2014年5月培养单位: 中原工学院学位授予单位: 中原工学院答辩委员会主席:中原工学院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
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公开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
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本人学位论文与资料若有不实,愿意承担一切相关的法律责任。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年月日中原工学院学位论文知识产权声明本人完全了解中原工学院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即:研究生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单位属于中原工学院。
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
本人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
学校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论文待解密后适用本声明。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指导教师签名:年月日年月日莱文森媒介环境学和媒介技术思想及评析专业:科学技术哲学硕士生:秦渭博指导老师:毛宝铭博士摘要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莱文森的媒介环境学思想和学术地位受到广泛关注。
莱文森的媒介环境学思想,在数字时代的洪流中验证了其良好的解释力,被人们誉为“数字时代麦克卢汉”。
莱文森的媒介技术思想独具一格,通过对媒介技术史解读,巧妙的揭示了媒介环境的发展变化以及媒介技术的演变规律,提出技术发展三段论以及技术发展的“人性化趋势”。
本文通过分析莱文森的媒介技术发展的“人性化趋势”、补救性媒介、“软”决定论、媒介技术史分期以及技术发展的三段论等理论。
媒介环境学派的基本观点
媒介环境学派的基本观点1. 刘易斯•芒福德和雅克•艾吕尔——媒介环境学派先驱和奠基人刘易斯•芒福德指出技术的起源是早期人类心理能量冗余的结果,他认为技术是人类机体的延伸。
他勾勒了技术与人关系演变的过程:早期技术本以生活为中心,且与文化和谐共生,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所带来的进步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
追求效率、追求数量成为终极目的。
雅克•艾吕尔他认为技术具有某种外在独立性,而这种性质是人无法控制和干涉的。
技术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环境,并代替了旧的环境。
他的技术环境论影响了整个媒介环境学派,并逐渐演变成媒介环境学派的核心理论:媒介环境论。
2.哈罗德•伊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环境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伊尼斯认为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时间的或空间的偏向,不同的文明亦有时间的或空间的偏向,而单一偏向的文明隐藏着或此或彼的危机。
伊尼斯的媒介偏向论不仅包括媒介的时空偏向,还包涵了媒介的集中化或非集中化偏向。
这一偏向理论影响了麦克卢汉及后继的媒介环境学者,成为媒介环境学的核心理论命题之一。
麦克卢汉提出了“media ecology”这一名称,成为媒介环境学派影响最大的学者。
麦氏的媒介理论丰富深厚,他继承了芒福德的技术观点,指出了媒介是人体的延伸。
他受伊尼斯的影响和启发,提出了媒介的感官偏向和冷热偏向。
提出了媒介环境的三层含义:媒介本身是环境的一部分;媒介会创造新的环境,改变旧的媒介环境,重塑环境;媒介环境具有隐匿性,媒介变迁之际是最容易识别新旧环境的时机。
3. 尼尔•波斯曼和沃尔特•翁——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波斯曼提出了媒介即隐喻、媒介的意识形态偏向等观点,并分析了电子媒介对印刷文化和理性思维的冲击。
他定义了媒介环境学,指明了媒介环境学的研究方向,提出了衡量新媒介是否人性化的标准和三种平衡理论,践行了生态学的和谐共生、平衡理念。
4.保罗•莱文森和约书亚•梅罗维茨——媒介环境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莱文森持有技术乐观主义论,提出了媒介进化的人性化趋势理论和补偿性理论,将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人文主义名词解释
人文主义名词解释人文主义是一种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个体的自由发展。
人文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将人的利益和幸福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人为本,关注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
人文主义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和自主选择,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自我实现。
而人类的自由和尊严则是通过个体的发展和自我完善来实现的。
人文主义强调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互动和平衡,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合作和相互理解。
人文主义还关注人的精神层面和情感需求,强调人的内在世界和文化表达。
人文主义认为,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体验是人类独有的特质,也是人类最重要的财富。
因此,人文主义重视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审美追求。
在教育领域,人文主义强调培养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特长,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创造力。
人文主义教育关注学生的情感和人际关系,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发展。
人文主义教育认为,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使他们能够成为有思想、有创造力和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
在艺术领域,人文主义关注艺术的人文价值和艺术家的个体表达。
人文主义认为,艺术是人类自我表达和情感交流的媒介,通过艺术,人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的存在和意义。
人文主义艺术追求表达真实的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强调艺术的人性和社会意义。
人文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主张人类要意识到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要尊重和保护自然环境。
人文主义认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因此人类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和改善环境,以保障人类的持续发展。
总的来说,人文主义是一种关注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
它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发展,关注人的精神层面和情感需求,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互动和和谐共存。
人文主义在教育和艺术领域中的理念和实践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公民和塑造美好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传播环境基础知识
心理环境是指由人类自身皮肤之内的种种心理 活动所构成的情感状态。
两者关系
心理环境是在行为环境中形成的,是某种 行为环境的内化;而某种行为环境的出现 (如揭露某些社会腐败现象),可能又是某 些心理环境的集中反映。
第三节 地理环境与物理环境
▪ 地理环境与物理环境异同 ▪ 共同特点:它们主要由物质构成,即由
有质地、形状、重量的具体而实在的物质 实体构筑而成;它们基本上是硬性的,给 人的感觉是可见、可触可感的存在;它们 是静态的,一般较少变化、移动。 ▪ 不同特点:地理环境是一种自然环境, 物理环境是一种人工环境。
一、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是指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各种自然 条件的总和,包括地理位置、气候、地貌、植被和自 然资源等。
▪ 1986年1月26日,一夜之间,泰晤士报等 默多克属下的报纸从舰队街移师沃坪,抛 弃原始的签字排版,开始使用全新的电子 技术和印刷。
两者关系:
从空间上看,大环境包容、笼罩着小环境, 小环境融合、渗透进大环境。
从环境因素看,虽然大环境和小环境中包含 着众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自然条件等 因素,但小环境较多地强调物理环境和媒介环境, 大环境较多地强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
从作用方式看,这两种环境对传播活动都会 产生重要影响,但其作用方式不同,影响力大小 不等。
2、环境对传播的作用是自发的而非自觉的。 3、环境的作用是潜在的、渐进的和渗透性的。
传播与环境表现为互动互助、相辅相成、共进 共荣的互制关系。—— 理想的环境有助于提 高媒介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有助于 提高传播者和受传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吸 引和培养优秀人才;有助于提高传播和接受 效果,赢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环境作为人类进行传播活动的“场所”和 “容器”,传播活动既在它里面“表演”, 也在它里面存放和发展,环境对传播起着 维护和保证的作用。
媒介环境学派的评价
媒介环境学派的评价
媒介环境学派是一种独特的传媒研究方法和理论。
它强调媒介对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以及媒介所处的环境对其功能和效果的塑造。
因此,媒介环境学派的评价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媒介环境学派提供了一种全面的研究方法。
它关注各种媒介形式、技术和内容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不仅考虑到了单一媒介的作用,还考虑到了媒介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
这为了解和解释媒介对于社会的作用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
其次,媒介环境学派强调媒介与其环境的互动。
它认为媒介不能被孤立地看待,而应该考虑到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
