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当前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

试析当前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

(2009-02-12 08: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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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试析当前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

赵智敏

内容提要：当前我国媒体新闻报道失衡问题严重，主要表现在于：报道的“一边倒”；对不同阶层生活画面反映的过度扭曲；娱乐化消解着新闻报道本身的严肃性和启示意义。报道失衡的后果严重，如何破解此难题？本文从四方面提出对策：拓宽新闻的信源渠道、把握好单篇报道的平衡、重视报道的整体平衡、制度保证。

关键词：新闻报道、平衡、客观性原则

众所周知，媒体是以传播信息为要务的大众传播工具，不论传媒发展和演化出多少功能，都不能弱化其最基本的功能--传播信息。为确保信息的真实、全面、客观、公正，新闻报道的平衡原是不可或缺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的80年代，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由于我国的新闻事业强调喉舌性质和凸显宣传功能，平衡原则实际上长期被忽略。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媒所面临的媒介环境的变化，这一原则才开始被人们逐渐认识和重视，1983年孙旭培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1]但从目前的媒体实践来看，以上重要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的初期，新闻报道的不平衡操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还能被社会所吸纳的话，那么在社会利益多元、文化多元的格局基本形成的态势的今天，忽视新闻报道中应遵守的平衡原则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从总体看来，当前我国媒体在新闻报道中的失衡现象主要有三种表现：

一、报道的过度偏向：“一边倒”

今天的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整个社会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同时不同利益群体各自的利益诉求也呈现多元化色彩。在这种背景下，及时而准确地反映社会的不同呼声及需求已势在必行。可是，媒体却常常视而不见：对同一问题、不同的利益群体的不同诉求和看法的反映往往只有一个声音，于是便出现“多元社会一个声音”的失衡报道——注重一面之词的“一边倒”的新闻占据媒体。当前媒体在新闻报道时的过度偏向，使得新闻资源的供给无法满足整

个社会的正常需要，导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公众在信息资源享有上的不公平。“一边倒”的报道，使得媒体报道所制造的社会幻像遮蔽了实际存在的诸多急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样不仅损害了媒体自身的公信力，也误导了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其实，意见和利益的公开表达，多种意见和多元利益的畅通体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二．对不同阶层生活画面反映的过度扭曲

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和国家公共政策制定的倾向性调整，我国社会的整体人群出现了急剧分化的趋势，这种深刻的变化给作为以反映社会现实变动为己任的媒体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如何合理地反映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画面。从媒体近年的报道应对来看，情况并不能让人感到满意，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媒体对于不同阶层生活画面反映的过度扭曲，其表现和危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对强势阶层报道的圣像化。在传媒日益商业化运作的今天，媒介越来越多趋向于把精力放在对富人和精英的报道上。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已经走向市场的媒体必须尽可能多地吸引受众眼球，借此获得最大量的商业利润。同时，对于财富、成功和美貌的向往和追逐则是当下众多国人的共同心理。在以上商业原则的支配下，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当今的传媒，是城市的传媒，而不是农村的传媒；是富人的传媒，而不是穷人的传媒”。[2]

如果说，在份量上媒体更倾向于对富人和精英加以报道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媒体对于此类人群报道取向的选择却存在着不容小视的问题，即不惜版面、时段过多地渲染此类人群的超出常人的价值观念、利益需求、思想感情、生活方式，而对于他们艰苦创业历程的孜孜求索、崇高的理想的不断塑造等更可以激人奋进的内容却视而不见。这种完全圣像化的报道取舍不仅掩盖了此类人群的生存真相，还助长了整个社会的奢糜享受攀比的风气，无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2.对困难人群报道的悲剧化。当前，我国一部分都市类媒体把报道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投放于困难群体，关注底层人的生活，这是一个极好的现象。但是，关注困难群体的媒体的一些报道也出现严重的取舍偏见：新闻报道主题的悲剧化。进城男民工们让人胆寒的讨薪，生活无着的打工女被强逼卖淫，等等。诸如此类足以震撼眼球的媒体报道只能集中反映一个主题：在现实状况下困难人群的悲剧命运。“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曾尖锐指出：一种人群如果因为所谓的影响力和距离关系，而渐渐被社会的主流记忆力选择性地忽略，乃至淡忘，要等到下一次有新闻发生才能显示他们的存在----这样的状况，难以说得上是全面发展。大众传媒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不愿意长期关注弱势群体，商业的逻辑使其在对弱势群体的报道中更有可能采用一种“炒作”的姿态，而不是旨在作为长时间的利益代言人。[3]以上评论道出了媒体对于困难人群的报道以及报道取向的悲剧化的真正原因。

