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角度：公众语感

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角度：公众语感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在语言研究中占有方法论上的优势。

本文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两个方面对《汉语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展开评述。

调查统计、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和立足于大众语感的研究角度是该书的一大亮点，对汉语词的研究很有价值。

标签：汉语词研究方法研究角度公众语感近读江汉大学王立教授的《汉语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8月出版。

以下简称《汉语词》），感觉耳目一新。

虽然此书出版已近五年，但仍有进一步推介的必要。

这本著作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从语感角度对汉语词进行了相关调查和研究。

对汉语的基本单位“词”的研究，正如胡明扬先生所言，“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老大难问题”[1]。

虽然我们已把“词”作为汉语语法的基本分析单位和基本应用单位，但对词的概念界定始终没有完全明晰起来。

王立先生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从一个新的角度——公众语感，为汉语词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模式，也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本土化的一个成功尝试。

全书共八章。

第一章采用文献研究法，将汉语词的百年研究历程分为“汉语词观念的萌发——形成——确立——传播——深化”5个时期进行考察。

第二章简要阐述了“从语感的角度认识汉语的词”的研究思想是如何获得的，对“语感”“语感测量”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并结合5次语感测量的实例，着重介绍了语感测量的工作程序。

第三章至第七章是整个研究过程的全面展开，是语感测量的整个研究过程，向我们展示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在解决语言问题上的独特价值，可谓本书的精华部分。

第八章是结语部分，主要阐述从社会语言学视角研究汉语的“词”会得到一个怎样的结果，这一结果将带给汉语研究一个怎样的启示。

这部研究汉语词的学术专著，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是很应该引起注意的，即调查分析、定量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立足大众语感的研究角度。

一、可取的研究方法——调查分析、定量研究对于语言本体研究来讲，不同的方法论反映了不同的语言观。

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是调查分析、定量研究，是多视角的、动态的。

对汉语语法进行多视角、动态的研究是当代语法学的一个明显特征，并成为当今语法学界所致力探讨的热门话题。

社会语言学奠基人拉波夫提出的定量研究模式一直是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并影响至今，而调查分析就是对定量研究模式的实践。

拉波夫主张把语言放在语言集团的场景中进行研究，语法问题也不例外。

例如，他认为对变项X属于语法Y还是语法Z的问题，要根据整个言语群体而不是根据言语个体进行判别。

《汉语词》就很好地实践了这一研究模式。

正如王立在书中所言，“对词的理解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把寻求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研究放到汉语使用的大背景中去进行，看看存在于汉语社团成员头脑中的基本语言单位是什么，也许能够达到认识词的目的。

”[2]（P4）长期以来，对汉语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结果始终无法确立真正的、全面的认识。

众所周知，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汉语词》的成书，是作者几年来多次调查的结果，从调查的形式、调查的对象、调查的主体和调查的结果都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客观性。

《汉语词》跳出了旧有理论的框架，避免了旧有研究成果的影响，通过调查统计得出来的结论应该是具有说服力的。

王立先生在书中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研究的理论出发点、研究方法及其过程往往比结论更为重要，因为理论出发点、研究方法及其过程是获得正确理论的前提。

”[3]（P87）从几次调查的结果来看，大众对汉语词的感知和专家学者的理论分析没有很好地吻合，有的取得了基本一致，如双音节成词倾向，大众语感和专家的分析预测是一致的；有的方面则有出入，如书中提及的三种结构（动趋结构、名方结构和数量结构）的成词倾向。

专家学者在这三种结构是否成词上意见不一，但大众语感测量显示，不管何种结构，双音节成词倾向异常强烈，汉语社团成员心理上已经存在着“双字格”构词范式。

比方说动趋结构“放下”“穿上”之类，朱德熙将其作词组看待，因为可以有限度扩展。

《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采用该意见，现代汉语教材也多持接受态度。

但公众语感测量结果显示，此类动趋结构成词频率均值高达94.58%，见表一[4](237)。

我们认为，这种不一致可否理解成专家的理论研究和大众语感的脱节？语言是社会的公众的，它存活于大众使用之中，并内化为一种知识体系，具有很强的心理现实性。

理论研究者应努力发掘语言事实，总结新的理论，而不是只用旧有的语言理论和少数专家的个人语感去规定语言。

当然，理论研究也要避免陷入“唯数据主义”。

由于统计数据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也会存在误差。

尽管《汉语词》的作者在文中也介绍了调查对象的职业、文化程度以及地域因素、专业因素等对切词结果的相关分析，并得出以上各因素不影响汉语社团对词的认知和普遍成词心理的结论，但从数据上看，受到变量的微弱影响，统计结果还是有一定差异的。

比方说在南方和北方汉语社团对双音节定中结构成词的调查中，其成词频率分别是91.84%和89.29%，双音节动宾结构则分别是68.15%和69.41%。

专业因素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双音结构切词结果显示，非语言类和语言类两组调查对象切词的成词频率分别是87.41%和66.85%。