这一理论观点对于理解媒介的功能、效果和变革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媒介环境学派提供了一种历史和时代的分析框架。
它考察了不同媒介形式和技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兴衰和变革,以及这些变革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这种历史和时代性的分析有助于了解媒介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然而,媒介环境学派也存在一些批评和争议。
一些人认为其强调媒介的决定性作用过于突出,忽略了个体和社会主体的能动性。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媒介环境学派在理论上不够凝练和系统化,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总体来说,媒介环境学派提供了一种重视媒介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方法和理论,
对于理解和分析媒介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
然而,它也需要与其他传媒研究方法和理论相结合,以获得更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成果。
媒介环境学
林文刚的相关理论媒介环境学是由尼尔·波兹曼创建。
该理论学派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出发,研究媒介在社会中的作用。
林文刚在其文章中阐述了媒介环境学的主要特点,引文如下:“媒介作为环境”(或“环境作为媒介”)这一概念包含了三个媒介环境学领域中相互连结的理论命题。
理论命题之一媒介环境学假定传播媒介在将数据或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
相反,媒介的内在物质结构(physical structures) 和符号结构(symbolic structures) 在塑造什么信息被编码、传输和怎样被编码、传输以及怎么被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解释和塑造性的角色。
就这个可探讨的层面而言,媒介的符号形态限定了该媒介所能代表信息的代码特征,例如“模拟符号对应数字符号”(analogic vs. digital symbols),也限定了将符号整合在一起的结构,例如“命题结构对应表象结构”(propositional vs. presentational structures)(Langer, 1942; Nystrom, 2000)。
同样,媒介的物质结构涉及到技术的特征,而技术则传递代码和进行编码、传输、储存、恢复、解码和传播信息的物理要求。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因为它定义了媒介环境学一种最基本典范的独特性,认为正是媒介的结构决定了信息的本质。
例如,小说读者常常对根据小说而改变的电影深表失望。
一种解释也许认为电影的编剧、导演、制作人或者演员并不胜任改变工作。
虽然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但媒介环境学的第一个理论命题说明,这种解释是一种误导,因为将这两种媒介(小说和电影) 所“包含”的内容视为同样的信息毫无意义。
而这一命题表明,小说和电影体现了两套完全不同的符号和物质结构或形态。
因此, 纵使它们可能基于同样的来源(小说中的故事), 小说和电影这两种不同媒介分别向受众(读者和观众) 传递的是两套不同的信息或者说“现实”。
技术决定论:浅谈对媒介环境学的认识
116技术决定论:浅谈对媒介环境学的认识尚晨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191)摘 要:一直以来,经验主义学派和批判学派被认为是传播学的两大传统学派。
经验主义学派主要从行为科学角度出发,一般采用经验性的实证方法研究传播现象;批判学派主要从研究传播符号来审视传播,经常采用结构分析法,同时也注重从哲学、社会学等角度探讨传播与社会结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而20世纪新兴的媒介环境学派则从媒介技术的角度出发,探讨媒介的社会意义和存在价值,并从技术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人、媒介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开创了媒介研究的新方向。
关键词:媒介环境学;媒介技术;技术哲学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12-0116-02收稿日期:2016-08-25作者简介:尚晨光,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技术哲学研究。
一、媒介环境学的兴起“媒介环境”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67年,是由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媒介即是讯息:效果一览》中提出了“media ecology”一词。
意思就是把环境作为特定的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传播技术和媒介文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所起的生态式的影响。
1968年,继麦克卢汉在前一年首次提出“media ecology”后,波兹曼在一次演讲中首次正式提出“媒介环境学”的概念,他在演讲中将其范式表达为“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
1970年,波兹曼在纽约大学创该学科的博士点,到如今这个博士点已经培养出百名左右的博士,将麦克卢汉的思想一脉相承。
1998年媒介环境学会(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在纽约宣布成立,学会继承了伊尼斯、麦克卢汉的媒介和传播思想,精神领袖是波兹曼。
在媒介环境学初创的几十年里,除尼尔·波兹曼外,特伦斯·莫兰和克里斯琴·尼斯特洛姆位对新学派的成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们是纽约大学该学科的重要幕后建设者,三人一起被誉为纽约大学媒介环境学的“三驾马车”。
媒介环境学简答题
一、媒介环境学的内涵(名词解释、论述题常见考点)1、媒介环境学由尼尔·波兹曼公开提出,该理论学派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出发,研究媒介在社会中的作用。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是20世纪30年代在北美萌芽,在70年代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个传播学派。
经过三代学者的努力,它已成为与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鼎力的第三学派,探究媒介与人类社会文化的关系。
作为媒介研究领域之一,媒介环境学的独特性表现在将研究重点放在研究传播技术本质或内在的符号和物质结构如何对文化导致深远的微观及宏观的影响。
2、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即是环境”,“环境即是媒介”,它有3个互相联系的理论命题:(1)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
媒介的物质属性结构和符号形式具有规定性的作用,对信息的编码、传输、解码、储存产生影响,对支撑这些传播过程的物质设备也产生影响;(2)传播媒介有偏向性:思想情感偏向,时空和感知偏向,政治偏向,社会偏向,形而上偏向,内容偏向,认识论偏向等,读者对伊尼斯的时空偏向论和麦克卢汉的感知偏向论已经比较熟悉;(3)传播技术对文化产生影响。
(注意:三个理论名词经常会单独拿出来考)二、媒介环境学的发展阶段(主要在了解,有助于掌握媒介环境学的整体脉络,考试一般不会出题,但是知识性很强。
)1、媒介环境学的第一阶段:开创新思路这一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伊尼斯、麦克卢汉、路易斯·福斯戴尔等,和先驱们相比,他们明确了媒介的定义,同时也更加专注于媒介与人关系的探讨,媒介环境学正式在学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伊尼斯和麦克卢汉是多伦多学派闪耀的“双子星”,其思想观点引发了巨大的关注与讨论。
2、媒介环境学第二阶段:选取研究重点和第一阶段的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相比,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尼尔·波兹曼和詹姆斯·凯瑞均是选取了媒介环境学中的某一部分或者某一阶段进行研究。
尼尔·波兹曼表达了对电子媒介的抗拒和对印刷时的留恋与推崇,而詹姆斯·凯瑞则是坚持主张把传播当文化进行研究。
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分析框架
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分析框架媒介环境学派认为媒介技术是塑造人类社会和思维方式的重要因素。
它强调媒介环境的整体性和复杂性,认为媒介技术与社会、文化、经济等多个方面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这个学派还媒介技术的历史演变和人类社会的变迁之间的关系,试图揭示媒介技术对社会发展、文化传承和国家政治等方面的影响。
媒介环境学派的要素包括媒介技术、媒介环境、人类社会和思维方式。
其中,媒介技术是媒介环境学派的核心,它包括各种不同的传播媒介,如文字、图像、声音、电子等。
媒介环境是指由媒介技术构建起来的信息交流环境,它涉及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等。
人类社会和思维方式也是媒介环境学派的重要要素,它们受到媒介环境的影响,同时又反作用于媒介环境。
媒介环境学派的分析手法包括媒介分析、语境分析和批判性分析。
媒介分析的是媒介技术的特性、结构和功能,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语境分析则注重考察媒介技术在特定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媒介环境的复杂性。
批判性分析是对媒介环境的反思和批判,它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媒介环境中的问题和不足之处,从而提出改进的建议。
媒介环境学派在实践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新闻传播:媒介环境学派对新闻传播业有深刻的影响。
例如,在突发事件中,新闻媒体如何快速、准确地传递信息,同时避免谣言和误解的传播?媒介环境学派提供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可以帮助新闻从业人员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这些问题。
教育领域:在教育领域,媒介环境学派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在线教育、MOOCs等新兴教育形式的出现,教育环境和教学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媒介环境学派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娱乐产业:娱乐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媒介环境的支持。
媒介环境学派对娱乐产业的传播方式、受众心理以及市场运营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娱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政治宣传:政治宣传是媒介环境学派的重点之一。