其实，困难人群在当前的中国数量巨大，其生存现状也呈现出多元的态势，可能有悲剧，但更多的不是悲剧。如果媒体把对困难群体的关注点仅仅集中在那些具有强烈矛盾冲突的一小部分人身上的小部分颇有冲击力的偏激事件上，则其

对现实的反映无疑是失衡的，其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导致民众对于社会的不满甚至引发仇恨，当然也可能导致一部分人对于弱势群体的心理漠视甚至歧视。

对困难人群报道取向的悲剧化还表现在有关此类报道的传播方式的超常化上。当前，媒体在极其有限的对于困难群体的报道中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通过突发的恶性事件表现出来。2006年夏天，一位农民父亲因女儿考上大学付不起学费自杀，这起事件曾被全国的多家媒体相当卖力地报道了一阵儿，直到当事人在媒体的帮助下得到了各界的捐助，从而解决了女学生无钱上大学的难题。此类让人咂舌的突发而且恶性事件的报道，正在媒体不断上演。

传播方式的超常化往往导致民众对于媒体本身和公共政策制定部门的误读，致使他们产生这样的误解：要改变自身的生存困境就必须想出出人意料的花招来“做秀”，借此吸引媒体的目光，进而得到社会决策层的注意。就拿民工讨薪来说，这样一个既定的“跳楼秀”模式似乎在各城市不断重复：民工讨薪未成----集体跳楼（也有单个人的）---媒体报道----政府插手----找到欠薪黑心包工头 -----讨薪成功-----笑逐颜开拿着钱高高兴兴回家团圆。如果说媒体第一次报道的民工为讨薪未成而跳楼还能称为好新闻的话，那么以后对于同类跳楼事件的报道只能叫着可悲的“模仿秀”了，没有任何新意可言。

以上现象本身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就媒介来说，如何能够在问题激化以前就能够将其凸显以引起社会和决策机构的关注？就民众来说，如何能经常性地通过新闻媒介表达自己的利益立场？必须指出的是，媒体在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过程中，不仅仅是在他们权益受到侵害时投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媒介应通过合乎理性、有建设性的意见交流，来达成共识，促成问题的解决，起到政策讨论和政策传播的平台的作用。[4]

3．对普通人群报道的丑化。在对普通人群的生活画面进行报道时，媒体也似乎形成一个惯式：从寻常要素中极力挖掘出富有戏剧化的因子来制造噱头，吸引眼球，如对于在校大学生研究生的报道，对于这一有着生机勃勃的精神风貌的未来中国栋梁群体的正面报道并不多，对他们的报道却往往通过自杀、性、精神病、贫困、犯罪等矛盾冲突异常剧烈的事件来显现。如此的报道在媒体上比比皆是，而积年累月的此种报道使公众形成了对这一群体的错觉：他们没有社会责任感，正在走向堕落。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媒体这种丑化普通人群的报道涉及面很广，几乎包括所有的从事着一般职业并有着一般收入的人群，比如医务工作者、教师，等等。

麦奎尔下了如下的断语：大众传播是一个和社会一般大小的传播过程。大众媒介的社会位置，既不是个体与个体之间，也不是处于社会背景中的一个组织，而是所有的社会关系之中----它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连接者。[5]与此道理相悖，当前我国媒体在对社会整体中各阶层人群的失衡报道造成了媒介对社会现实投射的“碎片化”，而不是对社会各阶层人的典型画面的整体反映，严重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理解。

三．娱乐化消解着新闻报道本身的严肃性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