这只是限于对双音节的调查，而且调查材料都是书面的，方言差异没有考虑在内，否则，统计结果的差异程度或许还不止于此。

限于人力、财力等因素，调查不可能做到理想的“全方位”，样本容量总是有限的，统计结果也不可能万分精确。

在这一点上，王立也有自己清楚的认识：“我们并不赞成单纯依据语感测量结果来确定汉语的词的简单做法，但也不认同置语言社团普遍的语感倾向于不顾的脱离语言事实的研究理念。

同其他研究方法一样，语感测量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所提供的统计数据对语言研究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5]（P6）客观地讲，《汉语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努力兼顾诸多要素。

社会语言学为语言研究工作提出了数量化的概念，《汉语词》在对汉语词的研究中很好地实现了“数量化”，统计结果是令人信服的，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汉语词的研究。

二、全新的研究角度——大众语感“语感是一个社会的人对具有认识、情感内容的言语对象的全方位的感受与反应。

”[6]“语感的本质是一种个体的经验，是个体在其生活中进行言语活动的产物。

”[7]从定义可以看出，语感的对象除了言语形式，还应包括言语内容。

一般说来，语感总体上由具体的形象形态和抽象的观念形态所组成，并因人而异形成不同的语言经验模式。

吕叔湘认为，语感应包括语义感、语法感和语音感。

感知言语形式的过程本身就是语义表象自动生成的过程，语感就是对言语形式与言语内容两者关系的直觉。

《汉语词》中所说的语感，也是言语形式和言语内容兼顾的，重视韵律、句法、语义三者在汉语构词中的交互作用，指明“韵律从物质上为汉语构词提供了可以感知的外部音形，句法提供结构规则，语义提供构词成分”，[8]（P209）“在汉语社团的语感中，词是三位一体的使用单位，是作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整体感知的”。

[9]（P219）有些学者认为语感之言语形式感，是单纯对言语形式的感知，这样就排除了语感中非常重要也最为复杂的语义，同时也否定了“意义的整体性”在成词中的作用。

《汉语词》虽然提出了汉语词韵律、句法、语义三位一体说，但美中不足的是排除了语感形成所严重依赖的因素——语境。

语境是语感形成的外部因素，所以不同的语境对个人有很强的制约作用。

进行公众语感测量，语境的制约作用也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语感的内容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语的，就是说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

调查问卷的设定本身就蕴涵着一种特殊形式的言语交流。

《汉语词》考察的只是静态的语感，是由调查者单向提供的。

事实上，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也是一种互动：主客体双方都是人，并非一方是人，另一方是言语的物化形式。

个体的言语经验即语感，正是通过这两种途径——静态的书面形式和动态的问答形式获得的。

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动态问答进行语境设定和语感分析。

语感应该是对无数言语对象长期的感知进而内化得来的一种能力，并非天生具有的。

因此，语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它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把语感作为调查汉语词的一个角度，就要尽量全面地兼顾这些因素，比如说语境、心理经验、文化传统、思想状况、健康状况等等。

《汉语词》没有对这些因素一一考虑，算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缺憾，因为通过大众语感测量进行汉语词研究，毕竟还只是一个初步探索，有些不足在现阶段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语言学家过去虽也强调语感对汉语词研究的重要性，却找不到观察和测量语感的具体操作方法，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语感测量本身带给我们的挑战。

总之，“大众语感的测量”蕴涵了以上分析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

语感首先是一种个体经验，不同的人即便面对相同的语言材料，其语感也会有差别。

譬如《汉语词》中提到的专家语感和一般语感，其差别就较大。

当然，这种个体间的语感差异是有限度的，否则人类就无法交际了。

但对研究语言而言，这种差异又会成为正确认识语言的障碍。

正因如此，我们所凭借的不是个人语感（包括专家语感和一般语感），而是公众语感（语言社团全体成员的语感），“个体语感反映个体间语感的差异，公众语感揭示语言社团共同的语感倾向。

”[10]（P91）通过调查可知，公众语感和专家语感是有明显分歧的，见表二[11]（P91）：语言存活于大众交际使用中，这种“语言社团共同的语感倾向”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知道，基于个体差异之上的普遍共性，对认识某一语言现象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获取这种普遍共性的“大众语感测量”，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角度，其测量结果同样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当然，在实际调查过程中，“语言社团全体成员”不能流于口号，要尽量做到“大众化”。

比如语言专家不可排斥，目不识丁的文盲也要有限度地顾及（可从口语角度以问答形式进行调查）。

这样的调查方法反映到理论上，就是对词进行多角度的、动态的考察，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

理论为调查提供方向，调查可用来验证、完善和发展理论，但调查不能只是为了“验证”而调查，应该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样才可以避免调查中的主观性影响，验证出理论存在的局限。

《汉语词》中展开的调查从来没有抛弃旧有理论，但又不迷信旧有理论。

《汉语词》第一章介绍“汉语词的认识历程”，其中涉及到很多词的理论，作者都作了公允评价或者暂不作评价，如字本位理论及界定词的标准等；第二章中“百年研究的启迪”，本身就表明是对旧有理论的继承发展和突破；第六章中展开调查之前先分别介绍了学界对同种语言现象的各家观点，然后在这种大背景下展开独立调查。

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都能从不同程度上推动语言研究，虽不能简单地说孰优孰劣，但基于不同方法和角度的各种研究，在是否更接近语言事实上和揭示语言规律上却有不同效果。