人文主义视阈下的新闻传播报道
人文主义视阈下的新闻传播报道摘要近些年来与弱势群体有关的新闻报道屡屡见报,在报道中对弱势群体描述过于详尽以至于给他们带来伤害,这一现象使很多有良知的新闻人感到担忧,如何在从事新闻信息传播活动中保护弱势群体的人格与尊严,这就成为新闻传播伦理研究不可忽视的严肃问题之一。
对人文主义视阈下的新闻传播报道进行深入的理论剖析以及实践将有利于把握采访报道的实质,充分发挥媒体的社会作用。
关键词人文主义;视阈;新闻传播人文主义指的是重视人的主体价值,强调以人为本,而这种观点在新闻传播报道中有着尤为重要的体现,同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也呈现着不同的特点,可将其研究具体化为对新闻传播伦理的把握。
新闻传播伦理表现为新闻从业人员在长期职业实践中形成的调整其自身与社会组织、公众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它内化于新闻传播主体的品格、习性和意向之中,并通过言行表达出来。
弱势群体在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处于不利地位,目前在新闻报道过程中侵害弱势群体尊严、人格的事件时有发生,然而其中某些触犯伦理道义的行为却被人们认为理所应当,这种现象产生是多方的因素,由于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救助仍没有摆在一个平等的位置,而处于一种”施恩”的心态,以及新闻传播者为了赢得市场罔顾新闻传播伦理,营造博人眼球的传播效果披露弱势群体的具体信息,损害其隐私权。
社会公众通过信息”对号入座”对弱势群体投以怜悯的目光,这种行为对其造成了身心的二次伤害。
新闻传播活动怎样才能既确保尊重事实又能警示社會,更重要的是能够充分保护弱势群体的人格和隐私,这成为新闻从业人员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自1982年以后,我国新闻界的有识之士才将新闻传播伦理道德作为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使其成为一种道德原则以约束新闻从业者行为,而从业人员的个人素质也成为了对新闻传播伦理实践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从重视”人”的角度出发,探求采访报道中的人文主义空间是对新闻传播伦理的进一步研究和实践。
新闻媒体在进行采访报道时要正确处理好当事人、受众、自身职责与利益的关系,在报道中采取人本主义关怀,更加有利于实现其维持社会稳定的效用及功能。
尼斯特洛姆和斯特论“媒介环境学是什么”
尼斯特洛姆和斯特论“媒介环境学是什么”尼斯特洛姆和斯特论的媒介环境学是一种研究人类与媒介之间关系的学科,强调了媒介对人类认知、理解和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维度对尼斯特洛姆和斯特论的媒介环境学进行分析。
一、概述尼斯特洛姆和斯特论主张,人类的思想和文化是由媒介环境所塑造的。
他们认为媒介环境是人类文化的构建者,不同的媒介环境会导致人类对于感知、思考、行动等方面的差异。
因此,研究媒介环境对于人类认知的影响至关重要。
二、媒介环境的种类尼斯特洛姆和斯特论将媒介环境分为两种类型:冷媒介和热媒介。
冷媒介需要接受者进行主动的思考和互动,例如书籍和报纸等。
而热媒介则是一种信息密度高而接受者需要进行较少互动的媒介,它们能够更直接地传递信息,例如电视和广播等。
他们认为,在热媒介之间和在冷媒介之间,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会有不同的特点。
三、媒介环境对于认知和行为的影响尼斯特洛姆和斯特论认为,不同的媒介环境对于人类的认知和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认为冷媒介能够引发人们更深入的思考和理解,使人们保持更加谨慎和理性的态度。
而热媒介则通过快速传递信息对受众产生了高度的影响,但同时也可能导致人们思考不够深入和理性。
他们提出了“媒介至少有意识到的任何变化都会产生鲜明的社会和心理效应”的观点。
四、媒介环境学的应用媒介环境学的研究结果可以应用于许多领域,例如教育、传媒和政治等。
在教育方面,媒介环境学可以用来设计更有效的课程和教学方法;在传媒领域,媒介环境学可以用来确定如何最好地向特定受众传递信息;在政治方面,媒介环境学可以用来研究媒体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等。
总之,尼斯特洛姆和斯特论的媒介环境学从新的角度探讨了人类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媒介环境对于人类认知和行为的深远影响,以及研究结果的应用领域。
媒介环境学会持续地探索人类与媒介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对于指导现代社会的各种文化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尼斯特洛姆和斯特论“媒介环境学是什么”
尼斯特洛姆和斯特论“媒介环境学是什么”尼斯特洛姆和斯特论的媒介环境学是对媒介作用于社会和文化中的深层次作用的一种哲学思考,旨在分析媒介在塑造社会文化中的大多数方面:认知、行动、情感、组织和知识等等。
媒介环境学的本质是媒介的双向性作用:一方面,人们使用不同的媒介工具,以便管理和组织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媒介作为文化形式常常被人们以各种方式消费、生产和重建,从而不断地影响和塑造人们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思想。
尼斯特洛姆和斯特论的媒介环境学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人们的行为、思想和社会结构都是媒介的结果。
媒介的特性即成为研究的重点,包括时间性、空间性、凭据性、情感性、身体感知和语义等多种因素。
媒介环境学的最终目的是分析这些特性在整个文化环境中是如何相互作用、影响和塑造的。
在对于媒介环境学探究中,媒介如广告、新闻、电影、电视等无不受到关注。
因为这些媒介不仅成为了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广泛的应用,同时,媒介在塑造大众文化和观念、促进社会变革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例如,新闻媒体在塑造社会意识和时代氛围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新闻媒介将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信息网络,使人们能够更容易地了解并参与到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中。
同样的,电视和电影等媒介在文化生活和娱乐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尼斯特洛姆和斯特论的媒介环境学同时关注媒介对于人们认知、情感、身体、结构和知识等各个方面的影响。
媒介对于人们的认知和理解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媒介形成人们社会认知的基础,为了解和认知社会、经济等复杂关系,人们会使用不同类型的媒介。
其次,媒介在人们的认知能力提升和知识获取方面也具有极大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媒介获得大量的信息,增进自己的知识储备和认知水平。
最后,媒介也可以影响人们对于事物的判断和看法,时常造成社会意识上的混乱和冲突。
媒介对于人们的情感和身体方面的影响表现在多个层面,首先体现在日常感知中,例如我们对信息媒介的交互方式、图形语言的感性表达、各种沉浸式体验等。
《2024年人是媒介的尺度——保罗·莱文森媒介思想研究》范文
《人是媒介的尺度——保罗·莱文森媒介思想研究》篇一一、引言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人们对于信息的获取、传播和交流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保罗·莱文森作为媒介环境学的重要学者,其媒介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本文旨在研究莱文森的媒介思想,特别是其关于“人是媒介的尺度”这一核心观点的深入探讨,以期为理解媒介与人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二、保罗·莱文森的媒介思想概述保罗·莱文森的媒介思想以人本主义为核心,强调人在媒介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他认为,媒介的发展应当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人的需求是媒介发展的原动力。
同时,莱文森还提出了“媒介补偿性”理论,即媒介在满足人的需求时,会以某种方式补偿人的某些功能或心理需求。
三、“人是媒介的尺度”的核心观点“人是媒介的尺度”是莱文森媒介思想中的核心观点。
这一观点强调了人在媒介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首先,人作为媒介的使用者,其需求和偏好是媒介发展的原动力。
其次,人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不断地对媒介进行创新和改造,推动着媒介的发展。
最后,媒介的发展应当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为人的生活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支持。
四、深入探讨“人是媒介的尺度”(一)人的需求与媒介发展莱文森认为,人的需求是媒介发展的原动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的需求的变化,媒介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创新。
例如,随着人们对信息获取速度和便捷性的需求增加,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媒介应运而生。
这些媒介不仅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还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二)人的创新与改造人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不仅享受着媒介带来的便利和乐趣,还不断地对媒介进行创新和改造。
这种创新和改造往往源于人的需求和想象力的发挥。
例如,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和交流方式,推动了社交媒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三)媒介的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莱文森认为,媒介的发展应当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这意味着,媒介不仅要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还要为人们的文化、教育、娱乐等方面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支持。
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命题、源流与阐释――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五
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命题、源流与阐释――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五关键词: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命题源流诠释哈罗德•伊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尼尔•波斯曼[摘要]:本文对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与中国学者原创的媒介生态学进行辨析,对该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命题、思想源流、代表人物进行梳理,回顾并总结中国学者对该学派的研究、评价和阐释,旨在推动传播研究在中国的自省和发展。
一.反思与前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研究》的刘洁先生希望我能够谈一谈北美媒介环境学,我当然求之不得,因为这个学派正是我的研究重点。
该刊准备出版探讨媒介生态学和媒介环境学的专辑,借以检讨中国传播学现状和发展势头,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近两年,国内学者开始探讨传播学发展的新契机,拓宽了视野,创造了新机。
仅以2007年的几个重要会议为例,5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的“新闻传播学前沿课题研讨会”、8月在江西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传播学高端学术研讨会”、12月在深圳大学召开的“中国传播研究之未来”等会议的核心课题都是“反思与前瞻”,着重从宏观上研究学科危机、范式和发展、学派的梳理等问题。
从目前的势头来看,我们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以施拉姆等人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派、法国结构主义学派,美国的批判学派、北美的媒介环境学派都纳入了我们的视野。
国内的创新苗头令人鼓舞。
邵培仁、崔保国等探索的媒介生态学就具有原创的价值,这是国内原生的传播学派。
由于国内的媒介生态学派和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英文名称相同,均为media ecology,我们有必要对这两个学派做一番梳理。
二.群星速写北美传播学家伊尼斯(Harold A. Innis, 1894-1952)、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莱文森(Paul Levinson,1947)我们都已经相当熟悉,他们的代表作已经和中国读者见面。
媒介环境学视野下的人类社会
媒介环境学视野下的人类社会一、前言媒介环境学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学科,它由哈罗德·伊尼斯在1940s 年代末开创,经过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天才发挥而声名鹊起。
在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20世纪50年代初完成了媒介环境学经典理论的创造。
媒介环境学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们多具有多学科交叉的专业只是背景并带有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麦克卢汉预言“地球村”渐成现实后,又经过以约书亚·梅罗维茨和保罗·莱文森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人的努力拓展,媒介环境学日渐丰赡,开始问鼎于北美传播研究的主流理论,在与经验学派、批判学派研究范式的抗衡中其主流的学术地位日益巩固。
媒介环境学把研究的目标定位在媒介本身上,及研究媒介/技术和人类文化、人类传播之间的共生关系。
即,“媒介环境学把环境当作媒介来研究。
”(《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林文刚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10月第1版第3页)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技术本身的影响大于其内容,任何媒介/技术都不是中立的,总是带着一种偏向。
但是在开创者麦克卢汉那里,他还是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赫然的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 的理论,而其弟子尼尔·波斯曼接过衣钵之后一改“父亲”麦克卢汉的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站在人文关怀的立场上时刻关注媒介/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方面,他也曾睿智的指出“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媒介即意识形态”,这是波斯曼对麦克卢汉的天才发挥,为此,他强调媒介环境学派“是一群强调道德关怀的人。
我们想建立的学术单位应该把重点放在媒介环境上(media environment),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媒介环境如何是我们生活得更好或更糟……坦率地说,我认为应该在道德伦理的语境中去研究媒介,用其他态度去研究媒介是没有意义的。
”(《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林文刚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10月第1版第45页)不难看出,媒介环境学研究的角度是独特的、是宏观的,在研究过程中怀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不奢求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但孜孜不倦的时刻提醒人们警惕媒介/技术所带来的危害。
人文主义新闻传播论文-新闻传播论文-通信传播论文
人文主义新闻传播论文-新闻传播论文-通信传播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一、新时期人文主义与新闻传播的相互影响(一)人文主义是新闻传播的文化心理基础在新时期之前,人们处于“ “的思想枷锁中,而新时期人文主义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象,使人们突破了陈旧的思想,解放了自己,冲破了过去的种种不合理的规则制度。
人文主义思想对群众的思想转变作用是这样的:首先,在人文主义思想形成初期,某一特定阶层的人们与之相遇并能够理解、支持;然后,这一阶层的人们互相交流使得这种思想在这一阶层中广泛传播。
随后,在得到了绝大部分人的认同之后,他们开始发起思想运动,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了解到人文主义思想,从而引起全国人民观念上的改变,至此,人们的心里接受了这种想法,思想运动取得成功。
人文主义思想重在强调“人”的重要性,解放自我。
基于这种转变,人们,特别是新闻工作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关于新闻的一切,新闻的传播形式首当其冲。
人文主义就这样给新闻的传播打下了群众的心理基础,新闻传播也促进了人文主义的传播。
(二)人文主义为新闻传播指明了发展方向新闻随着人文主义的发展,也有了新的转变,大步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然而,这个转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被提出并确定之后,新闻业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个转折点。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导致的传媒业逐渐走向大众,被大众更加了解,新闻业也随之发生改变。
从前的新闻业是由来指引,围绕着展开,而在新时期,在市场经济被高度重视的时候,新闻业的重心是否将从转移到经济上,是新闻业面对的首要难题之一。
然后和一样,经济只是人们生活的一个方面,它是重点,却不是全部,若以经济为新闻发展的中心,则会像过去一样比较片面、笼统。
在这个关键时刻,人文主义成了新闻业发展茫茫迷雾中的指明灯。
跟随人文主义进行改革后的新闻业,以人为中心,从经济发展,改革,工作与生活等多方面来进行对人文的关注。
新闻传播开始对普通的个体进行关注,不再只是关于某一个人。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10Proceedings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Volume 1, 2000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Keynote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Inaugural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ConventionFordham University, New York, New YorkJune 16–17, 2000Neil Postman 1AM , of course, honored to have been asked to give the keynote address at the first convention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I must assume I have been judged an appropriate person to do this, not merely an available one, and I thank the organizers for that. But what is ap-propriate is not always the best. Jacques Ellul would have been much better, but he is dead, and even worse, spoke French. McLuhan is dead. So are Eric Havelock and Susanne Langer. I don’t mean to compare myself to these great scholars. They are, after all, the Abraham, Moses, David,and Esther of media ecology, which is not to say that they were Jewish, but to say that their work gave form to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media ecology. I know they are here in spirit,but if any one of them could have stayed long enough to be here this evening, it would have been the best possible start for the association. I should add here, on the question of who would be best to give this address, that there are a half dozen or more young people, some of whom are graduates of the Media Ecology Program at NYU and some of whom are not, who have taken the idea of media ecology farther than I have and who, without much argument, could do a better job than I.Nonetheless, I am not a bad choice, because along with Christine Nystrom and Terence Moran I helped to organize the first graduate program on the planet that chose the phrase “Me-dia Ecology” to signify a university course of study. And so I should like to begin by saying what we meant by using that term, and I do this without the intention of imposing our meaning on you.OU may be surprised to know that our first thinking about the subject was guided by abiological metaphor. You will remember from the time when you first became acquainted with a Petri dish, that a medium was defined as a substance within which a culture grows. If you replace the word “substance” with the word “technology,” the definition would stand a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media ecology: A medium is a technology within which a cul-ture grows; that is to say, it gives form to a culture’s politics,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habitual ways of thinking. Beginning with that idea, we invoked still another biological metaphor, that of ecology. In its origin the word had a considerably different meaning from how we use it today.As found in Aristotle, it meant “household.” He spoke of the importance to our intellectual equanimity of keeping our household in order. Its first use in its modern meaning is attributed to Ernst Haeckel, a German zoologis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He used the word as we do now, to 1 Neil Postman is University Professor and Paulette Goddard Professor of Media Ecology in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Steinhardt School of Educ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East Building, 239 Greene St, 7th Floor, New York, NY 10003.I Y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11 refer to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 elements of our natural environment, with a special emphasis on how such interactions lead to a balanced and healthful environment. We put the word “media”in the front of the word “ecology” to suggest that we were not simply interested in media, but in the ways in whic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edia and human beings give a culture its character and, one might say, help a culture to maintain symbolic balance. If we wish to connect the ancient meaning with the modern, we might say that the word suggests that we need to keep our plane-tary household in order.In the early days of our department, we were subjected to a good deal of derision, some gentle and some nasty, about our use of the phrase “media ecology.” I think the objection was that the term was too trendy, but more than that, the term was more comfortable in biology than in social studies and ought to remain there. But from our point of view, we had chosen the right phrase, since we wanted to make people more conscious of the fact that human beings live in two differ-ent kinds of environments. One i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onsists of things like air, trees, rivers, and caterpillars. The other is the media environment, which consists of language, numbers, images, holograms, and all of the other symbols, techniques, and machinery that make us what we are.From the beginning, we were a group of moralists. It was our idea to have an academic de-partment that would focus its attention on the media environment, with a particular interest in understanding how and if our media ecology was making us better or worse. Not everyone thought that this was a good idea—Marshall McLuhan, for one. Although McLuhan had sug-gested that we start such a department at NYU, he did not have in mind that we ought to interest ourselves in whether or not new media, especially electronic media, would make us better or worse. He reminded me several times of the lines in Stephen Vincent Benét’s long poem John Brown’s Body. At the end of the poem, Benét makes referenc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finishes with these lines:Say neither, it is blessed nor cursed.Say only “It is here.”No room for moralists there. McLuhan claimed that we ought to take the same point of view in thinking about modern media: that they are neither blessed nor cursed, only that they are here. He thought that this moral neutrality would give the best opportunity to learn exactly how new me-dia do their stuff. If one spent too much time o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that stuff was good, one would be distracted from truly understanding media. As a consequence, although I be-lieve McLuhan liked me, I feel sure he would not have much liked my books, which he would have thought too moralistic, rabbinical or, if not that, certainly too judgmental.I think there is considerable merit in McLuhan’s point of view about avoiding questions of good and bad when thinking about media. But that view has never been mine. To be quite honest about it, I don’t see any point in studying media unless one does so within a moral or ethical con-text. I am not alone in believing this.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dia scholars—Lewis Mum-ford and Jacques Ellul, for example—could scarcely write a word about technology without con-veying a sense of either its humanistic or anti-humanistic consequences. And it is that issue that I should like to address for the remainder of my talk.12Neil PostmanIN thinking about media from a humanistic point of view, one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obvi-ous fact that people will have different ideas about what is good for them and bad for them.This year, we are celebrating the 6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Johannes Gutenberg. I suppose we can all agree, in the year 2000, that his printing press with movable type was, all things considered, a good thing, that is to say, a humane advance in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But people did not agree about that in the early days of its invention, especially because of the role it played in the breakup of the Holy Roman Church. The press put the Word of God on every Christian’s kitchen table. That being the case, who needs Popes and priests to interpret it? Which is why Martin Luther said of the printing press that it was “God’s highest grace by which the gospel is driven forward.” It would have been difficult to find, in the 16th century, any de-voted member of the Church to agree with that judgment. We might say that it took 200 years before the quarrel between Catholics and Protestants—a quarrel incited by print—subsided.Which leads to another point: In assessing the humanistic consequences of a new medium, one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factor of time. I think some of you know that among the severely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television—at least as I see them—is its role in making the institution of childhood obsolete. I would call that a moral decline. Of course, there are some people, espe-cially merchants, who think that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is a good idea. But even those, like me, who think it is a catastrophe have to keep in mind that 100 years from now, it may not seem so. In fact, people might believe that the idea of childhood was no great advantage, at any time, either to the young or to the old, and the sooner television wrecked it the better.And so we must keep in mind, first, that people differ about what is good for them and what isn’t, and second, that changes over time will make us see things differently from the way they might have first appeared. In keeping these factors in mind, is one taking the position of a moral relativist? Not necessarily. It is possible, for example, to say that when people have differed over the moral implications of a new medium, one group was wrong. And I think it also possible to say that although time may change the way people judge the effects of a new medium, time can be wrong. I mean, let us say, tha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a medium might still be a problem and remain one in spite of the passage of time. In other words, time does not always erase the disad-vantages of a medium. Neither does it necessarily weaken the advantages.A good example of this is to be found in the prophecies made by Socrates about the written word. I think most of you know that in the Phædrus he spoke against writing on the grounds that it would weaken our memories, make public those things that are best left private, and change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 Writing, he said, forces a student to follow an argument rather than to par-ticipate in it. I should say that the passage of 2,500 years has not changed those negative conse-quences. I should add that the positive consequences that Plato saw are also still perfectly evi-dent.I might offer, as another example, an even more ancient prophecy concerning media. I remind you of the implied prophecy in the Second Commandment of the Decalogue. It is the command-ment that forbids Israelites to make graven images or any likenesses of anything in the world. I take it that the author of that prohibition believed that the making of concrete, visual images would weaken the capacity of people to conceive of abstract ideas, specifically a God that has no material existence but exists only in the Word and through the Word. That idea about a medium’s effect on human psychology is as certain today as it was three thousand years ago.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13 What I am leading up to is that while we must keep in mind that not all people agree on what is an advantage or a disadvantage, and that time might alter our judgment of the effects of a me-dium, one can still take a definite view about whether or not a medium contributes to or under-mines humane concepts. Which leads me to say something about what one might mean by a hu-mane concept. Let us start with McLuhan and Harold Innis. As most of you know, both McLu-han, who often denied it, and Harold Innis, who never denied it, had a definite idea about what was good for people in relation to media. McLuhan thought that it was better for people if the media they used promoted a balance in their sensorium. Innis believed that it was better for peo-ple if their media promoted a balance in people’s conceptions of time and space. The only time I know of that McLuhan used the phrase “media ecology” is in a letter he wrote to Clare Booth Luce, in which he remarked that it may be necessary for a culture to limit its use of some medium in the interests of promoting a balance in the media ecology. For his part, Innis worried that a medium that emphasizes space over time is likely to make a culture obsessed with military con-quest. In other words, there is in fact a moral dimension to the way in which both of them as-sessed media and media change.WHAT, then, do I think are the humanistic issues one ought to consider in trying to un-derstand media? I should like to offer some in the form of a series of questions, andwhen I am done you will have, I hope, an idea of what I regard as humane progress.The first question is this: To what extent does a medium contribute to the uses and develop-ment of rational thought?The question suggests that I believe that rational thinking is one of humanity’s greatest gifts, and that, therefore, any medium that encourages it, such as writing or print, is to be praised and highly valued. And any medium that does not, such as television, is to be feared.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writing or print do not have disadvantages, and television, advantages—only that in this important sphere of humanity’s development we have a clear case of one medium that assists it and of another that undermines it. I am prepared to go quite far on this matter. For example, I would remind you that all the people who helped to create the electric world—from telegraphy to the Internet—were themselves educated almost exclusively by the written and printed word: that is, by pen, paper, and books. How did they get so smart? Well, you know my answer: Their intellectual powers were developed by a medium that fostered abstract thought. If you want any elaboration of this view, I suggest you begin by reading about the 18th century. It was then that most of the humane ideas we have carried forward were conceived: religious freedom, free speech, inductive science, women’s rights, childhood, an abomination of slavery, the right of the governed to choose their governors, even the idea of progress, and, you might be surprised to know, the idea of happiness. We owe these ideas to rationalism—a way of thinking fostered by print. David Riesman once said of print, it is the gunpowder of the mind. We need have no fear that we are in danger of having too much of it.Here is a second question: To what extent does a medium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processes?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 printed word was a key factor in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cy, not least because it undermined the oral tradition and placed great emphasis on individuality. In Democracy in America, de Tocqueville worried that the printed word would lead Americans14Neil Postmanaway from a sense of community and toward what he called egotism. De Tocqueville could not know of radio, television, or the Internet, but if he could, I’m sure he would ask of them, Do they help maintain a balance between a sense of social cohesion and individuality, both of which are necessary to a humane democracy? I do not think he would be impressed by media whose for-mats encourage isolation. After all, we can listen to music alone, watch television alone, watch videos alone. And now with the aid of computers, we can shop at home, we will be voting at home, and going to college at home—that is to say, alone. Of course, we also read alone, which fact was, as I mentioned,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ism, but the im-balance fostered by new media creates a problem that will have an important effect on our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democracy.A couple of years ago, Lawrence Grossman wrote a book called The Electronic Republic in which he enthusiastically predicted that in the future,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would be re-placed by what he called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He meant by this that digital technologies would make it possible for plebiscites to be conducted every week; that is to say, citizens would be able to vote on whether or not we should send troops to Bosnia, impeach the President, or change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e Senate and Congress would become largely unnecessary. In other words, we become faceless citizens voting alone on issues we do not have the time or place to discuss. My only comment on this possibility is that Madison, Jefferson, and Washing-ton would have left the country if such a system were employed.A third question—related to the previous two—is, To what extent do new media give greater access to meaningful information?In the 19th century, we clearly suffered from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scarcity. In the 1830s information could travel only as fast as a human being, which was about 35 miles per hour on a fast train. And so, we addressed the question, How can we get more information, to more people, faster, and in diverse forms? We start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with the invention of tele-graphy and photography in the late 1830s and early 1840s. Not everyone was enthusiastic about the early attempts to solve that problem. Henry David Thoreau remarked in Walden, We are in great haste to construct a magnetic telegraph from Maine to Texas; butMaine and Texas, it may be, have nothing important to communicate. …We areeager to tunnel under the Atlantic and bring the old world some weeks nearer tothe new; but perchance the first news that will leak through into the broad, flap-ping American ear will be that the Princess Adelaide has the whooping cough. Nonetheless, the issue of what is significant or useful information was not much discussed, and for 170 years we have been obsessed with machinery that would give access, and give it fast, to a Niagara of information.Obviously, the Internet does that and we must give all due praise for its efficiency. But it does not help us, neither does television or any other 19th- or 20th-century medium (except per-haps the telephon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what is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As far as I can tell, the new media have made us into a nation of information junkies; that is to say, our 170-year ef-forts have turned information into a form of garbage. My ow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access to information is that, at least for now, the speed, volume, and variety of available infor-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15 mation serve as a distraction and a moral deficit; we are deluded into thinking that the serious so-cial problems of our time would be solved if only we had more information, and still more infor-mation. But I hope I need not tell you that if children are starving in the world, and many are, it is not because we have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If crime is rampant in the streets, it is not because we have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If children are abused and women battered, that, too, has noth-ing to do with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The solutions to those problems lie elsewhere, and Bill Gates and Nicholas Negroponte have not yet noticed that, and it is not likely that they will.Here is a final question: To what extent do new media enhance or diminish our moral sense, our capacity for goodness?I know that this question will strike some of you as strange, or perhaps unanswerable. It is, in any case, not the sort of question that is of interest to technologically oriented people, or even the professors of technologically oriented people. And yet, it is a version of the question asked by Jean-Jacques Rousseau in an essay he published in 1749. The essay made him famous, and even better, opened the way to the point of view we now call Romanticism. Rousseau asked if scientific progress contributed to the corruption or purification of morality. I retrieve the ques-tion because it was asked at a moment, not unlike ours, when there were grea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s, when there was great enthusiasm for inventions of all kinds, when there ex-isted, prominently, the belief tha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as the same thing as humane pro-gress. In his essay, Rousseau ridiculed the so-called advances of civilization, claiming that such advances lead to materialism and atheism, which he thought demeaning to the human spirit. Rousseau placed himself on the side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as did so many of the great Ro-mantic poets who followed in his path: Wordsworth, Keats, Blake, Coleridge, Byron, Heine, Baudelaire, and most of all, Percy Shelley, who argued that becau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ceed without a moral basis, they do not make the mind receptive to moral decency. He thought, of course, that poetry did. “The great instrument of moral good,” he wrote, “is the imagination, and poetry administers to the effect by acting on the cause.”IDON’T say that I see as clearly as Shelley what are the instruments of moral good, or the in-struments of moral evil or even moral indifference. But it seems to me that those of us who are interested in media ecology ought to give more time than we do in addressing the role me-dia play in, as Rousseau put it, corrupting or purifying our morality. After all, no one can dispute that in the 20th century more advances were made in technology than in all the previous centuries put together. How, then, can we account for the fact that more people were slaughtered in the 20th century, including as many as ten million children, by wars and mayhem than in all the pre-vious centuries? How can we account for the fact that the three most influential ideologies of the 20th century were Nazism, Fascism, and Communism, each of which reduc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uman spirit so that people fled from them whenever they could? Is it not possible that be-hind the noon-day brightness of technological ingenuity there lurks something dark and sinister, something that casts a terrible shadow over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Esther Dyson, who is one of the more prominent cheerleaders for technological growth, re-marks in her recent book that those who worry too much about the electronic world can rest easy in the assurance that human nature will remain the same. Not surprisingly, she misses the point. Human nature may stay the same. But it is part of human nature to hate and kill, and it is part of16Neil Postmanhuman nature to love and protect. The question is, what part will be released and nurtured? What part will be suppressed and shriveled? And, of course, is there any connection between our ob-session with our technology and our capacity for moral growth? This last question is what Rous-seau, Shelley, Blake, Carlyle, and Huxley thought and wrote about. Do we?It seems to me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shallow, brittle, and even profoundly irrelevant about Departments of Communication that ignore these questions, that are concerned to produce tech-nological cheerleaders, and even neutralists who offer little historical or philosophical moral per-spectives. What I mean to say, I suppose, is that media ecology is properly a branch of the hu-manities.Well, there are, of course, many other questions to ask on the general subject of media and humanistic advance. You will notice I have said nothing about the question of the contribution of media to the growth of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not very much about whether or not media en-hance or diminish the quality of human interactions; neither did I say anything about the extent to which new media encourage or discourage an interest in historical experience. These are important questions, and I hope there are those among you who are interested to ask them and to try to an-swer them.Let me conclude, then, by saying that as I understand the whole point of media ecology, it exists to further our insights into how we stand as human beings, how we are doing morally in the journey we are taking. There may be some of you who think of yourselves as media ecologists who disagree with what I have just said. If that is the case, you are w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